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安石變法以來，御史中丞呂誨首論其過失，安石求去位，神宗為出誨。御史劉琦、錢ダ、劉述又交論安石專肆胸臆，輕易憲度，殿中侍御史孫昌齡亦繼言，皆坐貶。同知諫院范純仁亦論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罷諫職。呂公著代呂誨為中丞，亦力請罷條例司并青苗等法，諫官孫覺、李常、胡宗愈，御史張戩、王子韶、陳襄、程顥，皆論安石變法非是，以次罷去。

　　前宰相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乞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行之。奏至，安石稱疾，求分司，神宗不許。時翰林學士司馬光當批答，安石指言光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神宗諭安石曰：“詔中二語，乃為文督迫之過，而朕失于詳閱，當令呂惠卿諭旨。”翌日，安石入謝。因為神宗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流俗相為輕重。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為輕重，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奸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為。是于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于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神宗以為然。安石乃視事。

　　熙寧三年，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御史中丞楊繪、御史劉摯陳免役之害坐黜，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皆以忤安石罷，知雜御史謝景溫初附安石，亦以不合去。

　　六年，命知制誥呂惠卿修撰經義，以安石提舉，而以子兼同修撰。王韶取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安石率群臣入賀，神宗解玉帶賜之，以旌其功。慈圣光獻皇后、宣仁圣烈皇后間見神宗，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言：“王安石亂天下。”神宗亦流涕，退，命安石裁損之。安石重為解，乃已。七年，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安石不悅，求避位，遂拜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三經義》成，拜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

　　初，呂惠卿為安石所知，驟引至執政，安石去位，惠卿遂叛安石。洎安石再相，茍可以中安石，無不為也。會安石子卒，安石力求去。九年，拜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安石丐奉祠，以使相為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又辭使相，乃以左仆射為觀文殿大學士。元豐三年，封特進，改封荊國公。安石退居金陵，始悔恨為呂惠卿所誤，每嘆曰：“吾昔交游，皆以國事相絕。”意甚自愧也。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薨，年六十六，贈太傅。紹圣初，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廷。崇寧三年，配享文宣王廟。政和三年，封舒王。靖康元年，停文宣王配享，列于從祀；后又罷安石配享神宗廟，而奪其王爵。

　　初，安石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歲為《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凡以經試于有司，必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先儒傳注既盡廢，士亦無復自得之學，故當時議者謂：“王氏之患，在好使人同己。”安石又著《日錄》七十卷，如韓琦、富弼、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鎮、呂誨、蘇軾及一時之賢者，重為毀詆，而安石不恤也。

　　安石性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傅經義，出己意，辨論輒數百言，眾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馀罷，終神宗世，八年不復召，而恩顧不久衰云。弟安國、安禮，子。臣曰：安石之遇神宗，千載一時也。而不能引君當道，乃以富國強兵為事，擯老成，任新進，黜忠厚，崇浮薄，惡鯁正，樂諛佞，是以廉恥汩喪，風俗敗壞。孟子所謂“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豈不然哉？烏！安石之學既行，則奸宄得志，假紹述之主以脅持上下，立朋黨之論以禁錮忠良，卒之民愁盜起，夷狄亂華，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悲夫！（王《東都事略》卷七十九）

　　【臨川文集序】

　　古之相其君而成不世之業者，其皆與天下共焉而不以己與者乎？未嘗無所立，而泊然其不敢居；不能無所長，而慊然其不敢恃。虛懷夷氣，受天下若壑，而其精強轉運，嘗行于韜光挫銳之中。守此而猶有意外不可盡睹之情撓乎其間，則雖有不韙之名，涉似之跡，猶受而甘之，益外礱其所未融，而內浚其所未至，此非獨以求濟其事也。君子之道，合天地萬物為一體，以己與焉，則阻隘閡隔，不聯不貫，而況相天下者，其物情國經，殊才積勢，取給于贊決，有非以一己能遍察而獨承者，其不敢居焉，且恃道固然也。操瑰瑋孤特之行，竣于矜己以收其聲，持決督厲之用，必于責人以速其效，是卑處散地效一官者則可爾。據宰相之尊，將奉其君以厘新大業，天下方狃其舊而不吾信，而欲以是道行之，即其雅度夷氣，能收其形于外，而潛伏未艾之根，有一毫廁于胸臆，則幾微不能自掩，聲音笑貌，無以漬灌于物。始而矜，中而勝，終而固爭，迨夫情憤惋而詞乖激，才易事憤，而天下始不勝其弊矣。矜己而卒于謗，責人而卒于叛，背于道而求濟，宜其難矣。

　　宋荊國王文公嘗相神宗，憫日弱之勢，睹積弊之時，方欲變法更制，舉其主于堯、舜。而公以平生卓絕之行，精博之學，處得君之地，觀其注意措手，規局旨趣，三代以來，一人而已。然其時每一法出，則天下皆駭而爭，攻擊疏分，曾無虛日。比公不安而去，雖其所嘗薦引者，皆起而攻之，至謂為邪，而靖康之禍，或歸其郵于公。庸常守成，茍以自度，猶得辭其過于后，而公以堯、舜、伊、周之心，卒用為罪，其亦宜公之不服，而天下后世幾稱過乎？嗟夫，如公者，豈非所謂瑰瑋孤特之行，欲勝天下以長，而決督厲之用，欲暴天下以所立者與？公既以其高自處，而視天下莫并己才智，老成咸背而去，去而莫與共吾事者，斯奸人乘間而入。

　　反復排擊之馀，法制數易，民眩于聽，官易其常，始囂然索其平和敦龐之氣。獨程淳公嘗有天下事非一家之語，誠深知公所為。病若是，而歸基禍之過于公，于情未稱，亦抑有由也。公文章根柢六經，而貫徹三才，其體簡勁精潔，自名一家。平生展錯，無出于使還一書，讀之有古人畎畝翻然之志，而后世顧以公相業疑之。然公業所以不就，其失自有在，亦安得而并疑其書也？德安吉陽何先生巡撫江西，悉厘百工，表章往哲，刻公集于撫州，而命沐為序。沐嘗從先生得聞天地萬物一體之學，輒以此序公文，且用以告后之相天下者。

　　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吉，賜進士出身亞中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參政前奉敕提督江廣兩省學政刑部郎臨海后學王宗沐書。

　　【紹興重刊臨川文集敘】

　　紹興重刊《臨川集》者，郡人王丞相介父之文，知州事桐廬詹大和甄老所譜而校也。藝祖神武定天下，列圣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挾所長與時而奮。王元之、楊大年篤尚音律，而元獻晏公臻其妙。柳仲途志、穆伯長首唱古文，而文忠歐陽公集其成。南豐曾子固，豫章黃魯直，亦所謂編之乎詩書之冊而無愧者也。丞相旦登文忠之門，晚躋元獻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魯直稱為不朽。近歲諸賢舊集，其鄉郡皆悉刊行，而丞相之文，流布閩浙，顧此郡獨因循不暇，而詹子所為奮然成之者也。紙墨既具，久而未出。

　　一日謂客曰：“讀書未破萬卷，不可妄下雌雄。讎正之難，自非劉向、揚雄莫勝其任。吾今所校本，仍閩浙之故耳，先后失次，訛舛尚多。念少遲之，盡更其失，而慮歲之不我與也，計為之何？”客曰：“不然。皋，蘇不世出，天下未嘗廢律。劉，楊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書。凡吾所為，將以備臨川之故事也。以小不備而忘其大不備，士夫披閱，終無時矣。明窗凈榻，永晝清風，日思誤書，自是一適。若覽而不覺其誤，孫而不能思，思而不能得，雖劉、楊復生，將如彼何哉？”詹子曰：“善。客其為我志之。”十年五月戊子，豫章黃次山季岑父敘。

　　【王臨川文集后序】

　　邑侯應君云刻荊公集成，余適東探禹穴，窺石梁、雁蕩而歸，屬序其后。嗚呼，是文獻之所存也。夙志系焉，雖不敏，其何敢辭！惟公文章發于經術，雄偉精深，長雄一代。然其未嘗刻，意殆亦無授，視昌黎所志子厚者遠矣。乃顧寥落，不得與歐、蘇諸集并流天下。撫，雖公桑梓之區而亦無刻焉，豈非世儒疵公相業、橫議不明使然耶？

　　夫公之相業，明道、象山之論公矣，精矣。或疑明道不非新法而訾陸黨焉，此與兒童之見何異，然竊嘗怪之。公以間世之英，氣魄蓋世，負伊、周之志，宗孔、孟之學，其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難進易退之介，固已信于天下。遇大有為之君，而帥行先王之法意，雖其條理弛張或未盡善，彼其志蓋昭然可睹也。然而新法一行，群議鼎沸，一時攻訐成風，至詆為奸邪，其故何哉？圣道絕而學術裂也。

　　夫圣人，是非之準也。春秋賢卿大夫，其見稱于孔子者不少矣，而獨多管仲之功，曰：“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及其攝相，未幾而誅亂政大夫勤帥后阝費，豈群情之所趨哉！彼亦睿圣獨見治亂之原耳。況夷狄之逼中國，豈魯三都比耶？乃有洞見亂原，以先王之道匡天下，而不為管仲者，非夫子之所與哉！世喪道千有馀年，非實得其他墜緒如濂溪、明道者，固難優于春秋賢卿大夫，至其束私見而攣故習，雖賢者不免焉，則是非之謬于圣人久矣。何者？見有所囿則蔽于睹遠，意有所詫則樂于黨同，其勢然也。

　　昔充國平羌之策，裴度伐蔡之議，此特一事耳，自其成而觀之，雖庸人無疑也。而其始，舉朝異之，況大取天下之弊法而更張之者哉！宋之中葉，國勢浸弱，民志不振，夷狄交侵，遼夏為急，猶人癰疽并發于肩臂而神力俱疲，咸以其無甚作楚，因謂之安。公既洞見天下之勢，逆知夷狄之禍，而獨憂之。故每啟昭陵以“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而拳拳以晉武、梁武趨過目前”為戒。蓋欲早為之所也。其相裕陵以更化，蓋將通壅滯，實藏府也。諸賢既罔或齊公之見，怪其行用，而客氣勝心以逞，又復攘臂其間。訐以為直，不孫為勇，夫子之所惡也，而世以為賢。甚至攖人心，挾天變，以要其上而黨排之，必使公不得究其志，至元盡罷新法而后快。則彼雖幽、厲之政，宜可反而中興，復文、武之境土矣。

　　乃顧自貽紹圣之戚，因循而致靖康之禍，卒使中國淪陷，一如公所憂者，果誰執其咎。而顧橫加諸公，是尚為有是非之心乎？使繼相者有若明道，以大公之學善其后，則于公有光矣，豈至淪胥以敗哉？當時問相之對博舉而不一及之者，亦以其素不排公故耳。雖然，公自謂用志精則知人明，乃亦不知薦以自代，何邪？一時英望之去多公素與，公意為天下忍之，欲俟法行還之，與樂成耳。知者行之，仁者守之，明道已不可其說，而公不從，卒貽后悔，非亦有所蔽與？公謂未有不得先王之道而能行先王之法者，是也。其憂斯民之左衽，不以身家貳其志，豈非自任以至誠惻怛得先王之道乎？而不知其激于群言果于行法者，已不免意必偏黨之私，其心之于哀矜而有所忿忄矣，烏能得其正而不辟哉？是公之所以為蔽，不精于圣學之過也，于諸賢何獨尤哉？至其洞見幽遠，圖患于未形，雖圣人不易也。其后忠定因水災而憂虜變，蓋公之馀明也，而天下服其忠知。欽高相之不下，裕陵之倚公者以此。

　　然其御擊恢復諸策亦卒奪于讒議而幾危其身，況公圖之于未形乎？于乎，有宋夷狄之禍極矣。使公不能制之于未亂之前，而忠定不能救之于既變之后，則橫議之禍流也。夫學術不明，使下無公論，上無信史，蔽人心而奪國是，卒亡宋于虜，豈獨使公負重毀于后世哉！此余所以重為千古發慨而不能已也。若夫新法之未始皆不善也，介庵子序之詳矣。后世亦多祖而用之，故余略焉，特取其大而隱者著之耳。

　　昔陳申公述鄭亞之言以序李集，謂其“蘊開物致君之才，居丞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策，垂經天緯地之文。”公雖未盡得先王之道也，將不優于斯語乎？善讀公集者，當自得之矣。應侯，寧波人。公嘗令鄞邑，稱循吏而廟食焉，民至今神之。其法施于民也，侯習聞之，故梓其集于臨川云。

　　嘉靖丙午秋九月既望，邑后學陳九川敘。

　　【書臨川文集后】

　　嘉靖丙午秋八月，臨川邑侯象川應君，刻《荊國王文公集》成，謂袞邑人也，宜有以序其事。昔我象山陸文安公序公祠堂于宋，草廬吳文正公序公文集于元，二公皆命世大儒，其事核而精，其文直而肆，公之純疵得失，猶方員之囿于規矩也。予末小子，安敢復有所贅？然竊惟公之相業，所以未能成先資之信，快人心之公者，直以變法之故爾。二公之言，雖已抉發隱義，提挈宏綱，而其端緒曲折，尚若有未暇及者。故雖不敏，不敢過避焉。夫善觀人者必驗乎心跡，善為治者必核乎名實。心跡不明，則名實不正，名實不正，則爵祿廢置、生誅予奪皆失其道，而天下之治靡矣。若公與神宗之事，豈非千萬世名實不正之最甚者乎？宋之有天下，燕、云盡失，契丹已強于北，元昊繼起，兵力又奪于西，不能數戰。

　　則其勢不得不出于求和。轉輸金繒，每歲不貲，卑禮甘言，惟恐挑禍。漢之文、景，國辱而民不困，時則有文、景之辱，而無文、景之利。此蓋凜然不可恃以常安之勢也。治平、熙寧之際，上元刂下弊，綱紀法度，根本枝葉，無不受病。譬如中年之人，雖容色言動，無異少時，然縱恣之馀，腹心肝鬲之疾，纏綿膠錮，待時而發，此蓋斷然不容怠忽玩忄曷之時也。神宗深知天下之勢，將欲大有所為，而又不御游畋，不治宮室，眷求義德，與圖治理，誠曠世一出，人臣所當效力致死之君也。乃公之節行文章，既已大過于人，而道德經濟又獨以身任之。當仁宗在位之日，使回一書，究極治體，直欲化裁三代以趣時變，與區區隨世遷就諸人，規模別。繼論時政，則語意益切，岌然如禍亂之逼乎其后，賈太傅之痛哭，劉賢良之剴切，可謂異世同符矣。有臣如此，蓋亦曠世一出，人君所當虛己委任、共享天心者也。夫其君臣相遇之盛如此，而時勢所值，又當否泰安危、往來消長之際，然則公與神宗所以悉心謀議、創制立法，而將以伸其大有為之志于天下，豈但君臣之分義則然，固亦天命人心所不容已也。

　　今考當時常平倉，司馬公所謂“三代之良法，放青苗錢之害小，廢常平倉之害大”者也。然積滯不散，侵移他用，平時既無補于貧民，必待年兇物貴，然后出糶，而所及者又皆城市游手之輩。況谷則減價而糶，惟富民為能應其糶，谷賤則增價而糴，惟富民為能應其糴，貧民下戶，既無可糶，又不能糴，勢不免于借貸。蘇穎濱曰：“天下之人，無田以為農，無財以為商，禁而勿貸，不免轉死于溝壑。使富民為貸，則用不仁之法，收太半之息，不然，亦不免脫衣避屋以為質，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為息，今可使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穎濱此論，則公所行青苗錢之法也。考之于古，景公之于齊，子皮之于鄭，司城子罕之于宋，既皆以貸而得民。驗之于今，則前此陜西一路，已翕然稱便矣。然則青苗錢之放，乃所以救常平之失，而修耕斂補助之政也。

　　古者民多則國強，民少則國弱，兵無非民故也。宋自雍熙、端拱以來，西北多事，朝廷爭言募兵。既募征行之兵，又募力役之兵，大率非游手之徒，則亡命之輩。于是始聚百萬之兵而仰食于縣官，非如漢、唐之初，有事則擐甲胄以蹈行陳，無事則服田積谷以廣軍儲。冗而無制，則老弱參半，而不堪戰斗；聚而不散，則偃蹇驕隋，而易于為亂。而上下以為得計，方且盡用衰世刻之術，剝吾民以之。及不可用，則又為之俯首以事驕虜，而使此輩自安于營伍之中。況是時京東、京西、淮南諸路劇盜，如王倫、張海輩，肆意橫行，建旗鳴鼓，官吏逢迎入城，與之宴飲，雖有番戍之兵，如入無人之境。兵制之壞，莫甚于此。此公保甲之法所由行也。其要在于訓練齊民，使皆可戰，稍復府兵之舊，以減募兵紓民力。當時，蘇東坡極言養兵之害，而欲訓練州縣之土兵，以省禁兵，意亦如此。然必畿甸就緒，乃以漸推之于天下，始但隸于司農，以捕盜賊相保任，繼乃肄習武事，定其賞罰，而隸于兵部，其政令一聽于樞密。蓋公所以計之者審矣。

　　民情莫不欲富，亦莫不欲逸也。宋到中葉，役法大壞，產破家亡，視為常事，而衙前州役為甚。韓絳則言，民有父自經死，冀免其子，逐嫁祖母，與母析居，以圖避免者。司馬公則言，自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多種一桑，多置一牛，畜二年之糧，藏十疋之帛，則已目為富戶，抉充衙前。吳充則言，鄉役之中，衙前為重，至有家貲已竭，而逋負未除，子孫既沒，而鄰保尤逮，田地不敢多耕、骨肉不敢義聚者。然則當役之家，出錢以雇役，坊郭、女戶、品官之家，斂錢以助役，官又為之賣坊場、給閑田以充雇直，固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之意也。況公之為是法也，曷示一月，民無異詞，乃著為令。令下之日，物情大快，于是始行諸天下，而亦各從其便以為法。此則雇役法之大略也。諸路上供，歲有定數。年有豐兇，故出辦有難易；道有遠近，故勞費有多寡。典領之官，專務取贏，內外不相知，饒乏不相補，四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而農民重困，國用無馀，于是均輸之法行焉。

　　先王之于商也，未嘗不欲抑之以懲游末，亦未嘗不欲厚之以通貨賄。其于民也，固嘗補助于耕斂之時，又欲周給于祭祀喪紀困迫之日，此《周官》泉府之法所以為厚也。今雖萬室之邑，然貨之滯而不售，民之欲賒且貸者，已不貲矣，而況都會之地哉？公之所以創為市易之法者，固將抑兼并以厚商賈，備經制以利民用，而必量取一分二分之息者，亦欲其仁可繼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