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們所見，整個黑話，無論是四百年前的黑話或今天的黑話，都滲透了那種時而把抑郁姿態，時而把威嚇神情賦予一切詞的象征性的陰暗氣質。我們能在這里感受到當年在圣跡區玩紙牌的那些流浪漢的郁怒情緒，那些人有他們自己獨創的紙牌，我們還保存了幾副。例如那張梅花八便是一株有八片大花瓣的大樹，一種表現森林的怪誕手法。樹底下畫了一堆燃燒著的火，三只野兔抬著一個穿在烤叉上的獵人在火上烘烤，樹后面，另一堆火上掛一口熱氣騰騰的鍋，鍋里露出一個狗頭。這上面所畫的是對那種燒死走私犯和煮死鑄私錢犯的火刑的反擊情緒，而竟描繪在一張紙牌上，可以說再沒有什么比這更陰森的了。在黑話的王國里，思想所采取的各種不同形式，即使是歌曲、嘲笑或恐嚇，也全有那種無可奈何和壓抑的特征。所有的歌曲——某些旋律已經收集——全是低聲下氣悲切到使人流淚的。鬼蜮社會自稱為“可憐的鬼蜮社會”，它總是象一只隨時隱藏的野兔、逃竄的老鼠、飛走的小鳥。它稍微表示了一點意見，便又抑制自己，以一嘆了之。我們的耳朵刮到過這么一句訴苦的話：“我不懂，上帝，人的父親，怎么可以虐待他的子孫后代，聽憑他們呼號而無動于衷。”窮苦人每到想問題時，總自以為在法律面前是渺小的，在社會面前是軟弱無力的，他五體投地地乞求憐憫，人們感到他認識了自己的錯誤。

　　但在上一世紀的中葉，卻起了變化。監獄里的歌，歹徒們經常唱的曲調，可以說，有了種傲慢和歡快的姿態。怨嘆的maluré已被larifla所替代。及至十九世紀，幾乎所有的大橈船、苦役牢、囚犯隊里的任何歌曲都有了一種瘋狂費解的輕快趣味。人們在其中常聽到這幾句尖戾跳動的疊歌，它們好象被微弱的磷光照亮著，隨著笛聲被一團鬼火引進森林里似的：

　　看啊在那里，就在那里嘛，

　　高聲歌唱啊，大打牙祭吧！

　　就在那里啊，你去看看嘛！

　　歌聲要響亮，狂飲要痛快！

　　在地窖里或在林中一角掐死人時，人們便唱著這首歌。

　　嚴重的癥狀。那些陰沉階級的古老傷感情緒到十八世紀已經消失了。他們開始笑起來了。他們嘲笑上帝和國王。在談到路易十五時，他們把法蘭西國王叫做“龐坦侯爺”。他們幾乎是輕松愉快的。有一種輕微的光從這些窮苦的人群中透出來了，仿佛他們心中的壓抑已不存在。這些活在黑暗中的悲慘人群已不僅是只有行動上那種不顧一切的膽量，也還有精神上那種無所顧忌的膽量。這說明他們已失去了那種自慚多罪的感受，并感到自己已在某些思想家和空想者中間受到一種說不上是什么的不自覺的支持。這說明偷盜和劫掠行為已被列為某些學說和詭辯的論題，得以稍稍減掉一點它們的丑惡，卻也大大增加了這些學說和詭辯的丑惡。總之，這說明，假使沒有變化，在不久的將來，便將出現巨大的暴動。

　　且慢。我們在此地控訴誰呢？十八世紀嗎？它的哲學嗎？當然不是。十八世紀的成就是健康的，好的。以狄德羅為首的百科全書派，以杜爾哥為首的重農學派，以伏爾泰為首的哲學家，以盧梭為首的烏托邦主義者，這是四支神圣的大軍。人類走向光明的巨大進展應當歸功于他們。這是人類向進步的四個方面進軍的四個先鋒，狄德羅馳向美，杜爾哥馳向功利，伏爾泰馳向真理，盧梭馳向正義。但是，在哲學家的身旁和底下，有那些詭辯派，這是雜在香花中的毒草，是處女林中的霸王鞭。正當劊子手在最高法院的正廳樓梯上焚燒那個世紀一些偉大而志在解放的書籍時，許多現已被遺忘的作家卻在國王的特許下發表了不知多少破壞性極強的文章，專供窮苦人盡情閱讀。這些著作中的好幾種，說也奇怪，還受到一個親王的保護，收藏在“秘密圖書館”里。這些意味深長但不讓人知的小事，表面上是未被覺察的。而有時，一件事的危險性正在于它的不公開。它不公開，因為它是在地下進行的。在所有這些作家的著作中，把人民群眾引向最不健康的邪路上去的一部，也許要數上勒蒂夫·德·拉布雷東的。

　　這部著作，風行于整個歐洲，在德國比在任何地方為害更烈。在德國，經過席勒在他那名劇《強盜》中加以概括以后，偷盜和劫掠便曾在某個時期挺身而起，向財產和工作提出抗議，吸取了某些淺薄、似是而非、虛偽、表面正確而實際荒謬的思想，并用這些思想把自己裝扮起來，隱藏在里面，取了個抽象的名詞，使自己成為理論，并以這樣的方式在勤勞、痛苦和誠實的人民群眾中泛濫成災，連那配制這一混合藥劑的化學家也沒有察覺，連那些接受了它的群眾也沒有察覺。每次發生這樣的事，那總是嚴重的。痛苦生怒火，每當榮華階級瞎了眼或睡大覺（這總是閉著眼的），苦難階級的仇恨便在一些郁悶或懷著壞心眼待在角落里夢想的人的心中燃起它的火把，并開始對社會作研究。仇恨所作的研究，可怕得很！

　　因此，假使時代的災難一定要這樣，便會發生人們在過去稱作“扎克雷運動”的那種駭人聽聞的震蕩，純政治性的動亂和那種運動比較起來只不過是兒戲，那已不是被壓迫者對壓迫者的斗爭，而是窘困對寬裕的暴動。到那時候一切都得崩潰。

　　扎克雷運動是人民的震動。

　　在十八世紀末，這種危險也許已迫在眉睫，法國革命——

　　這一正大光明的行動——卻一下子截住了它。

　　法國革命只不過是一種用利劍武裝起來的理想，它挺身猛然一擊，在同一動作中關上了惡門也打開了善門。它解決了問題，宣布了真理，清除了瘴氣，凈化了世紀，替人民加了冠冕。

　　我們可以說它又一次創造了人類，賦予人類以第二個靈魂，人權。

　　十九世紀繼承并享受了它的成果，到今天，我們剛才指出的那種社會災難已干脆變成不可能的了。只有瞎子才會對它大驚小怪！只有傻子才會對它談虎色變！革命是預防扎克雷運動的疫苗。

　　幸虧那次革命，社會的情況改變了。在我們的血液里已不再存在封建制和君主制的病害。在我們的體質里已經不再存在中世紀。我們這時代不會再發生那種引起劇變的內部紛爭聚訟，不會再聽到自己腳下那種隱隱可辨的暗流，不會再遇到那種來自鼴鼠的坑道、出現在文明表層的難于形容的騷動，不會再有地裂，巖洞下坼，也不會再看見妖魔鬼怪的頭從地底下突然鉆出來。

　　革命觀便是道德觀。人權的感情，一經發展，便能發展成責任感。全民的法律，這就是自由，按照羅伯斯庇爾的令人欽佩的定義，自由止于他人自由之始。自從一七八九年以來，全體人民都以崇高化了的個體從事自我發展，沒有一個窮人不因獲得了人權而興高采烈，餓到快死的人也感到對法蘭西的誠實滿懷信心，公民的尊嚴是精神的武裝。誰有自由，誰就自愛，誰有選舉權，誰就是統治者。不可腐蝕性由此而生，不健康的貪念由此而滅，從此，人們的眼睛都在誘惑面前英勇地低垂下去了。革命的凈化作用竟達到了如此程度，一朝得救，例如在七月十四日，例如在八月十日，所有的賤民全不存在了。光明偉大的群眾的第一聲吶喊便是：“處死盜竊犯！”進步創造正氣，理想和絕對真理決不偷偷摸摸。一八四八年載運杜伊勒里宮財富的那些貨車是由誰押送的？是由圣安東尼郊區的那些收破衣爛衫的人押送的。破爛兒護衛著寶庫。好品德使那些衣服襤褸的人顯得無比莊嚴。在那些貨車上的一些沒有關嚴，有些甚至還半開著的箱子里，在一百只燦爛奪目的寶石匣子里，有那頂整個鑲滿了鉆石的古老王冠，頂上托著那顆價值三千萬的代表王權和攝政權所用的紅寶石。他們，赤著腳，保衛著這頂王冠。

　　足見不會再有扎克雷運動了。我對那些機智的人感到遺憾。舊日的畏懼心在這里起了它最后一次作用，從此不能再用在政治方面了。紅鬼的大彈簧已斷。現在人人都識破了這一點。稻草人已不能再嚇唬人了。飛鳥已和草人混熟，鳩雀停在它的頭上，資產階級把它當作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