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三一和一八三二，緊接著七月革命的這兩年，是歷史上的一個最特殊和最驚人的時期。這兩年，象兩個山頭似的出現在這以前的幾年和這以后的幾年之間。它們具有革命的偉大意義。人們在這期間能看到許多危崖陡壁。在這期間，各種社會的群眾，文明的基礎，種種因上下關連和互相依附的利益而形成的堅強組合，法蘭西古舊社會的蒼老面貌，都隨時忽現忽隱在多種制度、狂熱和理論的風云激蕩中。這種顯現和隱滅曾被稱為抵抗和運動。人們在其中能望見真理——人類靈魂的光——放射光芒。

　　這個令人矚目的時期相當短暫，已開始離我們相當遠了，趁早回顧一下，卻還能抓住它的主要線索。

　　讓我們來試試。

　　王朝復辟是那種難于下定義的中間局面里的一種；這里有疲乏、竊竊的議論、悄悄的耳語、沉睡、喧擾，這些都只說明一個偉大的民族剛趕完了一段路程。那樣的時代是奇特的，常使那些想從中牟利的政治家們發生錯覺。起初，國人只要求休息！人們只有一種渴望：和平，也只有一個野心：蜷縮起來。換句話說，便是要過安靜日子。大事業，大機會，大風險，大人物，謝天謝地，全都見夠了，再也接受不下去了。人們寧肯為了普呂西亞斯而舍棄愷撒，寧肯為伊弗佗王而舍棄拿破侖。

　　普呂西亞斯，指比西尼亞的普呂西亞斯二世，他將漢尼拔出賣給羅馬人。

　　伊弗佗王，法國貝朗瑞民歌疊句中的人物。

　　“那是一個多么好的小國王！”人們從天明走起，辛辛苦苦，長途跋涉了一整天，直走到天黑；跟著米拉波趕了第一程，跟著羅伯斯庇爾趕了第二程，跟著波拿巴趕了第三程；大家全精疲力竭了。人人都希望有一張床。

　　疲敝的忠誠，衰退了的英雄主義，滿足了的野心，既得的利益，都在尋找、索取、懇請、央求什么呢一個安樂窩。安樂窩，它們到手了。它們獲得了安寧、平靜、閑逸，心滿意足了。可是與此同時，某些既成事實又冒出了頭，要求人們承認，并敲著它們旁邊的門。

　　這些事實是從革命和戰爭中產生的，是活生生存在著的，它們理應定居于社會，并且已定居在社會中了，而這些事實又通常是為種種主義準備住處的軍需官和勤務兵。

　　因而在政治哲學家們面前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在疲乏了的人們要求休息的同時，既成事實也要求保證。

　　保證對于事實，正如休息對于人，是同一回事。

　　英國在護國公以后向斯圖亞特家族提出的要求是這個；法國在帝國以后向波旁家族提出的要求也是這個。保證是時代的需要。是非給不可的。

　　親王們“賜予”保證，而實際給保證的卻是事實自身的力量。這是一條值得認識的深刻的真理，斯圖亞特家族在一六六二年對此不曾懷疑，波旁家族在一八一四年卻瞅也不屑瞅一眼。

　　隨著拿破侖垮臺而回到法國的那個事先選定了的家族，頭腦簡單到不可救藥，它認為一切都是由它給的，給過以后，并且可以由它收回；它還認為波旁家族享有神權，而法蘭西則毫無所享，在路易十八的憲章中讓予的政治權利只不過是這神權上的一根枝椏，由波旁家族采摘下來，堂而皇之地賜給人民，直到有朝一日國王高興時，便可隨時收回。其實，波旁家族作此恩賜，并非出于心甘情愿，它早就應當意識到并沒有什么東西是由它恩賜的。

　　它滿腔戾氣地覷著十九世紀。人民每次歡欣鼓舞，它便怒形于色。我們采用一個不中聽的詞兒，就是說一個通俗而真實的詞兒：它老在咬牙切齒，人民早已看見了。

　　它自以為強大，因為帝國在它眼前象戲臺上的一幕場景似的被搬走了。它卻沒有意識到自己也正是那樣搬來的。它沒有看出它是被捏在搬走拿破侖的那同一只手里。

　　它自以為有根，因為它是過去。它想錯了；它是過去的一部分，而整個的過去是法蘭西。法國社會的根絕不是生在波旁家族里，而是生在人民中。構成這些深入土中生氣勃勃的根須的，絕不是一個什么家族的權利，而是一個民族的歷史。它們伸到四處，王位底下卻沒有。

　　波旁家族，對法蘭西來說，是它歷史上一個顯眼和流血的節疤，但已不是它的命運的主要成分和它的政治的必要基礎；人們完全可以把波旁家族丟開，確也把它丟開過二十二年，照樣有辦法繼續生存下去，而他們竟沒有見到這一點。他們這伙在熱月九日還認為路易十七是統治者，在馬倫哥勝利之日也還認為路易十八是統治者的人，又怎能見到這一點呢有史以來，從未有過象這些親王們那樣無視于從實際事物中孕育出來的這部分神權。人們稱為王權的這種人間妄念也從沒有把上界的權否認到如此程度。

　　絕大的謬見導使這家族收回了它在一八一四年所“賜予”的保證，也就是它所謂的那些讓步。可嘆得很！它所謂的它的讓步，正是我們的斗爭果實；它所謂的我們的蹂躪，正是我們的權利。

　　復辟王朝自以為戰勝了波拿巴，已在國內扎穩了根，就是說，自以為力量強大和根基深厚，一旦認為時機到了，便突然作出決定，不惜孤注一擲。一個早晨，它在法蘭西面前站起來，并且大聲否認了集體權利和個人權利——人民的主權和公民的自由。換句話說，它否認了人民之所以為人民之本和公民之所以為公民之本。

　　這里就是所謂七月敕令的那些著名法案的實質。

　　復辟王朝垮了。

　　它垮得合理。可是，應當指出，它并沒有絕對敵視進步的一切形式。許多大事完成時它是在場的。

　　在復辟王朝統治下，人民已習慣于平靜氣氛中的討論，這是共和時期所不曾有過的；已習慣于和平中的強大，這是帝國時期所不曾有過的。自由、強大的法蘭西對歐洲其他各國來說，成了起鼓舞作用的舞臺。革命在羅伯斯庇爾時期發了言，大炮在波拿巴時期發了言，輪到才智發言，那只是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統治之下。風停息了，火炬又燃了起來。人們望見在寧靜的頂峰上閃顫著思想的純潔光輝。燦爛、有益和動人的景象。在這十五年中，在和平環境和完全公開的場合，人們見到這樣的一些偉大原理，在思想家眼里已非常陳舊而在政治家的認識上卻還是嶄新的原理：為法律地位平等、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量才授職的甄拔制度而進行工作。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一八三零年。波旁家族是被粉碎在天命手中的一種文明工具。

　　波旁家族的下臺是充滿了偉大氣勢的，這不是就他們那方面來說，而是就人民方面來說。他們大模大樣地，但不是威風凜凜地，離開了寶座。他們這種進黑洞似的下臺并不是能使后代黯然懷念的那種大張旗鼓的退出；這不是查理一世那種鬼魂似的沉靜，也不是拿破侖那種雄鷹似的長嘯。他們離去了，如是而已。他們放下了冠冕，卻沒有保留光輪。他們有了面子，卻丟了威儀。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缺少那種正視災難的尊嚴氣派。查理十世在去瑟堡的途中，叫人把一張圓桌改成方的，他對這種危難中的儀式比那崩潰中的君權更關心。這種瑣碎的作風叫忠于王室的人和熱愛種族的嚴肅的人都灰心失望。至于人民，卻是可敬佩的。全國人民在一個早上遭到了一種王家叛變的武裝進攻，卻感到自己的力量異常強大，因而不曾動怒。人民進行了自衛，克制著自己，恢復了秩序，把政府納入了法律的軌道，流放了波旁家族，可惜！便止步不前了。他們把老王查理十世從那覆護過路易十四的幃蓋下取出來，輕輕地放在地上。他們懷著凄切和審慎的心情去接觸那些王族中人的身體。不是一個，也不是幾個，而是法蘭西，整個法蘭西，勝利而且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的法蘭西，它仿佛想起了并在全世界人的眼前實行了紀堯姆德維爾在巷戰那天以后所說的嚴肅的話：“對那些平時習慣于博取君王們的歡心，并象一只從一根樹枝跳到另一樹枝的小鳥那樣，對從危難中的榮譽跳到昌盛中的榮譽的人們來說，要表示自己大膽，敢于反對反抗中的君王，那是容易做到的；可是對我來說，我的君王們的榮譽始終是應當尊敬的，尤其是那些處于患難中的君王。”

　　巷戰，指一五八八年五月十二日在巴黎爆發的社會下層群眾起義。次年，波旁家族的亨利四世繼承了王位。紀堯姆德維爾是當時的一個政治活動家。

　　波旁家族帶去了尊敬的心，卻沒有帶走惋惜的心。正如我們剛才所說的，他們的不幸大于他們自己。他們消失在地平線上了。

　　七月革命在全世界范圍內立即有了朋友和敵人。有些人歡欣鼓舞地奔向這次革命，另一些人背對著它，各人性格不同。歐洲的君王們，起初都象旭日前的貓頭鷹，閉上了眼睛，傷心，失措，直到要進行威脅的時候，才又睜開了眼睛。他們的恐懼是可以理解的，他們的憤慨是可以原諒的。這次奇特的革命幾乎沒有發生震動，它對被擊敗的王室，甚至連把它當作敵人來對待并流它的血的光榮也沒有給。專制政府總喜歡看見自由發生內訌，在那些專制政府的眼里，這次七月革命不應當進行得那么威猛有力而又流于溫和。沒有出現任何反對這次革命的陰謀詭計。最不滿意、最憤慨、最驚悸的人都向它表示了敬意。不管我們的私心和宿怨是多么重，從種種事態中卻出現了一種神秘的敬意，人們從這里感到一種高出于人力之上的力量在進行合作。

　　七月革命是人權粉碎事實的勝利。這是一種光輝燦爛的東西。

　　人權粉碎事實。一八三零年革命的光芒是從這里來的，它的溫和也是從這里來的。勝利的人權絲毫不需要使用暴力。

　　人權，便是正義和真理。

　　人權的特性便是永遠保持美好和純潔。事實上，即使在表面上是最需要的，即使是當代的人所最贊同的，如果它只作為事實存在下去，如果它包含的人權過少或根本不包含人權，通過時間的演進，必將無可避免地變成畸形的、敗壞的、甚至荒謬的。如果我們要立即證實事實可以達到怎樣的丑惡程度，我們只須上溯幾百年，看一看馬基雅弗利。馬基雅弗利絕不是個兇神，也不是個魔鬼，也不是個無恥的爛污作家，他只是事實罷了。并且這不只是意大利的事實，也是歐洲的事實，十六世紀的事實。他仿佛惡劣不堪，從十九世紀的道德觀念來看，確也如此。

　　馬基雅弗利，意大利政治家，曾寫過一本《君主論》，主張王侯們在處理政事時不要受通常道德的約束。

　　這種人權和事實的斗爭，從有社會以來是一直在不斷進行著的。結束決斗，讓純潔的思想和人類的實際相結合，用和平的方法使人權滲入事實，事實也滲入人權，這便是哲人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