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諸監既廢，賦牧地以佐芻粟，諸兵騎戰，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之馬，復從官給。番部養馬，既不常行，各邊市馬，又患不足。此戶馬保馬之法所由以行也。然戶馬則蠲科賦，保馬則蠲征役，而馬又皆從官級也，藉使猶或少厲于民，則亦斟酌修改之而已。國固可使乏馬，馬顧可使獨在邊番，而成周丘甸所出之馬，豈皆官養之邪？若夫熙河一帶，西控吐番，東蔽涇、涼，夏人右臂，實維茲地。若使彼間而取之，則豈惟延一路不解甲哉？將秦隴復受兵矣。而西域之不可通無論也，此公所以銳意于王韶之策歟？

　　宋之于北虜，雖慚于納賂，亦怯于用兵。惟怯故彼得肆無厭之求，惟慚故此常懷憤恨之意。然既不能攻之以雪其慚，則亦驕之以圖其后，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睢盱以幸目前之安者。此公所以割地畀遼，且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他如銷并軍營，修復水利，罷詩賦，頒經義，與夫方田之法之類，雖若紛然并出于一時，然君以堯、舜其民之心堅主之于上，臣以堯、舜其君之心力贊之于下，要皆以為天下而非私己也。諸臣若能原其心以議其法，因其得以救其失，推廣以究未明之義，損益以矯偏勝之情，務在協心一德，博求賢才，以行新法，宋室未必不尚有利也。

　　而乃一令方下，一謗隨之，今日哄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嘩然而議者新法也。臺諫借此以賈敢言之名，公卿借此以徼恤民之譽。遠方下吏，隨聲附和，以自托于廷臣之黨，而政事之堂，幾為交惡之地。且當是時，下則未有不逞之民指新法以為倡亂之端，遠則未有二虜之使因新法而出不遜之語，而縉紳之士，先自交構橫潰，洶洶如狂，人挾勝心，牢不可破。祖宗之法，概以為善，其果皆善乎？新創之法，概詆為惡，其果皆惡乎？抑其為議，有一人之口而自相抵牾，如蘇穎濱嘗言官自借貸之便，而乃力詆青苗錢之非；司馬公在英宗時，嘗言農民租稅之外當無所與，衙前當募民為之，而乃力詆雇役之非；蘇東坡嘗言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而乃力詆熙河之役之非；又如已非雇役不可行，而他日又力爭雇役不可罷之類是也。

　　有事體相類，自來行之則以為是，公行之則以為非。如河北弓箭社實與保甲相表里，蘇東坡請增修社約，并加存恤，而獨深惡保甲法之類是也；青苗錢之放，專為資業貧民，不使富民乘急以邀倍稱之息，司馬、韓、歐諸公既極言此錢不可放，則亦求所以抑兼并而振貧弱可也，乃徒訟此之非利，而不顧彼之為害，何邪？蘇東坡論雇役，至謂士夫宣力之馀，亦欲取樂，若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似此之類，既非真知是非之定論，亦非曲盡利害之︳謨，宜公概謂流俗，而主之益堅，行之益力也，一時議論，既如此矣，而左右記注之官，異時紀載之筆，又皆務為巧詆，至或離析文義，單摭數語而張皇之。如三不足之說，公之所以告君者何嘗如是也，然則當時所以攻新法者，非實攻新法也，惡公而半反其法爾。

　　昔者桓公舉夷吾于士師，而委之以國。夷吾乃為之作內政，興鹽策，委幣以斂州縣之谷，守準以御輕重之權，舉齊國之政而更張其太半，且曰：“國之重器，莫重于令。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桓公卒賴其計以成九合之功。子產之相鄭也，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舉鄭國之政而更張其太半。雖國人孰殺子產之謠，叔向將亡多制之書，士文伯“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不火何為”，又六月火現而鄭果災之先見明驗，亦銳然行之，而無所疑畏，卒之鄭賴以安，雖晉楚之強，莫能加焉。又其下如衛鞅之于孝公，盡取秦法而更為之，盡取秦民而束縛馳驟之。雖甘龍辨說之煩，秦民言令不便者以千數，而鞅終不為沮，卒之國內大治，諸侯重足屏息，爭西向而割地。彼數子，諸侯之貴臣爾，然皆以其計數之審，果敢堅忍，大得逞于其國。

　　而公以世不常有之材，當四海為家之日，君臣相契，有如魚水，乃顧落落如彼者，時勢異而冒忌眾故也。夫國內多故，四竟多敵，譬彼舟流，不知所屆，惟才與智，眾必歸之，此管仲諸人所以得志也。宋之治體，本涉優柔，真、仁而降，此風浸盛。士大夫競以含糊為寬厚，因循為老成，又或高談雅望，不肯破觚解攣以就功名。而其小人晏然如終歲在閑之馬，雖或萏豆不足，一旦圉人剪拂而燒剔之，必將然蹄而然嚙。當此時，而欲頓改前轍，以行新法，無惑乎其駭且謗矣。公之所以不俚于口者此也。賈誼年少美才，疏遠之臣，慨然欲為國家改制立法。當時絳、灌之徒，雖害之，而未至若是之甚者，以誼未嘗得政，而文帝直以眾人待之也。公令問廣譽傾一世，既已為人所忌，加以南人驟貴，父子兄弟，蟬聯禁近，神宗又動以圣人目之，而寄以心膂。

　　及橫議蜂起，公又悍然以身任天下之怨，力與之抗而不顧，公之所以不俚于口者此也。古人自修身正家以至治國平天下，莫不有法，而懿德善道，實行于其間，未有舍法度而可以為仁義者也。或乃謂公不務其本而專事法度，然則孟子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說非邪？古者水土初平，即底慎則壤，以制國用。《周官》一書，理財最備，而大《易》明著理財正辭、禁民為非之訓，蓋古之人未嘗諱理財也，后儒始忌諱爾。而或病公專言理財，然則國非其國可耶？宋之儒者，大率據經泥古，尊三代而羞漢、唐，至有欲復井田封建之法者。然亦幸其未試爾，如其試焉，能不如公之叢謗乎？當時一伊川在朝，其事權視公不啻十分之一而已，不勝其丑詆之多，則于公又何言哉？

　　元豐之末，公既罷相，神宗相繼徂落，群議既息，事體亦安。元若能守而不變，循習日久，膏澤自潤，孰謂非繼述之善也？乃毅然追懟，必欲盡罷熙、豐之法。公以瞑眩之藥攻治之于先，司馬公又以瞑眩之藥潰亂之于后，遂使國論屢搖，民心再擾。夷想常時，言新法可不罷者，當不止于范純仁、李清臣數子，特史氏排公不已，不欲備存其說爾。不然，哲宗非漢獻、晉惠比也，何楊畏一言，而章即相，章一來，而黨人盡逐，新法復行哉？悲夫，始也群臣共為一黨以抗君，終也君子小人各自為黨以求勝，糾紛決裂，費時失事，至于易世而猶不知止。從古以來，如是而不禍且敗者，有是理哉！公昔言于仁宗，謂晉武帝因循茍且，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茍容，棄禮義，捐法制。

　　后果海內大擾，中國淪于夷狄者二百馀年。又謂可以有為之時，莫急于今日，過今日，則恐有無及之悔。由此觀之，靖康之禍，公已逆知其然，所以苦心戮力，不畏艱難，不避謗議，而每事必為者，固公旦“天未陰雨，綢繆牖戶”之心也。況熙、豐之用章，公為之也。元之用章，亦公為之乎？而古今議者，乃以靖康之禍之獄獨歸于公，無亦秦人梟に參夷之習未忘乎？名實者，政事之本，治亂之原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卿大夫之心跡，莫不詳其本末，權其輕重，而折諸天，以正名議辟，美惡功罪，不相掩也。夫是以天理明而王法著，禮樂刑政可得而措焉。由公而前，若唐、晉、兩漢之世，由公而后，若崇、觀、宣、靖、紹興、開禧之間，大臣之賢不肖可知也。然或幸而得免于司寇之議，或雖議而未盡其罪，或適得本罪而未誅其意。乃公獨以體國之忠、救時之志，而蒙眾惡皆歸之謗，使后世干蠱興事之臣，戒于覆轍，而妒賢嫉能之輩，引以借口，此吾所以痛悼于千萬世名實之不正也。

　　雖然，公亦不得無罪焉。夫天地之道，浸言以漸也，況于人事哉？而公乃謂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于施為，坐此蔽而欲速之，弊不免矣。古者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圣人于《革》之時，必以“巳日乃孚，革言三就”為訓。而公乃謂以物役己，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徇眾，則事功無必成之望，坐此蔽而自用之弊不免矣。當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不能果斷，下之人持上太急，而動生謗議。公之意見，偶蔽于此。故于異議之人，概以讒說罷之。然禹、皋吁弗，反以相和，周、召異同，不妨共政。公不以此自勉，而欲以誅罰勝之，豈子產安定國家必大焉先之道邪？公嘗謂洪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而諸臣之才，惟鯀優于治水，故雖妨命圮族，而不能舍鯀。其平昔議論如此，所以不恤眾論而用章、呂者，亦曰姑取其才以濟吾事爾。然豈有欲求善治而用小人，既用小人而無后悔者邪？數者，公之罪也。雖不無不幸于其間，然律以皇極無有偏黨好惡之義，誰能為公諱也？

　　公之文集凡百卷，邑以公重，故集以地名。自宋以來，文章名家累數十，往往退讓下風，而莫敢爭列，草廬“日星”“海岳”之喻，蓋定論也。夫以公所立之高、所任之大既如彼，其文之不易及又如此，徒以大中未協，偏蔽猶存，不能不競不纟求不剛不柔，以通天下之志，渙天下之群，故雖遭逢誼辟，而沮撓牽奪之馀，非惟不足以酬其堯、舜君民之志，反以增重異議者之勢，使之勇于附和，以抑蔽其君臣相與之至情正義于天下后世。然則后之儒者，其毋以影響未試之學而自許太過也夫？其尚克偏去蔽以為王治之本，而毋以議論勝事實也夫？或曰：“使神宗享國比于殷武，而公之行政得如管仲，將群疑終不亡而事功終無成乎？”予曰：嘻，此予所以重為公既也。此予所知以天之無意于宋也。不然，以彼之君臣，乘崇高富貴之勢，而久于其道，乃顧出齊桓、管仲諸人之下耶？是為序。

　　嘉靖丙午秋八月望日邑后學章袞汝明謹書

　　【應云刻書跋】

　　荊國文公古詩十三卷，律詩二十一卷，挽詞一卷，集句歌曲二卷，四言詩、古賦、樂章、銘贊一卷，書疏一卷，奏狀一卷，札子四卷，內制四卷，外制七卷，表六卷，論議九卷，雜著一卷，書七卷，啟三卷，記二卷，序一卷，祭文、哀詞二卷，神道碑三卷，行狀、墓表一卷，墓志十卷。舊閩、浙、蘇、吳俱有刻，公梓里臨川顧缺無傳。予忝牧以來，每用為慨，謀梓之，購善本而無從也。走取家藏舊本，讎校而翻刻焉。于乎，公之文取材百氏，附翼六經，與韓、柳、歐、蘇、曾氏卓然成七大家，并傳海內，當與日月爭光。豈以刻不刻為公重哉？憶予少小時，侍先君古愚公，論宋史至熙寧，奮袂哨公。先君厲聲曰：“稚兒毋乃剿說。”時慚退，不知所云。異時游四明，泛鑒湖，公撰述吟詠，勒在木石，璀璨陸離，與山光水色爭雄競麗，心目眩瞀，不可攬結，蓋私極愛慕，愿為執鞭久矣。既而旅金陵，得公全集，昕夕讀，不忍去手，然直謂公文章家丈人耳。徐考公宰鄞諸政，青苗、保甲、市易、水利，種種有成跡可按，鄞民至今賴之。乃喟然嘆曰：“若公者，豈獨長于文已乎？豈獨能于宰已乎？”夫隆污者，道也，成敗者，數也。公動稽堯、舜，心表天日，乘時遇主，謂《周官》往軌，運掌可修，而靡所究竟，此豈專任自信之過哉！一時名賢，弗克和衷，胥匡變而之道，此何咎焉？矧公學本經術，才弘經濟，志存周、孔，行比夷、由，固杰然一人豪也。一咻眾排，甚者冤以靖康禍本此，非所謂剿說者耶？公墓不知所在，謀所以專祠公而不獲。公二十二世孫王生瑞從予乞祀田，予既刻公文，復稍助之，以延公祀云。

　　嘉靖丙午九月既望，臨川縣知縣后學象山應云謹識。

　　【臨川集一百卷（內府藏本）】

　　宋王安石撰。安石有《周禮新義》已著錄。案《宋史·藝文志載》：“王安石集一百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同。晁公武《讀書志》則作一百三十卷。焦《國史經籍志》亦作一百卷，而別出后集八十卷。與史志參錯不合。今世所行本實止一百卷，乃紹興十年郡守桐廬詹大和校定重刻，而豫章黃次山為之序。次山謂集原有閩、浙二本，殆刊版不一，著錄者各據所見，故卷數互異歟。案：蔡絳《西清詩話》載，安石嘗云：“李漢豈知韓退之，輯其文不擇美惡，有不可以示子孫者，況垂世乎？以此語門弟子，意有在焉。而其文迄無善本，如‘春殘密葉花枝少’云云，皆王元之詩；《金陵獨酌寄劉原甫》皆王君玉詩；‘臨津艷艷花千樹’云云，皆王平甫詩。”陳善《捫虱新話》所載亦大略相同。據二人所言，則安石詩文本出門弟子排比，非所自定，故當時已議其舛錯，而葉夢得《石林詩話》又稱蔡天啟稱荊公嘗作詩，得“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詩，然不能舉全篇。

　　薛肇明被旨編公集，遍求之，終莫之得。肇明為薛昂字，是昂亦曾奉詔編定其集，顧蔡絳與昂同時，而并未言之。次山序中只舉閩、浙本而不稱別有敕定之書，其殆為之而未成歟？又考吳曾《能改齋漫錄》稱荊公嘗題一絕句于夏文扇，本集不載，見《湟川集》。又稱荊公嘗任鄞縣令，昔見一士人，收公親札詩文一卷，有兩篇今世所刊文集無之，其一《馬上》，其一《書會別亭》云云。是當時遺篇逸句，未經搜輯者尚夥。其編訂之不審，有不僅如《西清詩話》所議者。然此百卷之內，菁華具在。其波瀾法度，實足自傳不朽。朱子《楚辭后語》謂“安石致位宰相，流毒四海，而其言與生平行事心術，略無毫發肖。”夫子所以有于予改是之嘆。斯誠千古定評矣。（《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集部別集類六。）

　　【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宋刊本）】

　　此臨川曾孫玨刊本，前有小序云：“曾大父之文，舊所刊行本率多舛誤。政和中，門下侍郎薛公、宣和中先伯父大資皆被旨編定，后罹兵火，是書不傳。比年臨川、龍舒刊行，尚循舊本。玨家藏不備，復求遺稿于薛公家，是正精確，多以曾大父親筆刻石為據。其間參用眾本，取舍尤詳，至于斷缺，則以舊本補校足之，凡百卷，庶廣其傳云。紹興辛未孟秋旦日右朝散大夫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王玨謹題。”又有總目，惟載某卷之某卷某體詩某體文；其細目載每卷之前。目后即接本文。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字。書中桓字作“淵圣御名”，構字作“御名”，慎、敦、廓字不缺筆。雖有后來修版，謬誤不少，而原書尚是紹興舊刻可知。核之明翻詹大和刻本，卷第皆同，惟挽辭中少蘇才翁挽辭二首，集句中少《離升州作》一首，而多《移桃花》一首。詩云：“舍南舍北皆種桃，東風一吹數尺高。枝柯蔫綿花爛熳，美錦千兩敷亭高。晴溝漲春綠周遭，俯視紅影移漁ザ。山前邂逅武陵客，水際彷佛秦人逃。攀條弄芳畏腕晚，已見黍雪盤中毛。仙人愛杏令虎守，百年終屬樵蘇手。我衰此果復易虧，蟲來食根那得久。瑤池紺絕誰見有，更值花時且追酒，君能酪酊相隨否。”案，此詩不似集句，疑當時誤編入也。（《鐵琴銅劍樓書目》卷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