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是這樣，”迪潘說，“而且，我還問這個孩子用什么方法來做到能完全設身處地的體察對方，他所以能取勝正在于此，我得到的回答如下：”我要是想弄清楚哪個人有多么聰明，或者多么笨，多么好，或者多么壞，或者他當時在想什么，我總是要模仿他臉上的表情，盡可能學得和他一模一樣，然后等一等來看，我腦子里或者心里會產生什么思想和情緒才配得上這幅神氣，才裝得一模一樣了。‘小學生的這種反應是一切貌似深奧的東西的起因，盧歇夫科，拉布吉夫，馬基雅維里還有康帕內拉，都曾經被認為有這個特點。“”而且推理的人要有完全設身處地體察他對手的智力，“我說，”如果我對你理解得正確，這要看他把對手的智力估計得多么準確了。從實用價值來看，這是關鍵，“迪潘回答道：”警察局長和他那一幫人這么經常地失策，首先是因為沒有這樣設身處地想一想，其次是估計不當，或者更確切地說，根本沒有估計他們所對付的人的智力。他們只考慮他們自己的巧妙主意，在搜查任何藏起來的東西的時候，只想到他們自己會以什么方式來隱藏東西。他們只有這一點對——他們自己的智謀忠實地體現了大眾的智謀，可是如果那個罪犯的鬼主意在性質上跟他們自己的不一樣，他會使他們枉費心機的。當然羅，如果比他們自己的高明，那就老是會發生這種情況，如果不如他們，那也時常會這樣。他們進行調查的原則一成不變；至多，由于情況非常緊急，或者在重賞的促使之下，他們會把老一套的辦法擴充或者變本加厲地運用一番，可也不會去碰一碰他們的原則。例如，在D一這樁案子里，有沒有做過什么事去改變行動的原則呢？鉆孔，用探針刺探，測量，用顯微鏡觀察，還有把房子的表面分成多少編了號的平方英寸，這一大套是干什么呢？這不過是根據那一套對人類的心機的見解，把警察局長在長期例行公事里習以為常的那種或者那一套搜查的原則，變本加厲地運用起來，還能是別的嗎？難道你沒有看出，他認為理所當然，凡是人要想藏信，雖然不一定去把椅子腿鉆個洞，至少也總要放在什么偏僻的小洞或者角落里，這豈不是跟勸人把椅子腿鉆個洞來藏信的主意一脈相承嗎？難道你也沒有看出，這樣考究的藏東西的角落只適合于尋常的情況，大概只有智力尋常的人才會采用；可以說，在凡是要隱藏東西的案子里，對所隱藏的東西的處理，以這種考究的方式來處理，這首先就是可以想見的，而且本來料得到的；因而，要查出贓物，完全不必依靠才智，而全然是依靠追查的人細心、耐心和決心；遇到案情重大，或者從政治眼光看也同樣關系重大，而且賞格非同小可，那倒從來沒聽見有在所說的這些條件上失策的。現在你可以明白我的意思了，譬如說，假定失竊的信確實是藏在警察局長搜查范圍之內的什么地方，換句話說，假定藏信的原則包括在警察局長的那些原則之內，那么，查出信來大概也原本不在話下。可是，這位長官卻完全受了蒙騙。他失敗的原因在于他推測這位部長是個笨蛋，因為D一已經有了詩人的名氣。凡是笨蛋都是詩人；這位警察局長覺得就是這樣，他不過是犯了使用不周的命題的錯誤，而因此推斷出，凡是詩人都是笨蛋。可是這一位真是詩人嗎？

　　“我問道，”據我所知，一共是兩兄弟，兩個人都在文才上有名氣。我知道這部長在微分方面有學術論著。他是一位數學家，不是詩人。你錯了；我很了解他，他是兼而有之。作為詩人兼數學家，他大概是善于推理的；單單作為數學家，他根本不能推理，大概要任憑警察局長擺布了。你這些意見使我很吃驚，“我說，”那可是全世界一向反對的意見。你不是想把多少世紀都融會貫通的意見一筆抹殺吧。數學推理早已被認為是最好的推理。’十之八九，‘“迪潘引用沙福爾的話回答道，”’任何公認的意見，任何公認的常規都是愚蠢的，因為它們都只適合群眾。‘就算你對，數學家們也一直在盡最大努力傳播你所指的為一般人接受的錯誤，可是把它當作真理來傳播，錯誤還少不了是錯誤。例如，他們不惜小題大做，把’分析‘這個詞暗暗挪用到代數方面。法國人是這種特殊的障眼法的創始人；可是如果某一名詞還多少值得重視…。。如果字眼由于使用而產生了什么價值……那么，’分析‘表示’代數‘，差不多就象人們把拉丁文’aposambitus’當作表示‘野心’，‘religio’表示‘宗教’，‘homineshonesti’表示一群高尚人物一樣無稽。“”我明白了，“我說，”你要跟巴黎的一些代數學家爭論一下；不過，說下去吧。關于用抽象邏輯以外的其他任何特殊形式培植起來的理智，我對它的效用，也就是它的價值，表示懷疑。我尤其懷疑的是，由研究數學而引導出的理智。數學是形式和數量的科學；數學的推理僅僅是在考查形狀和數量時的所用的邏輯。所以會鑄成大錯，在于設想連所謂純代數的真理也都是抽象真理或普遍真理。而且這種錯誤又錯得這么異乎尋常，從它一向為人們接受的普通程度來看，我覺得十分令人厭惡。數學的公理并不是普遍真實的公理。譬如，適用于表示關系，表示形狀和數量的正確道理，用在倫理學方面卻往往大錯特錯。在倫理學上，要說各部分累積之和等于整體，那常常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在化學方面，這個公理也不能成立。在考察動機的時候，它不能成立，因為兩種動機，各有既定的價值，把二者結合起來得出的價值不一定等于它們各自的價值之和。還有其他的許多數學真理，僅僅在表示關系的限度之內才是真理。然而數學家卻出于習慣，根據他的有限真理來論證，仿佛它們具有絕對的普遍適用的性質、也正象全世界的確以為它們都能普遍適用似的。

　　布萊恩特在他的十分淵博的《神話》中提到一種類似的錯誤根源，他說，‘雖然異教的傳說是不可信的，我們卻不斷地忘記我們自己的身份，把它們當作既存在的現實，根據它們來進行論證。’對于代數學家，既然他們本身是不相信基督的異教徒，‘異教的傳說’就是可信的，他們根據這些來論證，與其說是出于記性不好，倒不如說是出于不可理解的一種糊涂頭腦。總之，我還沒有遇到一個在求等根以外能靠得住的數學家，也沒有哪個不是私下里堅信X*X＋PX是絕對無條件地等于q的。如果你愿意，你不妨試一試，對這些先生之中的某一位說，你相信可能出現X*X＋PX完全不等于q的情況，在你使他明白了你的意思之后，你趕緊溜走，讓他抓不住你，因為沒有疑問，他是一定要把你打翻在地的。“這最后一句話只使我覺得可笑。這時迪潘繼續說：”我的意思是說，如果這位部長不外是一位數學家，警察局長也沒有必要把這張支票給我了。可是，我知道他既是數學家又是詩人，我的措施是按他的智能來編排的，而且考慮到了他所處的環境。我還知道他善于在宮廷里獻媚，同時又是一個大膽的陰謀家。這樣的人，照我估計，不會不了解到普通的警察行動方式。他不會不預料到，而且事實證明他早就料到他會遭受攔路搶劫。我又想，他必定也預料到他的住宅要受到秘密搜查。他經常不在家里過夜，警察局長認為這一點肯定有助于警方的成功，我只認為這是詭計，向警察提供進行徹底搜查的機會，以便早一點使他們深信，那封信并沒有放在房子里，而且G一也終于達到了這個目的。我覺得，關于警察在搜查隱匿物件時不變的行動原則，這里面有一整串的想法，剛才我已經費力地向你詳細講過了，我覺得在這位部長的頭腦里也必然考慮過這一整串的想法。這必然會使他看不中一切尋常的隱藏東西的角落。我又想，他不會這樣不中用，看不出在警察局長的眼睛，探針，手鉆和顯微鏡的檢查下，他旅館里最奧妙、最偏僻的隱蔽的角落都是象他的壁櫥一樣敞開的。

　　最后，我看出來，他大概要被迫而求其簡單了，如果不是有意選擇，也是理所當然。在警察局長頭一次訪問我們的時候，我向他提出，這樁奇案所以使他十分為難，也可能正是因為案情過于不言自明罷了，你也許還記得起來他當時是怎么狂笑的。對，“我說，”他笑的情景，我記得很清楚。我真以為他要笑斷肚腸的。物質世界，“迪潘繼續說，”有許多和非物質世界極其類似的地方；因此，修辭學的教條也還有其可信之處，例如它說：隱喻或者明喻既可用來潤色一篇描述，也可用來加強一個論點。舉例說，慣性力的原理，在物理學和形而上學上似乎是完全相同的。一個大物體要比個小物體難以起動，而且后來的動量也是與這種困難相稱的，這在物理學上是真實的，然而在形而上學上，智能較大的有才識的人雖然在運用才智時比那些等而下之的人更有銳勢，更持久，更多彩多姿，但是在開始前進的頭幾步，他們不大容易動，比較拘謹，充滿了疑慮，這也是真實的，不亞于前者。再則，你有沒有注意過沿街的商店門上的招牌，哪一種最有吸引力？我從來沒有想過這種事。‘我說。“有一種智力測驗的游戲，”他重新說下去，“這要用地圖來玩。玩的一方要求對方找出一個指定的字一城鎮、河流、國家或者帝國的名稱，總之，在地圖的五顏六色、錯綜復雜的表面上的任何一個字。玩這種游戲的新手，為了難住對方，通常都是讓他們找字型最小的地名，可是老手卻選擇那種從地圖的一端拉到一端的印得很大的字。這些，就象街道上字型過大的招牌和招貼一樣，正由于過分顯著，反而沒有引起注意；在這里，視覺上的疏忽和是非上的失察可以說惟妙惟肖，正因為有些道理是明擺著的，十分突出，十分明顯，有才智的人在思考時反而把它們放過去，沒有理會。不過，這個問題，看起來，可能超過了警察局長的理解能力，也可能是他不屑于考慮的。他從來沒有想一想這位部長也許，甚至可能拿信放在大庭廣眾眼前，把它當作讓誰也不會有所覺察的絕妙好計。”可是我愈是想到D一的敢作敢為，勇往直前，當機立斷的智謀；想到他如果打算把這份文件利用得恰到好處，一定總是把它放在手邊；想到警察局長得出的明確的證據——信并沒有藏在這位尊貴人物平庸的搜查范圍之內；我愈是相信，為了藏住這封信，這位部長采取了經過周密考慮的精明手段，索性不去把信藏起來。“我拿定了主意，于是備了一副綠眼鏡，在一個明朗的早晨，完全出于偶然，到部長的旅館里去拜訪。我發現D一正好在家，他正在打哈欠，懶洋洋地躺著閑混，跟平常一樣，而且裝出一副無聊之極的神氣。在目前還活著的人里面，大概可以說，他是真正精力最充沛的了——不過，只有在誰也看不見他的時候他才是這樣。”為了對付他這一套，我說我的視力弱，并且為必需戴眼鏡感嘆了一番；我裝做只顧和我的東道主談天，卻在眼鏡的掩飾下小心謹慎地把房間里詳細察看了一遍。

　　“我特別注意到靠近他坐的地方的那張大寫字臺，那上面雜亂無章地放著一些信和其它的文件，還有一兩件樂器和幾本書。然而，在經過長時間周密的觀察之后，我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引起懷疑的東西。”我用眼睛向房間里巡視了一圈，最后，我的眼光落到一個用金銀絲和硬紙板做的好看而不值錢的卡片架上，架子上拴著一根骯臟的藍帶子，吊在壁爐架中下方一個小銅疙瘩上晃來晃去。這個卡片架有三四個格子，里面放著五六張名片和一封孤零零的信。這封信已經弄得很臟，而且給揉皺了，它已經差不多從當中斷成了兩半，仿佛起初的打算是覺得這封信沒有用，要把它完全撕碎，可是再想一想又改變了主意，就此住手。信上面有一個大黑印章，非常明顯地印著D一的姓名的首字母，這封信是寫給D一這位部長的，纖細的字跡象是出自女人的手筆。它是漫不經心地，甚至好象很輕蔑地塞在卡片架最上一層的格子里的。“我一瞧到這封信，立即斷定這正是我要找的那封，當然，從外表的各方面來看，這跟警察局長向我們宣讀的詳細說明完全不同。印章又大又黑，印著D一的姓名的首字母；在原來的信上是一個小紅印章，印著S一家族的公爵信章。這封信是寫給部長的，字跡纖細，出自女入的手筆，那封信姓名地址抬頭是某一位皇室人物，字體粗擴鮮明，只有信的大小跟原信一樣。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些區別的截然不同，也嫌過分骯臟；信紙污染和破損的情況，這些都跟D一實際的有條不紊的習慣那樣自相矛盾，而且那樣使人聯想到這是在企圖欺騙看到信的人，讓他以為這封信沒有用，這些情況，再加上信的位置過分突出，來訪的每一個人完全看得清清楚楚，這正同我先前得出的結論完全一致；這些情況，嘿，對于一個抱著懷疑的目的而來的人來說，都是引起疑心的強有力的證據。”我盡可能拖長這次訪問的時間，我一方面跟這位部長極其熱烈地高談闊論下去，我深知這個題目萬無一失，一定會使他感到興致勃勃，另一方面，我的注意力其實是集中在那封信上。經過這樣的觀察，我把信的外表，以及它放在卡片架里的方式都牢牢地記在心里，而且，我終于發現了一個情況，使我排除了我原來感到的任何一點疑問。在仔細觀察信紙的邊角的時候，我看出邊角的傷損超過了似乎應有的程度。信紙破損的樣子，仿佛把一張硬紙先折疊一次，用文件夾壓平，然后又按原來折疊的印子，朝相反的方向重新折疊了一次。發現了這個情況就足夠了。我看得很清楚，這封信翻了個面，好象一只把里面翻到外面的手套，重新添上姓名地址，重新加封過。我于是向部長說了一聲早安，立即告辭，可是把一只金鼻煙壺放在桌子上了。

　　“第二天早晨，我假托拿回鼻煙壺又去訪問，我們又興沖沖地接著前一天的話談下去。可是，談著談著，又聽見緊挨著旅館的窗戶下面很響地爆炸了一聲，仿佛是手槍的聲音，接著是一連串可怕的尖叫的聲音和嚇壞了的人群喧叫的聲音。D一沖到一扇窗口，推開窗戶向外面張望。這時候，我走到卡片架旁邊，拿起那封信，放在我的口袋里，同時用一封復制的信來掉包（只從外表來說），這是我在家里先仔細地復制好的，并且仿造了D一的姓名的首字母，我用一塊面團當作印章，做起來很方便。”街上的混亂是一個佩帶滑膛槍的人的胡作非為引起的。他在一群婦女兒童中間放了一槍。可是經過查證，槍膛里沒有實彈，就把這個家伙當作瘋子或者醉漢隨他自己走開了。他走之后，D一也從窗口回來了，我一拿到我要的東西也立刻跟著他走到窗口。不久之后，我向他告辭。那個假裝的瘋子是我出錢雇來的。可是你用復制的信來掉包，你有什么目的嗎？“我問道，”如果你在第一次訪問的時候公開地拿起信來就走，那豈不更好嗎？D一是一個窮兇極惡的人，“迪潘回答說，”而且通事沉著。他的旅館里也不是沒有甘心為他效勞的仆人。假使我象你提出的那樣輕舉妄動，我大概永遠不會活著離開那位部長的旅館了，好心的巴黎人大概再也不會聽到有人說起我了。你知道我在政治上的傾向。在這件事情上，我充當了那位有關的夫人的堅決擁護者。這位部長已經把她擺布了十八個月。現在要由她來擺布他了，既然他沒有發覺信已經不在他手里，他會繼續勒索，仿佛信還在手里一樣。因此，他就免不了要弄得他自己馬上在政治上毀滅。他的垮臺，與其說是一落千丈，倒不如說是難堪。常言說，下地獄容易，這種話好倒是好，可是，在各種各樣的攀援過程之中，正象卡塔蘭尼談唱歌一樣，升高要比降低容易得多。對于他這樣除了格的人，我不同情他，至少是不憐憫他。他是那種十分殘忍的怪物，一個有天才而不顧廉恥的人。不過，我得承認，等到警察局長稱之為’某一位大人物‘的那位夫人公然反抗他了，他只好去打開我放在卡片架里那封留給他的信的時候，我倒十分想知道他究竟有何感想。怎么？你在信里寫了什么東西嗎？呀……要是在信封里放一張白紙，那也看起來完全不妥當……那豈不是侮辱。先前有一次，在維也納，D一做了一件對我有損的事，我十分委婉地對他說，我是該記住這件事的。所以，既然我知道他會覺得有點奇怪，想知道比他手段高明的那個人究竟是誰，我覺得如果不給他留下一點線索，未免遺憾。他很熟悉我的筆跡，我于是在那張空白紙當中抄寫了幾個字：“……這樣惡毒的計策如果配不上阿爾特拉厄，也配得上蒂埃斯特了。”這些話在克雷比戎的《阿爾特拉厄》里可以查得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