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鐸為京兆丞時，李嬪判度支，每年以江淮運米至京，水陸腳錢斗計七百；京國米價斗四十，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斗納錢七百，鋒曰：“非計也。若于京國糴米，且耗京國之食。若運米自淮至京國，兼濟無限貧民也?！奔e米之制，業已行矣，竟無敢阻其議者。都下米果大貴，未經旬而度支請罷，以民無至者也。識者皆服鐸之察事，以此大用。

　　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已而皆驗。

　　江公望為左司諫，上言：”神考與元佑哲宗初號諸臣，非有斬祛、射鉤之隙也，先帝信仇人黜之。陛下若立元佑為名，必有元豐、紹圣為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

　　司馬光為政，反王安石所為。畢仲游予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斂，去者可復存矣。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余于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而后新法始可永罷而不行。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待職司使者，約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串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竟如其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