有暴動也有起義，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憤怒，一種是錯誤，而另一種是權利。在唯一公平合理的民主政體中，一小部分人有時會篡取政權，于是全體人民站起來，為了恢復自身的權利，可以走上武裝反抗的道路。在所有一切涉及集體的主權問題上，全體反對部分的戰爭是起義，部分反對全體的進攻是暴動；要看杜伊勒里宮接納的是什么人，如果它接納的是國王，對它進攻便是正義的，如果它接納的是國民公會，對它進攻便是非正義的。同一架瞄準民眾的大炮，在八月十日是錯的，在葡月十四日卻是對的。外表相似，本質不同，瑞士雇傭軍保護的是錯誤的，波拿巴保護的是正確的。

　　普選在自由和自主的情況下所作的一切，不能由街道來改變。在純屬文明的事物中也是這樣，群眾的本能，昨天清晰，明天又可能糊涂。同一種狂怒，用以反對泰雷是合法的，用以反對杜爾哥卻是謬誤的。破壞機器，搶劫倉庫，掘起鐵軌，拆毀船塢，聚眾橫行，不按照法律規定對待進步人士，學生殺害拉米斯，用石頭把盧梭趕出瑞士，這些都是暴動。以色列反對摩西，雅典反對伏西翁，羅馬反對西庇阿，是暴動，巴黎反對巴士底，是起義。士兵反對亞歷山大，海員反對哥倫布，是同樣的反抗，狂妄的反抗。

　　為什么？因為亞歷山大用劍為亞洲所做的事，也就是哥倫布用指南針為美洲所做的事，亞歷山大和哥倫布一樣，發現了一個大陸。向文明贈送一個大陸，這是光明的極大增長，因而對此的任何抗拒都是有罪的。有時人民對自己也變得不忠誠。群眾成為人民的叛徒。比如私鹽商販的長期流血斗爭，這一合法的慢性反抗，一旦到了關鍵時刻，到了安全的日子，人民勝利的日子，卻忽然歸附王朝，一變而為朱安暴亂，使反抗王室的起義，轉為擁護王室的暴動！無知的悲慘杰作！私鹽商販們逃脫了王室的絞刑架，頸子上的絞索還沒有解下來，便又戴上白帽微。“打倒食鹽專賣政策”，忽又變成“國王萬歲”。真是咄咄怪事！圣巴托羅繆節的殺人者、九月的扼殺者、殺害科里尼的兇手、殺害德·朗巴爾夫人的兇手、殺害布律納的兇手、米克雷、綠徽黨、辮子兵、熱胡幫、鐵臂騎士，這些都是暴動。旺代是天主教的一次大暴動。人權發動的聲音是可以辨別的，它不一定出自群眾奔突沖撞的雜沓聲，有失去理智的暴怒，有坼裂的銅鐘，號召武裝反抗的鐘不一定全發出青銅聲。狂熱和無知的騷亂不同于前進中的動蕩。站起來，可以，但只應當是為了向上。請把你選擇的方向指給我看。起義只能是向前的。其他一切的“起來”都不好。一切向后的強烈步伐都是暴動，倒退對人類是一種暴行。起義是真理的怒火的突發。為起義而掘起的鋪路石迸發著人權的火花。這些石塊留給暴動的只是它們的泥渣。丹東反對路易十六是起義，阿貝爾反對丹東是暴動。

　　因此，正如拉斐德所說，在某種情況下，如果起義能是最神圣的義務，暴動也可以是無可挽回的罪行。

　　在熱能的強度方面也有所區別，起義是火山，暴動是草火。

　　我們說過，反抗有時發生在政權的內部。波林尼雅克搞的是暴動，卡米爾·德穆蘭治理國家。

　　有時，起義就是起死回生。

　　用普選來解決一切問題還是個嶄新的方法，以前的四千年歷史充滿了人權被蹂躪和人民遭災難的事實，每個歷史時期都帶來了適用于當時的抗議形式。在愷撒的統治時期，不曾有過起義，但有尤維納利斯。

　　憤怒代替了格拉古兄弟的悲劇。

　　在愷撒時代有流放賽伊尼的犯人，也有歷史年表里的人物。

　　我們在這里不談論巴特莫斯的巨大放逐，這件事也引起理想世界對現實世界的強烈抗議，使成為大規模的諷刺，使尼尼微的羅馬、巴比倫的羅馬和所多瑪的羅馬作出《啟示錄》的光輝啟示。

　　約翰站在山石上就象斯芬克司蹲在底座上，人們可能不理解他，他是猶太人，寫的是希伯來語，但寫《編年史》的是拉丁人，說得更恰當一些，他是羅馬人。

　　那些尼祿們的黑暗統治，應同樣被描繪出來，僅以刻刀雕琢是平淡無味的，應使刻痕具有簡練而辛辣的文風。

　　暴君有助于思想家的觀察，接二連三的言論是猛烈的言論。當某一主宰剝奪群眾的言論自由時，作者就要再三加強他的語氣。沉默會產生神秘的威力，使思想經過篩濾如青銅般堅硬，歷史上的壓制造成了歷史家的精確性。某些文章象花崗石一樣堅固，實際上是暴君的壓力形成的。

　　暴君制度迫使作者把敘述的范圍縮小了，也就增添了力最，在羅馬的西塞羅時代，對韋雷斯的評論多少有些力量，可是對卡利古拉就遜色了。詞句簡練而加強了打擊力，塔西佗的思想是強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