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黃龍元年冬十二月，宣帝因病駕崩于未央宮。計宣帝自十八歲即位，在位二十五年。享年四十三歲，葬于杜陵。論起宣帝為人，自幼遭逢患難，生長民間，深知政治弊害和人民疾苦。即位之后勵精圖治，性喜法律，信賞必罰，綜核名實，一時循吏稱盛，治化大興，萬民樂業。又值匈奴衰弱，單于來朝，西域向風，羌戎平定，故史家稱為漢代中興之主。惟是用法過嚴，大臣多死，縱容許、史，外戚始得專權，信任弘恭、石顯，宦官逐漸得勢，兩漢亡國之禍皆由宣帝一人開端，未免為君德之累。唐人李商隱有詩詠宣帝道：天上真龍種，人間武帝孫。小來惟射獵，興罷得乾坤。渭水天開苑，咸陽地獻原。英靈殊未已，丁傅漸華軒。當日宣帝病重，心恐太子奭懦弱，不能獨理政務，便仿照武帝故事，拜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周堪為光祿大夫，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駕崩，史高等遂奉太子奭即位，是為元帝，時年二十六歲，尊上官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王皇后為皇太后，立妃王氏為皇后，子鰲為皇太子。王皇后名政君，祖父王賀，本齊國人，武帝時為繡衣御史，逐捕盜賊，同時奉使之人如范昆、暴勝之等皆以斬殺立威，大郡地方死者至萬余人。惟有王賀一人，專務寬縱，甚少誅戮，武帝怒其不能稱職，即將王賀免官。王賀嘆道：“吾聞救活千人者子孫有封，今吾已活萬余人，后世當能興盛。”王賀免官之后，回到原籍東平陵居住，卻遇東平陵人終氏與之有怨，王賀恐為所害，遂帶同妻子遷居魏郡元城委粟里，被舉為三老，甚有德化，魏郡人感之。當日元城有一老人，號建公，曾對人說道：“春秋魯僖公時沙麓崩，晉史官卜得一卦道‘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沙麓崩’。此后過六百四十五年，有圣女出世，當為齊之田氏。今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即沙鹿地王翁孺，本齊田氏之后，移居正當其地。約計過此八十年，恰滿六百四十五年，當有貴女興于天下。”建公說此語時，眾人尚未肯信，誰知后來果然應驗。王賀生子名禁字稚君，自少往長安學習法律，為廷尉史。王禁為人懷有大志，性好酒色，不修邊幅，娶妾甚多，生有八男四女：長子名鳳，字孝卿；次子名曼，字元卿；三子名譚，字子元；四子名祟，字少子；五子名商，字子夏；六子名立，字子叔；七子名根，字稚卿；八子名逢時，字季卿。長女名君俠，次女名政君，三女名君力，四女名君弟。內唯王鳳、王崇及政君三人為嫡妻李氏所出。李氏當懷孕政君時，忽夢月人其懷，及年長成，性情柔順。曾許字兩次，未嫁而其夫忽死。后趙王聘政君為姬，未入宮王又病死。此時李氏因妒忌與王禁離婚，改嫁為河內茍賓之妻。王禁見政君屢次許嫁，不能成事，心中覺得奇怪。適有清河人南官大有精于看相，素與王禁交好，王禁便請其一看政君之相。

　　大有看見政君，不覺大驚，急向王禁舉手作賀道：“令女當貴為天下之母。”王禁聽說十分相信，心中暗自歡喜，便教政君讀書彈琴。宣帝五鳳時，政君年已十八歲，王禁便將她裝飾獻入后宮。政君在掖庭過了年余，恰值太子奭平日所最寵愛之司馬良娣病重將死，對太子道：“妾死非關天命，皆由太子后宮人等見妾得寵，俱懷妒忌，暗中將妾咒詛，以致如此。”太子奭見良娣病到垂危，十分憐惜，又聽她如此訴說，心中信以為實。到得司馬良娣死后，太子奭悲憤成病，終日忽忽不樂，責罵后宮諸人，說她們害死良娣，一概不許進見。事為宣帝所聞，因恐太子悶損身體，便示意王皇后令其選擇后宮宮女數人，賜與太子以悅其意。王皇后依言，便在后宮中選得宮女五人，預備太子來見時，聽其自行擇取，恰好王政君卻在被選五人之內。一日太子入宮朝見皇后，皇后便喚出五人，排立御前，暗遣女官詢問太子，意中欲得何人？太子一心悲痛良娣，更無心事娛樂聲色，聞言之下，略將五人看了一遍，覺得并無合意之人。但因此是皇后一番好意，不敢違拗，只得勉強應道：“中有一人可取，究竟看中何人，自己也說不出。”此時王政君所立之處，正與太子相近，又身著繹邊大褂衣飾，與眾不同。女官遂以為她是太子看中之人，奏聞皇后。皇后即命侍中杜輔、掖廷令濁賢同送王政君入太子宮中。太子回宮之后，召見政君于丙殿，遂得進幸。說起太子后宮原有姬妾不下十余人，得幸久者七八年，皆未有子。獨政君侍寢一次，便即懷孕在身。甘露三年生一子于甲觀畫堂，算是嫡長皇孫。宣帝愛之，取名曰驁，常置左右。至是元帝即位，立為太子。政君遂為皇后，封皇后父王禁為陽平侯。元帝即位之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以外戚總領尚書事務，蕭望之與周堪二人為副。望之前為太子太傅，周堪為少傅，二人既是師傅，自蒙元帝寵任，不時進見，陳述治道。蕭望之又與周堪選取宗室中學問道德兼備之劉更生薦為給事中，與侍中金敞并在左右，四人同心輔政，勸導元帝遵守古制，多見聽從，其時朝廷也就清平無事。誰知過了年余，忽然發生變故。只因當日同受遺詔輔政之人，除蕭望之、周堪外，尚有史高一人。史高字君仲，乃史恭之子，宣帝少時曾寄養其家。及即位之后，史氏與許氏同屬外戚，宣帝念其舊恩，看待甚厚，于是許、史兩家子弟一向放縱不法，皆由宣帝平日過于寵任之故。

　　如今史高得拜大司馬，受詔輔政，自以為身居霍光地位，遇事當由己主張。偏遇蕭望之、周堪二人皆是名儒，通達治體。史高雖位居其上，學問才識不及二人，自然相形見絀，一切政事皆由二人議決。史高不過隨同畫押，毫無實權，因此心中不悅，漸與二人結下嫌隙。又見二人多所薦舉，并得任用給事，內廷聯為一氣，自己勢成孤立，遂也想得二人，暗地與之聯絡，以為抵制之法。此二人是誰，原來皆是宦官，一為沛郡人姓弘名恭，一為濟南人姓石名顯，二人少時因事受了宮刑，入宮為中黃門。其時正值霍山領尚書事。宣帝恐其專權，遇有外來文書，便命宦官取入閱看，自行批發，并不告知中書，弘恭、石顯常奉命傳達章奏。

　　及霍氏滅后，宣帝遂用二人為中尚書。當日宣帝為政，專依法令辦事，不甚信從儒術。弘恭熟悉法令；擅長章奏，宣帝遂拜弘恭為中書令，石顯為仆射，是為漢朝宦官干政之始。但因宣帝為人精明，御下甚嚴，而且事必躬親，權不旁落，所以二人雖然久掌樞機，卻也不敢十分作弊。及至元帝即位，其始信任儒生。每遇會議政事，蕭望之等多主張采用古制，不依法令；弘恭、石顯但知援引成例，與望之等議論不合。元帝往往聽從望之議，史高知弘恭、石顯所議不用，必然怨恨望之，遂與二人深相交結，彼此暗通消息，遇事互相援助。望之素知弘恭、石顯生性奸邪，便欲趁勢將其驅除。一日望之入見元帝奏道：“中書為政事根本之地，宜選賢明之人。自武帝時因常在后宮游樂宴飲，任用士人傳達政事，覺得不便，所以參用宦官，究竟不是國家舊制，而且違背古代不近刑人之義，應請將中書宦官悉數罷去，改用士人。”元帝見奏，自，以即位未久，不便變更舊制，乃發交群臣會議。于是史高、弘恭、石顯聞信，急結合在朝一班黨羽，反對此議。元帝生性本來優游寡斷，又見眾意不同，便將此事作罷。由此史高、弘恭、石顯深怨望之，乃相聚計議道：“可恨蕭望之竟想排斥我輩，若不將他除去，安能保全祿位。但他正在得寵之際，又苦無隙可乘，不如先設法將劉更生調為外朝官吏，剪其羽黨，然后算計除他。”計議既定，恰好當日宗正缺出，三人便在元帝面前合力保奏劉更生出為宗正。論起宗正官列九卿之一，自比給事中尊貴。但給事中乃是內朝之官，出入宮禁，日在帝旁，預參謀議，地位親密；宗正系外朝之官，專管宗室事務，反不及給事中之得勢。三人既得更生調出，便又算計除去望之，果然不久竟如其愿。先是蕭望之與周堪屢次向元帝保薦名儒茂材，以備補充諫官之職。時有會稽人鄭朋游學長安，意欲謀得一官半職，因見望之秉政，便欲投其門下，希望進用，但苦無人引進。一日忽然想得一計，便向闕下上書。書中告發車騎將軍史高，分遣賓客前往各郡國營求賄賂，又備言許、史二家子弟種種罪過。原來鄭朋探得蕭望之、周堪與許、史不睦，因欲借此迎合。此奏既上，元帝發交周堪閱看。周堪看了一遍，正合其意，便以為鄭朋是個好人，奏請元帝令鄭朋待詔于金馬門。

　　鄭朋既為待詔，知系周堪所薦。心想望之與周堪志同道合，知我上了此奏，意中自然贊同。我今前往謁見，諒不至被他拒絕。又轉念自己冒昧前往，不免被其看輕，不如先致一書，探其意旨，于是寫成一書，遣人送到前將軍府中。望之得書拆開一看，知是前日告發許、史之人，又見書中措詞頗為得體，便命請來相見。來人回報鄭朋，鄭朋如言到來。望之推誠接待，禮意殷勤。鄭朋喜出望外。從此常常對人稱述望之如何好處，許、史如何不好，意欲討好望之，升他官職。在蕭望之原也有意提拔鄭朋，無如鄭朋為人品行不端。過了一時，竟被蕭望之查出許多劣跡，心生嫌惡。以后每遇鄭朋到來，立即謝絕不與相見。便連周堪也知鄭朋是個小人，深悔從前不該將他保薦。鄭朋雖被望之拒絕，心中尚希望周堪替他引進，誰知一日忽聞說大司農史李宮拜為黃門郎。事后查知乃系周堪保奏，鄭朋不覺大怒。原來李宮與鄭朋同為待詔，今周堪獨薦李宮，不薦鄭朋。鄭朋自知無望，因此怒從心起，便想投入許、史門下，報此仇恨。未知鄭朋如何算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