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頂上的蒼穹慢慢地由孔雀綠變成孔雀藍，懸在天頂的星越來越像真正的寶石。三名偵探悄沒聲息地潛到枝葉茂密的大樹后，在死一般的寂靜中站在樹后，第一次清楚地聽到了兩個奇怪神父的談話……

　　船在晨曦的一抹銀色光芒和粼粼海水的綠色光波之間，泊靠在了埃塞克斯海岸的哈維奇港，放出亂糟糟的一大群人，像蒼蠅一樣四散亂飛。這些人當中，我們必須跟蹤的那個人，無論如何也說不上引人注目，也不因他的著意裝扮而使人一見眼明。他那身花哨的假日服裝，和他那滿臉公事公辦的神氣有點不相稱。但除此之外，在他身上沒有一點引人注目的地方。他的服裝包括一件瘦小的淺灰色茄克衫，一件白背心，一頂系有灰藍色絆帶的銀白色草帽。在衣著及草帽的映襯之下，他的瘦削的臉顯得黑黝黝的。臉的下端有一撮西班牙式的黑色短須，使人聯想起伊麗莎白時代的皺須。他以游手好閑人士的認真神氣怞著一支香煙，渾身上下一點也顯示不出在他的茄克衫的掩蓋下，藏著一把裝滿子彈的左輪手槍，他的白背心掩蓋著他的警察證章。而在他的草帽下面，也看不出他就是歐洲最有能力最有才智的非凡的人物之一。他就是瓦輪丁，巴黎警察局局長本人，世間最有名的偵探。他從布魯塞爾到輪敦來執行本世紀最了不起的一次逮捕行動。

　　大盜弗蘭博到了英國。三個國家的警察費盡周折追蹤這個犯罪老手，終于從比利時的根特追到了布魯塞爾，又從布魯塞爾追到了荷蘭的胡克港。推測他可能會利用當時正在輪敦召開的“圣體會議”，在與會人彼此不熟悉的混亂情況下，喬裝打扮成低級神職人員，或是同會議有關的秘書什么的，從而來到輪敦。不過，瓦輪丁并沒有把握。沒有人能對弗蘭博有把握。

　　自從這位犯罪大王突然停止在這個世間搗亂以來，到現在已有許多年了。他停止活動之后，正如有人說的羅蘭死了之后一樣，地球上異常平靜。但是弗蘭博在他的鼎盛時期（當然，我的意思是說他的猖狂時期），卻是一個與凱撒大帝一樣，形象生動，全球皆知的人物。幾乎每天早上，日報上都刊登著他剛剛逃脫一件非凡罪行的應有懲罰，又在進行另一件非凡罪行的消息。

　　弗蘭博是個身材高大的加斯科涅（法國西南部）人，膽子和他的軀體一樣大。有些最激動人心的故事講到：他如何在自己興致上來之際，把一名官方刑事偵探倒提起來，讓他頭頂著地倒立著，去清醒頭腦；他又怎樣一只胳膊挾著一名警察，在利沃里的路上大步飛跑。

　　說到他的令人難以置信的體力，則一般都用在一些盡管有失公家體面，但卻沒釀成流血慘案的場面—;這樣的評說乃是公允的、不過分的。他的真正罪行主要是一些富有創造性的大規模搶劫。他的每一次盜竊都堪稱一件新奇的罪行，每一次作案都足以構成一個新鮮故事。例如他在輪敦經營過一家赫赫有名的泰洛林牛奶公司，他這公司沒有奶牛場，沒有奶牛，也沒有送奶車，更沒有牛奶，但他差不多有一千個訂戶。他只是靠把別人門前的小奶罐換上標簽，放在自己的主顧門前，以這種簡單躁作來為他的訂戶送奶。

　　也正是他弗蘭博，在截取偷看了一位年輕女士的全部信貸函件后，把他自己寫的信用照相機拍成膠片，印在顯微鏡的載物片上，印得非常非常之小，以和她保持通信關系，使她既莫名其妙又甩不掉。以此對她搞了一個非同尋常的惡作劇。

　　不過，弗蘭博的每一次新作品都普遍地以簡單明了為特色。據說，他有一次越深夜把一條街的門牌號碼全都重新漆過，僅僅是為了把一個旅客引入他設置的圈套。十分肯定的是，他發明了一種輕便郵筒，放在僻靜的郊區角落，等待著有人往里邊投入匯款單。

　　最后一點，據人所知，他還是一個令人驚奇的雜技演員。盡管他塊頭那么大，跳躍起來卻輕便得像只蚱蜢。又能像猴子一樣隱入樹頂。因此大偵探瓦輪丁出發來找弗蘭博的時候，心里完全清楚，即使找到了對手，自己的冒險也遠沒有完事大吉。

　　但是怎樣去找他呢？大偵探瓦輪丁仍然在揣摩，心中無底。

　　只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任隨他偽裝得多么巧妙，也無法掩飾他那獨特的身高。要是瓦輪丁的敏銳眼光一下子看到一個高個子的賣蘋果的女攤販，一個高個子近衛兵，甚或于一位雍容富貴的高個子公爵夫人，他都可以當場逮捕他們。但是，他在火車上一路風塵，還就沒有看到一個可能是弗蘭博偽裝的人，正如一只貓偽裝不了一頭長頸鹿一樣。對火車上的人他已經弄清楚了。在哈維奇上火車或是在中途上車的人當中，身高肯定都不到六英尺。有一個矮小的鐵路官員旅行到終點，三個矮小的蔬菜農場主乘了兩站路下車，一個矮小的寡婦從埃塞克斯的一個小城上車，一個矮個的羅馬天主教神父從埃塞克斯的一個小村子上火車……說到最后這個人，瓦輪丁放棄了觀察，幾乎笑了。這個小個子神父具有那么多東方平原人的氣質，他的臉又圓又呆板，像諾福克湯圓。他的眼神像北海一樣深邃。他帶著幾個棕色紙包，幾乎沒有辦法把它們收攏來。毫無疑問，“圣體會議”從各地的淡泊無為的人士當中吸引了不少這類人物，他們令人不可思議，無依無靠，仿佛是從地里挖出來的鼴鼠。瓦輪丁是法國的極端型懷疑論者，他不喜歡神父，但是他會同情他們。而這一位神父可以引起任何人同情。他有一把破舊大傘，經常落到地上。他似乎不知道自己的往返車票上，標注的正確的終點站究竟在什么地方。他以呆子般的單純向車廂里的每一個人解釋他的小心，因為他的一只棕色紙包里有一些用純銀和藍石頭做的東西。他那埃塞克斯人的坦率和他的圣人般的單純，不斷地把瓦輪丁這個法國人逗樂，直到神父總算在斯特拉福德帶著他所有的紙包下車，又回來取他的傘。他取傘的時候，瓦輪丁發善心地警告他，別因為要小心而此地無銀三百兩，把自己身上的銀器告訴給大家。但是他一邊和神父講話，一邊睜大眼睛望著另一個人。這個人沉著地注視著任何人，不管是窮人闊人，還是男人女人。這人足有六英尺，至于弗蘭博呢，他還要高出四英寸。

　　瓦輪丁在利物浦站下了火車，躊躇滿志地感到迄今尚未漏放過弗蘭博。他到蘇格蘭場辦理了身份合法手續，約定必要時請求幫助。然后他點燃另一根香煙，在輪敦街上信步漫游。在維多利亞車站背后的街道和廣場散步時，他突然停步駐足。面前是一個古老、別致、寧靜的廣場，非常典型的輪敦模式，整個廣場出人意外的寂靜。周圍是高大單調的房屋，既顯得豪華而又無人居住，廣場中央是長滿灌木的場地，看起來像太平洋上的綠色小島那么荒涼。四邊建筑中有一邊比其余三邊高出許多，像座高臺。這一邊的自然線條，被輪敦的可贊賞的意外因素破壞無遺—;這是一座飯店。他感到自己仿佛是從索霍區走錯了方向而來到此間的。這里有長得過分引人注意的東西—;栽在缽里的矮小植物，有長長條紋的、檸檬黃和白色的百葉窗。這種窗戶臨街而設，在輪敦通常七拼八湊的布局中，顯得分外高大。一段階梯從街上直上前門，仿佛太平門的樓梯直通到了二樓窗前。瓦輪丁在黃白色百葉窗前站著怞煙，琢磨良久。

　　奇跡的最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方，就是它的發生。天上幾片云聚攏成為人類眼中的星形。遠處曠野中陡然聳立起一棵大樹，十分像個巨大的疑問符號。這都是在幾天前親眼看到過的。納爾遜海軍元帥死在勝利的那一刻。一個叫威廉斯的人十分偶然地謀殺了一個叫威廉森的人，這聽起來好像謀殺了自己的孩子。簡而言之，在生活中有巧合的成分，人們如果認為它乏味，就會永遠失去它。正如美國偵探小說家兼詩人愛輪坡那看似矛盾實則正確的說法所表白的：“智慧必須指望不可預見的事。”

　　阿里斯蒂德·瓦輪丁是個莫測高深的法國人，法國人的才智是特殊的和獨一無二的。他不是“思想機器”，因為那是現代宿命論和唯物論的沒腦筋的用語。機器只是機器，因為它不能思維。但他瓦輪丁是個有思維的人，同時又是個平平常常的人。所有他的奇妙成功，看起來就像是有魔法，實際上都是來自堅持不懈的推理，和清晰而尋常的法國人式的思維。法國人不是靠任何看似矛盾實則正確的說法來震動世界，而是用實際上不言而喻的道理來震動世界。他們至今都在實踐某種不言而喻的道理—;就像他們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那樣。但是確切地說，瓦輪丁明白理性，明白理性的極限。只有對開汽車一無所知的人，才會大談特談開汽車不用汽油的神話。只有對理性一無所知的人，才會在沒有堅實基礎的情況下，大談特談無可爭辯的第一原則的推理。而瓦輪丁現在就沒有堅實的基礎，只能死死地抱住第一原則不放。弗蘭博在哈維奇不見了。如果他竟然在輪敦出現，他可能是溫布爾登公共網球場上一個高個子流浪漢，也可能是大都會飯店里一個高個子的宴會主持人。在這樣明顯的一無所知的情況下，瓦輪丁有他自己的看法和辦法。

　　在這種情況下，他期待著不可預見的事。如果他不能追隨有理性的思路，他就冷靜而小心地追隨沒有理性的思路。他不用去可預料的地點—;銀行、派出所、可能約會之處，而是要系統地到不可預料的地點去：敲敲每所空房子的門，彎進每一條死胡同，走進被垃圾封死的每一條小巷，繞著每條彎路走，徒步走出大路，等等。他富有邏輯地為他的這種幾近瘋狂的做法辯護。他說如果一個人有線索可尋，那是最糟糕的路子。如果根本沒有什么線索，那才是最好的路子。因為一些引起追捕者注意的稀奇古怪的地方，也許正是引起被追捕者注意的地方。一個人開始的某個地方，可能剛好是另一個人停下來的地方。關于上到店鋪的那段階梯，關于那個寂靜、古老、別致的飯店，都有些什么在引發他這個偵探的罕有的浪漫幻想，使他決定隨意去試試。于是他走上階梯，在靠窗子邊的一張桌子前坐下，要了一杯不加奶的咖啡。

　　上午已經過去一半，他還沒吃早飯。桌上擺著另一個人吃剩的早餐，這才使他想到自己還餓著肚子。于是他又叫了一只水煮荷包蛋。他默默地往咖啡里加了白糖，一直想著弗蘭博。他回想弗蘭博每次是如何逃脫的，一次是用指甲刀，一次趁一所房子失火，一次是必須去交一封欠郵資的信，一次是讓人們通過望遠鏡看一顆要毀滅地球的彗星。瓦輪丁認為自己的偵察腦筋一點不比罪犯的差，但他也清醒地認識到了自己的不利之處。“罪犯是富有創造性的藝術家，偵探只是評論家。”他帶著辛酸的微笑對自己說，慢慢地把咖啡杯舉到唇邊，很快又放下—;他加的白糖是鹽。

　　他望了望裝著白色細粒的家什，當然是糖罐，正如香檳酒瓶子裝的是香檳酒一樣不會弄錯，這罐里裝的是白糖。他奇怪他們為什么會在里面放鹽。他四下看看是否另有正統的家什。對，有兩個鹽瓶，裝得滿滿的。也許鹽瓶里的辛辣調味品有些什么特色。他嘗了嘗，是白糖。他疑惑地向飯店里四下張望，看看把糖放進鹽瓶把鹽放進糖罐這種獨特的藝術風格是否還有其它表征？除了白紙裱糊的墻上給濺了點黑色液體之外，整個地方顯得整潔、輕快、平平常常。他按鈴叫侍者。

　　侍者匆忙趕來，在清晨時刻頭發還是亂蓬蓬的，睡眼惺松。瓦輪丁偵探并非絲毫沒有幽默感，他讓侍者嘗嘗白糖，看是否符合這家飯店的崇高聲譽。結果侍者突然打了個呵欠，陡然清醒過來。

　　“你們每天早上都和顧客開這么巧妙的玩笑嗎？”瓦輪丁問，“拿鹽換糖當笑料，從來不會使你們感到乏味吧？”

　　侍者弄懂這種譏諷后，結結巴巴地保證說飯店絕對沒有這個意思，這一定是個最奇怪的錯誤。他拿起糖罐來看看，又拿起鹽瓶看看，顯得越來越莫名其妙。他突然說聲“請原諒”，就匆匆走開。幾秒鐘后，飯店老板和他一起趕來。老板也檢查了糖罐，然后檢查了鹽瓶。他同樣一臉莫名其妙的神色。

　　突然侍者似乎發音清晰起來，幾句話沖口而出：

　　“我想……”他結結巴巴地說，“……我想，就是那兩個教士。”

　　“什么兩個教士？”

　　“那兩個把湯潑在墻上的教士。”

　　“把湯潑在墻上？”瓦輪丁重復道，他確信這一定是個意大利隱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