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過程可以看到，明刻本十四卷《》的發現是不少同志和單位支持的結果，我們謹向他們表示謝意。

　　二明刻本與宋刻本，從形式到內容都有很大不同。因為宋刻本過去還能看到，所以我們著重介紹明刻本，介紹它與宋刻本的異同點，進而探討《清明集》版本的源流。

　　從版式和行款看，宋本每半頁九行，行十六字，每頁二八八字，版框寬一二?五厘米，高一八?五厘米。明本每半頁九行，行二十四字，每頁四三二字，版框寬一四?五厘米，高二○?五厘米，藍格、藍印，雙邊，版心上注“清明集卷之×”，下注頁數，每卷頁數另起，紙質為皮紙。北圖本有“蔡氏子雙圖籍”及“劉紹光印”；上圖本有“言言齋善本圖書”“曾留吳興周氏言言齋”，“周越然”等藏書印。

　　從內容看，明本篇幅約為宋本的四倍，明本有官吏、賦役、文事、戶婚、人倫、人品、懲惡七門，宋本只戶婚一門，而且內容較明本戶婚門為少。宋、明兩本在門之下再分若干類，每類收判語若干條（篇）。明本第一卷為官吏門，下分申儆、申牒、獎拂、儆飭、禁戢五類；第二卷亦為官吏門，分澄汰、周給、頂冒、鬻爵、借補、權攝、受贓、對移、昭雪、舉留生祠立碑十類；第三卷，賦役門下分財賦、稅賦、催科、受納、綱運、差役、限田七類；文事門分學校、書院、祠堂、科舉四類；第四、第五兩卷均為戶婚門之爭業類；第六卷為戶婚門之贖屋、抵當、爭田業、爭屋業、賃屋、爭山、爭界至七類；第七卷為戶婚門之立繼、歸宗、孤幼、孤寡、檢校、女受分、遺腹、義子類；第八卷為戶婚門之立繼、戶絕、歸宗、分析、檢校、孤幼、女承分、遺囑、別宅子、義子類；第九卷為戶婚門之違法交易、取贖、墳墓、墓木、賃屋、庫本錢、爭財、婚嫁、離婚、接腳夫、雇賃十一類；第十卷為人倫門，下分父子、母子、兄弟、夫婦、孝、不孝、亂倫、叔侄、宗族、鄉里十類；第十一卷為人品門之宗室、士人、僧道、牙儈、公吏、軍兵、廂巡七類；十二至十四卷均為懲惡門，其中十二卷為奸穢、誘略、豪橫、把持四類；十三卷為嘩徒、告訐、妄訴、拒追、誣賴五類；十四卷為奸惡、假偽、斗毆、賭博、宰牛、妖教、淫祠、淫祀、誑惑、巫覡、販生口、慝名書、競渡、霸渡十四類。宋本第一至第六九頁相當于明本第八卷，第七○至一五○頁相當于明本第四、五兩卷，第一五一至二三三頁相當于明本第九卷。

　　上面只是從類的方面看兩本的異同，即使兩本共有的類，在篇（或條）的方面還有參差。其中宋本有而明本無的有五篇，即爭業類的《漕司送下互爭田產》，立繼類的《己有親子不應命繼》，《繼絕子孫止得財產四分之一》，《先立一子俟將來本宗有昭穆相當人雙立》，墳墓類的《盜葬》。明本有而宋本無的三篇，即取贖類的《過二十年業主死者不得受理》《揩改契書占據不肯還贖》《孤女贖父田》。明本有缺，宋本不缺的三篇，即違法交易類的《正典既子母通知不得謂之違法》和《共帳園業不應典賣》，墳墓類的《主佃爭墓地》。宋本有缺頁，可據明本補足的四篇，即爭業類的《典賣園屋既無契據難以取贖》，《物業垂盡賣人故作交加》墓木類的《庵僧盜賣墳木》和《賣墓木》，特別是后面兩篇，缺頁中正好包括《賣墓木》的篇名，如果沒有看到明本，很容易誤為一篇。

　　除了不同點之外，宋明兩本也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即在明本同一卷的范圍內，各類的順序，兩本是一致的。再進一步細察它的內容，在每一類中，各篇的順序，兩本也是一致的。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宋明兩本是否有淵源關系？要解決這個問題，先要分別考察兩本各自的來源。

　　宋刻本前有一篇寫刻的引言，因為只剩最后一頁，文字又多漫漶，所以未為人所注意。

　　引言作于“景定歲酉日長至”。宋理宗景定共五年，其中只有一個酉年，即辛酉（二年），為公元一二六一年，宋本當刻于此年或稍后。從殘序中可知，引言作者就是本書的編印者。他沒有署姓名，只署了一個四個字的別號，這個別號，一、二、四三字是清楚的，分別為幔、亭、孫，第三字似“惠”，似“重”很難判定。經多次辨認，才認出是“曾”字。所謂“幔亭曾孫”，有一個典故。福建崇安武夷山有幔亭峰，峰所以得名，相傳是秦始皇時，“武夷君與皇太姥、魏王子騫輩置酒會鄉人于峰頂，召男女二千余人。設彩屋幔亭可數百間。鄉人至幔亭外，聞鼓聲，少頃，空中有贊者，呼鄉人為曾孫，使男女分東西依次進拜畢，真人抗聲言，汝等曾孫各安好”（祝穆：《武夷山記》。引自《武夷山志》卷一，著重點是引者加的。》可見“幔亭曾孫”就是武夷鄉人。最近閱《道藏輯要》婁集所收《白真人（白玉蟾）集》，有《武夷重建止止庵記》一篇，落款是“海南白玉蟾識，先野后人、幔亭曾孫、？峰詹琰夫立銘”。這個自號“幔亭曾孫”的詹琰夫就是止止庵的重修者。他是否就是《清明集》的編印者呢？白玉蟾在記中說：“山南曾孫詹琰夫，其字美中，蓋世代簪紱而胸宇英杰之人也。一旦嘆曰：太史公窮九嶷，韓文公登太華，是皆思古而感慨者焉，豈好奇之謂也。濁世仕路多厄塞，不如結方外交以為井灶砂汞之學矣，其或者可飛升焉，可尸解焉。仙而可求，豈不容力，非曰能之，愿學焉”。詹琰夫還自稱“先野后人”，詹先野，字景舒，崇安人，天圣四年領鄉薦，繼應賢良科，后竟不仕，隱武夷廩江之濱。止止庵興工于嘉定丙子（九年，一二一六年），距《清明集》作序時的景定二年，相隔四十五年，詹琰夫又是一個棄仕而學道的人，不大可能是《清明集》的編印者。但從詹琰夫的自號及其籍貫，更可確定《清明集》的編印者是崇安人。

　　這就可以解釋清楚一個事實：為什么《清明集》所收判詞的作者，比較多的是福建人，或在福建作過官的人。它同編印者的籍貫有關。崇安屬建寧府，建寧是當時印刷業的中心之一，宋刻本當是建陽刻本。

　　宋本前有“清明集名氏”欄，開列書判作者姓名、字、號、籍貫，共二十八人。正文中確證其有書判的僅有十三人，也就是說，“名氏”欄中有十五人在正文中沒有或不能確證其有書判。這說明，這個“名氏”欄，不僅包括戶婚門的作者，還包括其它各門的作者。也說明現存的靜嘉堂本，僅僅是一個殘本。

　　明本前有隆慶己巳（三年）輯者張四維序，后有刻者盛時選（以仁）后序。張序說：

　　曩余校錄《永樂大典》，于“清”字編見有《清明集》二卷者，皆宋以來名公書判。……命吏錄一帙藏之。迨后校“判”字編，則見所謂《清明集》者，篇帙穣浩，不止前所錄，而前所錄者亦在其中。未諗二卷先行，后纂者并收之耶？將原為一書，或于其中撮錄之耶？顧其始末，不著作者姓氏，其詳不可考，……因并錄置篋中。侍御盛君以仁，將出按遼左，語政間偶及是編，取而閱之，謂讀律者必知此，庶幾讞擬不謬，遂攜入遼，為之校訂詮次，以镵于梓。盛君，余壬戌所舉士。

　　盛后序說：

　　觀者藏書讀書中文《清明集》乃宋以來諸公判案之書，自真文忠公申儆官吏，訖于懲惡，凡為類十四，為目百余篇。笥藏中秘，世所希遘睹也。吾師鳳磐先生校《永樂大典》，自群集中表出之。歲戊辰，選奉命按遼左，辭謁先生，且乞教，乃手授是書……刻既成，不知先生為然否，謹書以質之。時皇明隆慶三載冬月之吉。

　　從張序可知，明本《清明集》錄自《永樂大典》的“清”字編及“判”字編。查《永樂大典目錄》“清”字韻在《大典》中不足兩卷，即卷八五一五的后部和八五一六的前部。其中八五一五為“事韻”，八五一六為“詩文”及長清縣、閩清縣等后一字為“清”的縣志及姓氏。《清明集》只可能收在卷八五一五的“事韻”中，總的篇幅不可能超過《大典》的一卷。“判”字韻在《大典》中占三十五卷之多，其中卷一六三○二至一六三二六共二十五卷，全是書判。明刻本十四卷肯定就是出在這二十五卷之中。張四維在序中說，“判”字韻中所收《清明集》，包括了“清”字韻中所收內容。但他沒有交代清楚，“清”字韻中的所謂兩卷，是全卷完整地包含在“判”字韻中？還是分散在各卷中？因為這牽涉到判斷《永樂大典》“清”“判”兩韻所收《清明集》是否同出一源的問題。序中提出疑問：“將原為一書，或于其中撮錄之耶？”

　　既稱“撮錄”，可能是分散在各卷中。《大典》編者不大可能作這種“撮錄”工作，很可能“清”、“判”兩韻分別錄自不同的版本。

　　觀者藏書讀書中文明刻本同宋刻本一樣，正文每篇下大多署作者別號、郡望或官稱，如蔡久軒、宋自牧，與宋本“名氏”欄對照，大都可查出他們的姓名。但張序說：“顧其始末，不著作者姓氏，其詳不可考”。可見他雖看到這些別號，但不能識別其名。盛后序中也只提到一個真西山（德秀），那是因為真的名氣大的緣故。由此可以肯定，在《大典》中的《清明集》，是沒有宋本那個“名氏”欄的，否則張四維就不會說“其詳不可考”了。

　　明初編《永樂大典》時，所收《清明集》是什么版本，現在已不能確定了。《四庫提要》子部法家類存目所說的《清明集》，也是《大典》本，但作十七卷，并說“輯宋元人案牘判語”。

　　而現在的明刻本，雖說也是《大典》本，但只有十四卷，而且只有宋人而無元人案牘判語。

　　從這些跡象，可以作如下推論：《清明集》自景定二年編成后，在元代又曾增修過，補入元人案牘判語；《大典》所錄《清明集》就是元代增修本，而張四維只錄了其中宋人案牘判語。

　　無論是宋本或元增修本，在明中葉時已很難看到，否則張四維也不會利用校《大典》的機會，命人錄出；盛時選也不會說“笥藏中秘，世所希遘睹”，并把它刻印了。

　　上面探討明本與宋本的關系，外證只有這些，還不足以作肯定的結論。現在只有進一步求諸內證，即從兩本的內容上的聯系來考察、分析。

　　我認為宋明本之間有淵源關系，理由如下：

　　第一，如上所述，明本與宋本，凡內容相同的類，各篇的順序是一致的。

　　第二，宋本所舉“名氏”欄，經初步考察，在明本其他各門中至少可補充五人，即真德秀（西山）、史彌堅（滄洲）、馬光祖（裕齋）、宋慈（自牧）和王遂（實齋）。

　　第三，宋本最后一篇雇賃類的《賣過身子錢》缺一頁，明本此篇也有缺文，所缺字數與宋本完全相同。宋明兩本行款不同，很難想像，如果明本不是直接或間接來源于宋本，何以所闕字數完全相同？

　　但是要說明本直接來源于宋本，又有些矛盾無法解釋：一、在同一類中，兩本內容還有個別交叉（即前述，有八篇是只有其中一本有的），文字也有個別差異。二、宋本“名氏”欄中尚有十人未能在明本中找出其判詞。三、缺頁或錯簡，往往是檢驗不同版本的源流關系的重要標志。如前所述，明本卷九戶婚門違法交易類《正典既子母通知不得謂之違法》一篇缺后半部，緊接的《共帳園業不應典賣》一篇缺前半部。與宋本相對，知闕文共五百四十余字。如果明本直接源于宋本，闕文應為宋本之整頁（二八八字）或倍數，但事實并非如此；如為張四維錄《永樂大典》文時書手抄漏《大典》之一整頁，《大典》每半頁十六行，行二十八字，則應為八百九十六字。另外，同卷十至十三頁間有錯簡，取贖類《典賣田業合照當來交易或見錢會中半收贖》一篇錯至前面，錯簡字數，也是五百四十余字，這是兩個鐵證，證明明本或《永樂大典》本，并非直接來源于宋本。

　　明本既與宋本有淵源關系，又不是直接來源于宋本，那就是說，在宋本與明本之間還有另一個版本。細查明本內容，果然發現了這方面的證據。如前所述，明本戶婚門共六卷，其中六、七兩卷為宋本所無。這兩卷有如下特點：一、作者吳恕齋、葉巖峰、韓竹坡、韓似齋、巴陵趙宰、通城宰、許宰，沒有一人在宋本“名氏”欄中有名。而其它各卷作者，即使非全部，至少有部分可在“名氏”欄中找到。二、這兩卷所收各案，時代都較晚，都在嘉熙、淳佑、寶佑年間，特別是卷七歸宗類《出繼子破一家不可歸宗》一案，其中說到：“斗煥之立在寶佑三年，而官司出給除附公據乃遲遲在五年之后”。寶佑三年之后五年，已是景定元年。判詞之作，又在此以后。“幔亭曾孫”在景定二年長至日就編完《清明集》，不可能收入這份判詞。三、第六、七兩卷分類，與其他各卷重復。即第七卷與第八卷各類基本相同，第六卷的爭田業、爭屋業、爭山、爭界至，與第四、五卷爭業重復。據此三點，可以推斷這兩卷的內容是后加的。也就是說，在景定二年幔亭曾孫本之后，又有人增入新的內容，再刻新本；新增的內容，不是插入各類之中，而是單獨成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