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本案為例，情節本來不復雜，阿章是斷賣房產，而且年限已久，超過了官府受理的期限，完全可以駁回，繼續由徐十二管業。但是，第一，阿章申訴她一直沒有離業，官府認為應該考慮。按照正規的、合法的典賣手續，業主一經典賣產業，即應與產業脫離關系。但在實際生活中，往往有業主典賣而不離業的情況，如典賣房屋以后作為租戶仍在原處居住，典賣田產以后作為佃戶仍在原田耕種或繼續出租。這里面有種種內幕，有的名為典賣，實際是把產業作為抵押，向錢主借高利貸，有的是借此降低戶等。第二，判詞中提出還要“參酌人情”，具體到本案，就是訴訟雙方有堂嫂叔的親屬關系；阿章祖孫，一老二孤，無所依靠。所以本案并未最后判決，而是責成昌化縣就地查清阿章究竟是否離業，如確未離業，將予照顧。這里所謂“法意”與“人情”的關系，在封建社會法制史的研究中是一個經常遇到而不可忽視的問題。貪官污吏可借此而上下其手，一些正直的官吏也可據此而維護弱者的某些利益。不可一概而論。

　　至于我們在今天可以從這篇書判中取得哪些史料，我想，只要我們打開眼界，把這個案件同其他案件聯系起來，同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聯系起來，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就不僅僅是昌化縣一件房產糾紛案，而可以挖掘出更豐富、更深刻的內容。

　　其次需要了解《清明集》的內容，這樣才能明確它反映現實的廣度。

　　明本《清明集》共分七門一三類，減去戶婚門中七、八兩卷名稱重復的六類，實有九十七類。

　　官吏門兩卷，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當時政治的腐敗，官吏的貪橫，可作南宋的《官場現形記》讀。

　　首先是官場風氣的腐敗。“今之居官者，或以酣詠遨游為高，以勤強謹恪為俗”。（《諭州縣官僚》“弋陽縣官，其不狎妓者，想獨知縣一人耳！《狎妓》）崇安知縣”日日宴飲，必至達旦，命妓淫狎，無所不至“”不理民事，罕見吏民，凡有詞訴，吏先得金然后呈判，高下曲直，惟吏是從“；”醉后必肆意施加酷罰以為戲樂“；”非理不法之事，有難載之紙筆者“。

　　（《知縣淫穢貪酷且與對移》）有的人命案件，積壓很久都得不到處理。（《因吏警令》）貪污成風。有的官員離任時，以”送還行李“為名，虛報搬夫人數四十至上百人，報銷運費一千余貫。《任滿巧作名色破用官錢》）有的監稅，利用職權敲詐勒索，”凡有所取，惟意之從，商旅經過，肆為荼毒，東西行者，皆所不免，……有欲陳訴，無異登天。《郡吏借補權監稅受臟》）有的縣丞，與縣吏勾結，印賣虛鈔，“以撥充丞廳起造為名，節次支撥六百貫入宅庫”。（《虛賣鈔》）舒州推官舒濟，“本州拋買金銀，則每兩自要半錢鉟銷出剩，自袖入宅；提督酒庫，科取糯米，……官稅之外，自取百金”。《對移貪吏》）又如饒州通判，借監納欠鹽錢為名，從一人追至十九人，又從十九人中之一人再追三十八人，“輾轉攤擾，無有窮已”；又“以已廢不可修之陂謂之見在，以已荒不可耕之田謂之見佃，于租額外頓加租數”。

　　以監租為名，“將佃家十余人鐵料拘鎖，拷打無全膚，以為騙乞之資”。（《禁戢攤鹽監租差專人之擾》）官與吏狼狽為奸。“官之貪者不敢問吏，且相與為市；官之庸者不能制吏，皆受成其手”。（《汰去貪庸之官》）有的知縣，“縱吏受賕，貪聲載路”。（《繆令》）官吏與當地的豪家巨室互相勾結、利用，如泉州“蒙民巨室，有所訟愬，志在求勝，不吝揮金，茍非好修自愛之士，未有不為污染者”。（《諭州縣官僚》）如玉山縣，“縣官、寨官，不顧法理而寧畏豪家”，“柳都寨非公家之寨，乃豪家之土牢；玉山縣非公家之縣，乃豪家之杖臺”。（《不許縣官寨官擅自押人下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官吏利用執法行法的機會，趁機敲詐勒索，黑幕重重。有的知縣，“輕置人囹圄，而付推鞫于吏手者，往往寫成草子，令其依樣供寫，及勒令立批，出外索錢。

　　稍不聽從，輒加箠楚，哀號慘毒，呼天莫聞。或囚糧減削，衣被單少，饑凍至于交迫”。《勸諭事件于后》）有的提點刑獄公事使司的僉廳，“狥人情，壞法度，書信絡繹，甚至赍傳簡牌入僉廳囑托訟事，遂使僉廳為市易關節之地”。（《示幕屬》）“諸郡獄案，有因追證取乞不滿而殺人者，有因押下爭討支俵而殺人者，有討斷仗兜駝錢而殺人者，又有因追捕妄捉平人吊打致死者”。（《禁約吏卒毒虐平人》）饒州一個監稅，百姓控訴他縱容吏卒，“恐嚇取財”，他竟以“咆哮本官”的罪名將訴狀人及所訴二吏卒送獄，“意欲藉此以脫二吏之罪，箝詞人之口，使詞人受苦而二卒茍免”。（《監稅遷怒不免對移》）有個知縣，接受詞訴，借機勒索，“必須官紙，必賣兩券，受詞必須傳押，亦須定價，如不依此，并送南房，甚至有宣教紙墨錢，縣主坯粉錢”。（《繆令》）從《清明集》的判語可見，上面這些情況，在當時絕不是個別的、而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這些所謂“名公”，對個別貪官污吏雖然也加懲處，但這些懲處都是很輕的，他們對消滅這些現象毫無信心。這是封建制度本身無法克服的矛盾。

　　馬克思一再說過：“賦稅是官僚、軍隊，教士和宮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話，它是行政權力整個機構的生活源泉”。（《馬恩選集》第一卷第六九七頁）“賦稅是政府機器的經濟基礎，而不是其他任何東西。”《馬恩選集》第三卷第二二頁）《清明集》賦役門的第一篇《財賦造簿之法》開頭就說：“簿書乃財賦之根柢，財賦之出于簿書，猶禾稼之出于田畝也。故縣令于簿書，當如舉子之治本經。”可見封建政府對賦稅之重視。

　　從賦役門各篇可見，南宋政府在正稅之外又有各種額外的稅收。如有所謂“義米”，“義米之增。其來已久。揆之于法，雖非所宜，然推原其由，亦是因郡計窘縮之故”《義米不容蠲除合令照例送納》）有所謂“預借”，“謂如五年田方夏秋米已交足，又借六年之米”。

　　（《州縣不當勒納預借稅色》）還有“重覆抑勒”。南宋本由保長催稅，有些地方，以催欠戶為名，巡檢下鄉、兵卒下鄉催稅，借機敲詐勒索。在交納租稅時，官員、典吏和攬戶互相勾結，受納官收所謂“事例”錢，專斗、斗級等倉吏縱容攬戶“交量濕惡，賣弄斗斛，虧官虐民。

　　（《革受納弊幸》）”攬戶欺罔愚民，……多者一斗納及千六以上，少者亦不在千二以下“。

　　（《戒攬戶不得過取》）民戶的賦稅負擔，遠遠超過了規定的稅額。

　　在役法方面，《清明集》賦役門也提供了不少寶貴的材料。如差役中有所謂”倍法“，過去只是在個別奏議中提到，語焉不詳，《清明集》中卻有具體的事例。宋代人戶充役后，官吏在簿籍中該戶姓名下用朱筆批注，叫做”批朱“，未曾充役的，姓名下依然空白，叫做”白腳“。以后派差役，就從”白腳“中按財產多少順序輪差。由于各戶物力相差懸殊，又實行”倍法“或”倍役法“”稅錢一倍，歇役十年，稅錢兩倍，歇役八年，稅錢三倍，歇役六年，并理為白腳“；”充役人戶物力比未役白腳之家如增及一倍，歇役十年，理為白腳“。這種”倍法“如何具體貫徹，《清明集》中有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張茂兄弟三人，因有母在堂，不能分家，全戶產錢共計五十一貫，應充保正。但同保有張法政，產錢四百十六貫；鄧汝賢，產錢二百四十貫，都遠遠超過張茂一倍以上，而且歇役又都在十年以上，所以按”倍法“應”理為白腳“，輪充差役。張法政與鄧汝賢兩戶比較，鄧歇役在前，張戶產錢不及鄧戶的一倍，不適用倍法。最后排定役次的先后是鄧汝賢、張法政、張茂。（《倍役之法》）又如官戶限田免役，官員本身享受哪些優待，身后子孫又享受多少優待，政府防止官員子孫重復享受優待的具體辦法等，《清明集》中都有詳細的例證。

　　文事門在《清明集》中篇幅最少，但關于學校士子承佃職田，學官私受民田，豪戶侵占書院田，以及科舉中的作弊情形等判語，都有一定史料價值。

　　如本文第二節所述，明本《清明集》戶婚門比宋本多出的兩卷，從類別來說，基本上與其它各卷重復，但是提供了許多非常有價值的、具體的材料；另外，卷六的抵當類，是別卷沒有的。

　　抵當與正典不同，正式的典當，第一，典主必須離業，由錢主管業；第二，錢主必須受稅，即經官將典主的這一部分稅額割歸錢主戶下。凡是典主仍管業、仍供稅的就不是正典而是抵當，其實是以產業作為抵押，向錢主借錢。《抵當不交業》條就是一個很具體的例子：楊衍在嘉定八年（一二一五年）將七畝多田典與徐子政，典錢是會子二百八十千；從承典之日開始，另立一個假租約，由楊衍向徐子政”租種“這塊田，每年交租三十千。事實上，徐子政從來沒有承擔這塊田的稅額，楊衍也一直管業，只是以田地作為借款的抵押，并每年交百分之十一的利息而已。正如《清明集》所說，這種將田抵當于”有力之家“的情況，”所在間有之“，而”為富不仁者“，往往以此作為兼并的手段，”徑作正行交易投稅，便欲認為己物“。（《以賣為抵當而取贖》）爭業訴訟在戶婚門中占了很大比重。圍繞著產業（特別是當時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土地）的爭奪，為我們展示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圖畫。明刊本第六卷《爭田業》條，是一篇長達一千三百余字的判詞，閭丘氏與孫氏兩家爭田的訴訟，牽涉到四代人，經淳熙到寶佑七十余年。閭丘氏第四代閭丘輔之為爭奪孫紹祖的田產，竟然誣蔑自己的曾祖母張氏與孫紹祖的父親孫大椿有私情，想援引”后夫不當用前夫物業“的條令，把自己的父親閭丘璇賣給孫大椿的田地說成是孫大椿占據閭丘氏的物業。閭丘輔之大概是地方上一霸，官司打了多年，歷任官員”畏其囂訟，惡其執持，先為全身之計，故有不敢“。直到寶佑年間，作這篇判詞的”名公“經過多方查證才弄清了是非曲直。孫紹祖提出慶元元年（一一九五年）買田文契，有閭丘璇親書，有縣印，監官印，有招稅憑由，有朱鈔，證明買賣經過官府，過割了稅額，并交納了賦稅，是合法的。至嘉定年間，孫紹祖又將上件田割出部分賣與李文通，即由閭丘璇作保；有八畝又賣回閭丘璇，均有赤契可證，并注明招回八畝稅色。而且這些田地的佃戶”皆稱佃孫氏之田，納孫氏之課“。而閭丘輔之提出的證據，不是”真偽莫辨之私約“，就是不足為證的”白紙“。類似《爭田業》條提供的細節，是我們在其他文獻中很難看到的。

　　關于”立繼“的訴訟也占了很大比重。所謂立繼，名義上是繼承香火，實際上是繼承財產；立繼之爭，其實是爭奪財產繼承權之爭。明刊本第七卷《立繼有據不為戶絕》條，吳琛有四女一子，四女為親生，子有龍為生前所立異姓之子。吳琛死后，長女有詞到官，說有龍為吳琛之”義子“，不應繼承財產，吳琛死后應作為”絕戶“，諸女要按戶絕法均分財產。官府援引法律，吳有龍即使為義子，所養祖父母、父母俱亡，官府即不受理。其次，收養的異姓子在三歲以下，即同親子；而有龍是在一歲時收養的，縣府曾給公據。有龍既同親子，吳琛死即不能作戶絕，已嫁諸女即不能承分，只有未嫁之女可得嫁資。類似的、甚至比它更復雜的判詞，在明刊本第七卷中均可看到。

　　《清明集》第十卷人倫門編集了以父子、兄弟、夫妻關系為中心的有關當時家族關系的判詞。”美風俗，厚人倫“是封建統治者提倡的目標，又以”孝“為其中心。在這些判詞中，固然也可看到”割股療母“”取肝救父“等”孝行“但更多的則是父子、母子、兄弟、叔侄、宗族間的紛爭，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有兩點：

　　第一，正如《母子兄弟之訟當平心處斷》一條中所指出，”財產乃其交爭禍根“。大多數糾紛，都是由于爭奪財產而引起的。從人倫門的一些篇名，如《因爭財而悖其母與兄……》《子與繼母爭業》《兄弟爭財》《妻已改適謀占前夫財物》《叔侄爭業……》等等，也多少反映出這個問題。

　　第二，婦女仍有一定的財產繼承權和所有權，但婦女改嫁，就喪失了對原夫家財產的一定支配權。婦女地位在繼續下降的過程之中。

　　第十一卷人品門，分別編集了有關宗室、士人、僧道、牙儈、公吏、軍兵的判詞。

　　金滅北宋，當時在開封的宗室被一網打盡，到南宋中、后期，在南方的宗室又逐漸繁衍。宋政府按他們與皇帝族屬關系的親疏，分別給以不同等級的待遇。宗室是統治階級中一個為數不小的組成部分。他們并不滿足于本來已頗優厚的待遇，還依仗權勢，橫行霸道。《清明集》中宗室類，雖只收兩篇判詞，但很能說明問題。一為真宗室，一為假宗室。

　　真宗室”把持饒州一州公事，與胥吏為黨伍，以惡少為爪牙，以至開柜坊，霸娼妓，騙脅欺詐無所不有“。一敗亡之子假冒宗室后，”私置黃旗、鐵鞭、柱杖，脅奪商旅，占據船只“，以后更假冒官爵，公乘轎乘，下鄉搜索，脅詐平民銅器，強割他人田稻。由此可見宗室氣焰之一斑。

　　士人犯罪，可以請求”引試“，只要文理粗通，就可以減刑。有一個名叫胡大發的，”抬轎呵殿，輪門恐嚇，騙取財物“，本該判徒刑，因自稱習詩賦，當廳命他賦”訟終兇“詩，他謅了幾句，表示悔改之意，并向問官討好，被判為”粗通“，最后減至決竹篦二十。（《引試》）人品門的重點是”公吏“類，篇幅占全卷的大半。南宋陸九淵、葉適等人都有當時是”公人世界“的感嘆。葉適甚至說，”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水心先生文集》卷三，《吏胥》），陸九淵則分析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官人者異鄉之人，吏人者本鄉之人。官人年滿者三考，成資者二考，吏人則長子孫于其間。官人視事則左右前后皆吏人也，故官人為吏所欺、為吏所賣，亦其勢使然也“《陸象山文集》卷八，《與趙推》）在州縣衙門以至鄉都的吏，是地頭蛇，是鄉里王，是統治階級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清明集》為我們提供了南宋吏胥的許多具體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