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的上校再次沖進了拱門。人們聽到了屋子里面如雷的叫喊聲。人越聚越多，如海的人潮向賣國者的房子涌去。擠上了欄桿和臺階……很快就會出現攻占巴士底監獄的那一幕了。

　　莫里斯·布魯和阿猛·阿馬內正穿過陽光照耀下的愛麗舍大街。他倆個子都不高，看起來機智勇敢。兩人都蓄著黑色的胡子，因追趕有些古怪的法國時髦，即使真頭發看起來也像假發，胡子也好像是假的。布魯的楔形胡須是從嘴唇下面長出來的，而阿馬內卻不同，他有兩撮八字胡。他們兩人都還年輕，都是無神論者，對人生的看法一成不變，令人沮喪，但非常能言善辯。他們都是偉大的科學家、時事評論家和道德家赫希博士的學生。

　　布魯因為一項提議而出名。他建議從所有法國經典中取消常用語“Adieu”（再見！永別了！）這個詞。如果在個人生活中使用這個詞，將處以輕微的罰款。他說：“那樣的話，你所臆想的上帝之名將最后一次回響在人類的耳邊。”阿馬內則專注于反對軍國主義。他希望馬賽曲中的“武裝起來吧，公民們”改為“參加罷工吧，公民們”。但是他的反軍國主義有些古怪，是一種法國式的反對方法。曾經有一位著名的英國貴格會教徒來見他，探討全球性裁軍問題，但最后對阿馬內的建議深感失望，因為他建議裁軍首先應該是士兵將他們的長官打死。

　　的確，正是在這些方面上，布魯和阿馬內與他們哲學上的領路人赫希博士截然不同。赫希博士雖然出生于法國，并一直接受最成功的法國教育，但在性格上他屬于另一種類型的人。他性情溫和，愛幻想，富有人情味。盡管是一個不可知論者，但也是一個先驗主義者。總之，與其說他是法國人，不如說他更像德國人。雖然他周圍的法國人很崇拜他，但在潛意識里，他們對他爭取和平的那種溫情脈脈的方式感到異常惱怒。但在整個歐洲，對這個圈子里的人來說，赫希是個科學圣人。他用他那大膽的宇宙學說，向世人顯示了他的單純和嚴謹的生活，盡管有些呆板，有些說教式。他既享有達爾文的地位，又有托爾斯泰的名聲，但他既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也不是反愛國主義者。他對裁軍的看法顯得較溫和，主張循序漸進。因此，共和黨政府非常信任他，讓他改進幾種化學物質。最近，他發明了一種無聲炸藥，政府將此視為機密，嚴加保護。

　　他的住所坐落在愛麗舍宮附近一條漂亮的街上。仲夏時節，街道綠樹成陰，就像一座公園似的。一排栗樹擋住了陽光，只有臨街的一個大咖啡館沐浴在陽光下。咖啡館對面就是赫希博士白綠相間的百葉窗，和二樓綠色的鐵欄桿陽臺。陽臺下是庭院的入口。庭院里鋪著瓷磚，到處是灌木，顯得生機勃勃。布魯和阿馬內一邊興致勃勃地交談著，一邊從入口走進庭院。

　　博士的老仆人西蒙為他們開了門。西蒙穿著筆挺的黑色西服，戴著眼鏡，灰白的頭發，一副平易近人的樣子，你會以為他也是個博士。事實上，他比他的主人赫希博士看起來更像科學家，而赫希博士長得像個分叉的蘿卜，頭的大小只能使其軀干看起來不顯得特別大。西蒙嚴肅地將一封信遞給阿馬內。阿馬內極不耐煩地撕開，很快向下看去：

　　“我不能下來見你們，因為屋子里有一個我不愿見的人。他是一個沙文主義者，叫杜珀斯，他正坐于樓梯上。他已經把所有房間里的家具都踢過了一遍了。我把自己鎖在書房里。書房正對著咖啡館。如果你們愛我，請到對面咖啡館去，在靠外邊的一張桌旁等著，我會把他趕到對面去。我希望你們去回答他的問題，應付他。我本人不能見他，我不能，我也不會見他。”

　　“又將出現一個狄雷福案。

　　—;皮·赫希”

　　阿馬內看著布魯。布魯接過信，讀了，然后看了一眼阿馬內。他們倆快步走到對面栗樹下，在一張小桌子旁坐下，要了兩大杯綠色的苦艾酒。這種酒在任何季節，任何時候都可以喝。咖啡館差不多是空空蕩蕩的；只有一個士兵坐在一張桌旁喝咖啡，另外一張桌旁，一個大個子在喝一小杯果汁，一位神父坐在那里，什么也沒喝。

　　布魯清了清嗓子，說：“當然，我們必須盡力幫助老師，但是—;”

　　他突然停了下來，阿馬內說：“老師必有充足的理由不見那個人，但是—;”他們倆還未說完，入侵者就從對面屋子里給趕了出來。拱門下的灌木搖晃著，被擠開了，不受歡迎的客人像一發炮彈似的彈了出來。

　　他長得結實強壯，戴一頂小小的蒂羅爾氈帽，體格確實有些像蒂羅爾人，肩膀又寬又大，但穿著短褲和織襪的腿顯得勻稱、敏捷。棕色的臉像干果一樣，褐色的眼睛明亮而略顯不安，黑色的頭發從前面直向后梳去，剪成平頭式樣，勾勒出強壯的正方形腦袋。他的濃密的黑色八字胡像野牛角。通常支撐這樣一顆大腦袋的脖子應該很粗壯，但脖子圍著一條很大的彩色圍巾，看不見。圍巾一直困到耳朵處，然后從前面垂下來，抄在似著馬甲一樣的夾克衫里。圍巾的顏色很難看，深紅色，帶一點金色和紫色，可能是東方的針織物。總的來講，這個人看起來有些粗俗。說他像個法國軍官，倒不如說他更像個匈牙利鄉紳。但他的法語表明他是一個地道的法國人。他的法蘭西愛國主義如此地激昂，顯得有些荒唐。他從拱門一鉆出來就尖聲地向街上大叫，“這兒有法國人嗎？”就好像是在圣城麥加號召基督徒們快來。

　　阿馬內和布魯馬上站了起來，可太晚了。人們已從各個角落向這里涌來，很快就緊緊地圍了一小群人。帶著法國人特有的街頭政治敏感，那個長著八字胡的人已經跑到對面的咖啡館，跳上一張桌子，抓住栗樹枝將自己穩住，然后像當年卡米爾·德斯莫林一邊向百姓撒橡樹葉一邊大聲叫喊一樣，他連珠炮地叫道：

　　“法蘭西同胞們，我不能說，但天主助我，我必須說。那些在丑惡的議會里的人不僅學會了大吹大擂，也學會了保持沉默，就像那個低縮在對面房子里的間諜一樣。不管我怎樣捶打他的臥室門，他都保持沉默，雖然他在里面聽到了我的聲音，坐在那里發抖，他現在依然沉默著。哦，他們可以很優雅地保持沉默—;這些政治家們。但是已到了我們這些無權說話的人不得不站出來說話的時候了。同胞們，你們被出賣給了普魯士人，就是現在，被那個人出賣的，我叫焦耳·杜珀斯，是駐貝爾福的炮兵上校，昨天我們在伏斯格抓住一名德國間諜，從他身上搜出了一張紙條，現在就在我手上。啊，他們想把這事遮掩起來，但我把這張紙條直接拿給寫這紙條的人，就是對面房子里的那個人，是他親手寫的，有他的簽名，紙上寫著如何找到有關無聲炸藥的秘密文件。赫希發明了無聲炸藥，又寫了這張紙條。紙條是用德語寫的，在一個德國人口袋里找到的。上面寫道：‘告訴那個人，炸藥的公式放在國防部秘書辦公桌左邊的第一個怞屜里，用紅墨水寫的。叫他千萬小心。—;皮·赫希’。”

　　他像打機關槍似地說著。很明顯，要不是有些瘋狂，就是有些偏激。聚集在一起的人群都是些民族主義者，他們已經開始發出威脅的吼叫了。由阿馬內和布魯領導的那些同樣憤怒的少數知識分子，也只是在那里火上加油，使得大多數人沸沸揚揚，更為好斗。

　　布魯大聲問道：“如果這是軍事機密，那你為什么還在大街上高聲地說出來呢？”

　　“我會告訴你為什么！”杜拍斯的聲音蓋過了吵鬧的人群，“我曾以和平的方式直接去找這個人談。如果他有任何理由這樣做，他可以告訴我，我會保密的，但他拒絕作出任何解釋。他讓我去咖啡館找兩個陌生人，他的兩個走卒，然后把我趕了出來。但現在我要再進去找他，因為我有巴黎人民作我的后盾了。”

　　一聲叫喊似乎把房子都震動了，兩塊石頭飛向房子，其中一塊砸碎了陽臺上的窗玻璃。憤怒的上校再次沖進了拱門。人們聽到了里面如雷的叫喊聲。人越聚越多，如海的人潮向賣國者的房子涌去。擠上了欄桿和臺階，很快就會出現攻占巴士底監獄的那一幕了。但就在這時，被打碎的窗子開了，赫希博士走到了陽臺上，立刻，憤怒的人群中有一半人大笑起來，因為赫希博士在這樣的情景中看起來非常滑稽可笑。他的長長的光脖子和斜肩膀像一個香檳瓶子，但那是誰一好看一些的地方。他的衣服穿在身上就像穿在一個木樁上，紅頭發又長又亂，面頰兩邊和下巴上滿是亂蓬蓬的胡須。他臉色蒼白，戴一副藍色眼鏡。

　　赫希博士氣得臉色發青，以一種果斷而正式的口吻講話，所以當他說第三句話時，蚤動的人群安靜了下來。

　　“……現在只對你們說兩件事。第一件事是對我的敵人說的，第二件事是對我的朋友們說的。對敵人我想說：是的，我不會見杜珀斯，雖然他在臥室外大吼大叫。是我找了兩個人替我去見他。告訴你們為什么吧！因為我不會也不能見他，因為見他有失體面，有損榮譽。在法庭證明我清白無辜之前，這位先生作為一個正人君子還欠我一次公道，我要和他決斗，我讓他去找我的朋友們，我嚴格地……”

　　阿馬內和布魯使勁揮舞著他們的帽子，甚至博士的敵人們也為這意想不到的挑戰歡呼起來。接下來的幾句話又聽不清了，但他們聽見他說：“朋友們，我個人總是喜歡使用純智力武器，一個高尚的人一定會控制住自己。我寫的書很成功，我的理論無可辯駁，但是在政治上我受到法國人極大的歧視。我不可能像克萊門索和德羅雷那樣講話，因為他們講話像槍聲一樣充滿火藥味。法國人喜歡決斗士就像英國人喜歡運動員一樣。好吧，我發誓，我愿為這野蠻的勾當付出一切，然后再用我的余生去反思。”

　　人群里立即有兩個人挺身而出，愿意做杜珀斯上校的助手，杜珀斯很快走了出來，非常滿意。這兩個人中的一個是那個獨坐一桌喝咖啡的普通士兵，他說：“先生，我愿做你的助手。我叫杜克·德·伏龍加。”另外一個是那個大個子，他的牧師朋友開始試圖勸阻他，后來獨自走開了。

　　黃昏時，在咖啡館后面，有些人正在進餐。雖然沒有玻璃或鍍金的天花板擋著，但客人們幾乎都坐在樹陰下，因為周圍和桌子之間都放有很多裝飾性的樹，使得這后院帶有小果園的幽暗。在中間的一張桌子旁，獨自坐著一位矮小結實的神父，正煞有介事地享受著面前的一盤小鯡魚。他平常的生活非常簡樸，所以他特別喜歡這突如其來的獨自享受的奢華。他是一個節儉的喜愛美食的人。他一直盯著盤子，盤子上堆著紅辣椒、檸檬、黑面包、黃油等等。這時一個高個子人走到桌旁，坐在他對面。他就是弗蘭博。弗蘭博看起來悶悶不樂的。

　　“恐怕我必須放棄了。”他沉重地說，“我是完全站在像杜珀斯這樣的法國士兵一邊的，我根本就反對像赫希這樣的法國無神論者。但在這件案子里我們犯了個錯誤，杜克和我認為最好先調查一下杜珀斯的指控。我必須承認，我很高興我們這樣做了。”

　　神父問：“那么，那張紙條是假的？”

　　弗蘭博答道：“這件事很奇怪。那張紙條確實像赫希的筆跡，無人能看出破綻，但卻不是赫希寫的。如果他是一個愛國的法國人，可以說他沒有寫這張紙條，因為這是給德國人提供情報。即使他是德國間諜，他也沒有寫這張紙條，因為紙條并沒有給德國人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情報。”

　　布朗神父問：“你是說情報是錯的？”

　　“錯的，而且錯的地方恰是赫希博士應該寫正確的地方，即在他自己辦公室里保藏那個秘密公式的地點。杜克和我得到赫希和當局的支持，被允許去查看了國防部里赫希藏秘密公式的那個秘密怞屜。除了發明人自己和國防部部長之外，只有我們倆知道這個秘密。但是，國防部長是為了使赫希免于決斗才允許我們知道的，這樣，如果杜珀斯的揭露是假的，我們就不能支持杜珀斯了。”

　　“是假的嗎？”布朗神父問。

　　他的朋友沮喪地說：“是的，那紙條是一個毫不知情的人的拙劣偽造。紙條上說，文件放在秘書辦公桌左邊的柜子里。事實上，那個有秘密怞屜的柜子安放在離辦公桌右邊一些的地方。紙上說，一份很長的文件裝在灰色信封里，用紅墨水寫的。而實際上呢，不是用紅墨水寫的，是普通的黑墨水。這份文件除了赫希外，沒有任何人知道。很明顯，赫希犯這樣的錯誤是非常荒謬的，也是不可思議的。赫希會這樣去幫助一個外國竊賊，讓他在另一個怞屜里亂摸嗎？我想我們必須停止這件事，向赫希道歉。”布朗神父似乎在沉思，他叉起一小塊鯡魚，問：“你能肯定灰色信封是在右邊柜子里嗎？”

　　“肯定是的，灰色信封—;實際上是個白色信封—;是……”

　　布朗神父放下小鯡魚和叉子，盯著坐在對面的同伴，聲音有些變了：“什么？”

　　“嗯，什么？”弗蘭博重復了一句，開心地吃著。

　　“不是灰色的。”神父說，“弗蘭博，你嚇了我一跳。”

　　“怎么嚇著你了？”

　　弗蘭博的朋友嚴肅地答道：“我被你說的白色信封嚇著了。要是真是灰色的就好了。真該死，也許它是灰色的。但是如果它是白色的，那整個事情就嚴重了。博士一直在玩弄地獄之火。”

　　弗蘭博說：“但我說了他不可能寫這樣一張紙條。這紙上講的全是錯的。不論是無辜的還是有罪，赫希博士對這些事實是十分清楚的。”

　　神父嚴肅地說：“寫條子的人對所有的事實都十分清楚。如果他不知道這些事實，他不可能錯得如此的精確。你必須對每件事都很了解才能出這樣的錯誤—;像魔鬼一樣。”

　　“你是說……”

　　“我是說一個人如果偶爾撒謊，他說的話有些會是真的，如果某人要你去找一幢房子，告訴你這房子的門是綠色的，藍色的百葉窗前面有一個花園，但沒有后花園，有只狗但沒有貓，人們喝咖啡，不喝茶。如果你沒有找到這樣的房子，你會說，他所說的都是捏造的。但我說不。我說如果你找到一幢房子，門是藍色的，百葉窗是綠色的，有后花園，但沒有前花園，到處都有貓，卻看不到狗，人們喝茶卻不準喝咖啡，那么你知道你找到了那幢房子。那個人肯定非常了解那幢房子才可能描述得正好相反。”

　　弗蘭博問：“那意味著什么呢？”

　　“我想不出來。我對赫希這件事一點都沒搞懂。如果只是左怞屜而不是右怞屜，只是紅墨水而不是黑墨水，我會以為只是偽造者偶爾犯的大錯。但是三件事都錯了，這是個神秘的數字，它說明了一切。怞屜的位置，墨水的顏色，信封的顏色沒有一個碰巧正確的，這就不可能是巧合了，不是巧合。”

　　“那么是什么呢？叛國？”弗蘭博一邊繼續吃飯，一邊問道。

　　布朗神父一臉迷惑地說：“我也不知道。唯一能想到的是……嗯，我從來沒搞懂狄雷福案件。我對道德方面的東西比對其它方面理解起來容易些。我根據一個人的眼神、聲音，他的家庭是否幸福，他喜歡什么東西，不喜歡什么來作出判斷。但我對狄雷福案件感到迷惑不解，并不是那些可怕的起因，我知道（盡管不時興這樣說），那些身在高位的人的本性，依然可能像欽契或博爾吉亞那樣的十惡不赦，令人發指。不，使我迷惑不解的是雙方的誠實。我不是指那些政治團體，民眾一般來講是誠實的，經常容易被愚弄。我是指那些參與案件的人、那些陰謀家（如果他們是陰謀家的話）、那個賣國賊（如果他是個賣國賊的話）、那個肯定知道真相的人。現在狄雷福仍然存在著，深知自己是被冤屈的，而法國的政治家和士兵們則仍然自以為是地以為他們知道狄雷福不是被冤枉的，而且還是一個壞人。我的意思不是說他們的行為很糟，我的意思是他們好像很確信自己是對的。我講不清楚，但我知道。”

　　弗蘭博說：“但愿我也知道。那么這件事和赫希有什么關系呢？”

　　神父接著說：“想想看，假如一個受信任的人開始給敵人提供情報，而這情報是虛假的；假如他甚至認為提供這些假情報是在拯救他的國家；假如這樣做可以使他打入間諜網，而他又不必負擔什么，沒有責任；假如他可以保持這種雙重身份而從不將真情報出賣給敵人，只是讓他們越來越多地去猜測；他的善良本性，如果還有的話，會說：‘我沒有幫助敵人，我說的是左邊怞屜。’而丑惡的一面則會說‘但他們也許能感覺到其實我說的是右邊。’我想這從心理上講是可能的。”

　　“從心理上講也許是可能的，”弗蘭博答道，“這一點可以肯定地解釋為什么狄雷福認定自己是被冤枉的，而法官認定他是有罪的。但歷史是不可改變的，因為狄雷福的情報（如果是他的情報的話）從字面上來看是正確的。”

　　布朗神父說：“我不是在想狄雷福。”

　　人們已經離去，周圍安靜了下來。有些晚了，但依然到處是燦爛陽光，好像碰巧被樹枝留住了似的。沉靜中，弗蘭博突然轉動椅子，椅子發出很大的響聲，他把胳膊肘搭在椅背上，急促地說：“如果赫希真是一個膽小的賣國者……”

　　“你對人們不要太苛求了。”布朗神父輕輕地說，“這不完全是他們的過錯，他們不具備一種本能。我是說那種使一個女人拒絕和一個男人跳舞，或一個男人拒絕進行一筆投資那樣的本能。人們一直受到這樣的教育：至關重要的一切只是恰如其分。”

　　弗蘭博不耐煩地叫起來：“不管怎樣，他的事與我無關，我不想再談他了。杜珀斯也許有點瘋狂，但他的確是一個愛國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