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卷三（2）

　　李氏綱曰：“肅宗之弩房琯，人無敢言，獨子美抗疏救之，由是廢斥終身，與陽城之救陸贄何異！然世罕稱之者，殆為詩所掩故耶？予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觀者如公遇事不茍，非特言語文章妙天下而已。”按葛常之《詩話》引張無盡《孤憤吟》云：“房琯未相日，所談皆皋夔。一朝陳陶下，覆沒十萬師。中原已紛潰，老杜尚嗟咨。”蓋為琯罷相時，杜子疏力救而發(fā)也。是則琯之衄師非無罪，而杜之救琯為徇私矣。然琯之敗也，由於恢復兩京之遽，固志大而慮疏；而琯之初意，亦欲持重俟時，中人邢廷恩等促戰(zhàn)，倉皇遂及於敗，則亦不當專為琯罪也。況考琯之罷相，《舊史》即系之兵敗下，殊覺失之不審。《新史》曰：“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相”，雖兼二事，言仍未覈也。予檢杜公《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云：“琯以宰相子，少自樹立，晚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必位公輔。陛下委以樞密，眾望甚允。觀琯深念主憂，義形于色，畫一保泰，素所蓄積。而性失於簡，酷嗜鼓琴，董庭蘭今之琴工，游琯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為非，琯之愛惜人情，至於玷污。臣不自度量，嘆其功名未垂，志氣挫衄，覬望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據(jù)此，則琯之罷相，自為琴工董庭蘭事，與陳濤之敗，了無交涉，蓋陳濤之事，在前一年也。且琯嘗建議遣諸王為都統(tǒng)節(jié)度，祿山見分鎮(zhèn)詔書，撫膺嘆曰：“吾不得天下矣。”則琯之善謀，業(yè)已功在社稷，似可與陳濤之罪相抵。今只為琴工一事，遽免宰相，是欲使秦穆必替孟明，以一眚掩德也，豈用人之道哉！杜公救琯之疏，自為國家起見，故當時名臣，如顏真卿、韋陟，則謂甫此疏不失諫臣體，如張鎬則謂朝廷罪甫，必塞言路，皆為能見其大。而《舊史》、《新史》既以琯之罷相，仍為陳濤斜之故，又以公之救琯，專為布衣交之故，於則不考時事，於公則測以私心，均不足為信史。若張無盡之作詩揶揄，尤ウ陋而不足道也。嗚呼！觀公《陳濤》之詩，則知公於琯無徇私諱匿之心；觀公救琯之疏，則知公於國有愛惜人材之意，直筆忠悃，可質百世。

　　故公之《謝推問狀》云；“陛下貸以仁慈，憐其懇到，不書狂狷之過，深容直臣，勸勉來者。”夫以肅宗震怒之馀，而公之引罪曰“懇到”，曰“狂狷”，曰“直臣”，亦可謂自信而不疑，果毅而有守矣。世人見琯素負時名，而談釋、老、仿車戰(zhàn)，名實不稱，比之殷浩。不知琯於建議分藩外，如救王思禮，薦嚴武，頗能裨益帷幄；殷浩釣名之鄙夫，非其倫也。公救琯之明年，琯為賀蘭進明所譖，兼譖及公，同時貶謫。琯既功名不終，公亦羈旅以老。皆屬時命，無可言者。然進明已殺張、許，又讒房、杜，兇人之讒賊善類如此，持論豈可更揚其馀焰而助之哉！李肇云：“宰相自張曲江之後，稱房太慰、李梁公為重德。”司空圖《房太尉》詩云：“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膽頻。”劉克莊云：“房琯雖敗，不失為名相。”綜是數(shù)說，琯之德望，豈易企及！若董庭蘭依倚一事，考之朱長文云：“薛易簡稱董庭蘭不事王侯，散發(fā)林壑者六十載，貌古心遠，意體和，撫弦韻聲，可感鬼神。給事中房琯，好古君子也，庭蘭聞義而來，不遠千里。予因此說，亦可以觀房公之過而知其仁矣。當房公之為給事中也，庭蘭已出其門，為相豈能遽絕哉？賕謝之事，予疑譖者為之，庭蘭朽耄，豈能辯釋，遂被惡名耳。故房公貶廣漢，庭蘭詣之，公了無慍色也。”觀長文所辯，房公誠不失為長者；而易簡即天寶時人，其言又信而可徵也。然則董庭蘭尚不足以累房次律，而房次律何足以累杜子美哉！李伯紀比諸陽城之救陸贄，夫次律即非敬輿匹，而子美實無愧於亢宗也。後人讀唐史，輒以房貽口實，杜之救房，即同瑕玷。予故錄伯紀語，而歷歷證之如此。蓋伯紀一代偉人，故能洞悉賢達事君交友之心胸，而嘆其不茍於事；彼葛立方、張無盡之徒，何足以知之！

　　黃氏生曰：“杜公屢不第，卒以獻賦受明皇特達之知，故感慕終身不替。雖前後鋪陳時事，無所不備，而於當時荒淫失國，惟痛傷而不忍譏，此臣子之禮也。說者不得公心，影響附會，輒云有所譏切。此注杜大頭腦差失處，妄筆流傳，杜公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按宋氏濂曰：“注杜者稱其一飯不忘君，發(fā)為言辭，無非忠君愛國之意，至於卒爾詠懷之作，亦必遷就為說，子美之詩，益不白於世。”此論最通。夫杜即愛君，豈有篇篇寄意者？果如是，徒形其瑣屑好名而已矣。此注者之鑿也。黃氏之說，劇得杜意，然黃氏亦有所本。宋張戒《歲寒堂詩話》已譏唐人詠楊妃者，為無禮於君矣。此等處有關名教，學詩者之開宗明義章也。顧黃氏謂杜公“獻賦受明皇特達之知，故感慕終身不替”，此論亦陋。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何關窮達事！使明皇不賞《三大禮賦》，子美將肆其詆讠其耶？抑肅、代二帝於子美無知己之感，便可不需感慕耶？意在主持名教，而發(fā)論不本於性天，即不可以教忠而明禮。然則“大頭腦差失處”，黃氏亦未能免。子美詩云：“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斯言也，乃純臣之言也。

　　黃氏徹曰：“‘性豪業(yè)嗜酒，嫉惡懷剛腸’，‘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子美胸中語也。宜其孩弄嚴武，藐視禮法，而朱老、阮生皆與莫逆，遭田父泥飲，至被肘而不悔。其內(nèi)直外曲，強御不畏，矜寡不侮，非世俗所能測也。”按《舊史》杜本傳云：“嘗憑醉登武之床，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性雖急暴，不以為忤。”《新史》語與《舊》同。其下云：“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將出，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新史》本《云溪友議》，不足信，故魯以嚴武鎮(zhèn)蜀、章彝入覲證其偽。

　　劉克莊云：“世傳嚴武欲殺子美，殆未必然。觀子美《哭嚴仆射》詩云：‘老親如夙昔，部曲異平生。’極其凄愴。至列之《八哀詩》中，忠厚藹然。”王嗣亦云：“觀公《九日寄嚴大夫》、嚴公《巴嶺答杜二見憶》兩詩，兩人交情，形骸不隔，可知欲殺之訛。觀《八哀》中‘小心事友生’句，亦知武無欲殺公事。”以上諸說，皆足明嚴之未嘗忮公矣。若公之憑醉登床，斥嚴家諱一事，《舊史》則貶之曰“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新史》則貶之曰“性褊躁傲誕”，此亦未免已甚也。史稱公與武世舊，而武又少於公十四歲，則知挺之已與公為交好，公親見武之成立，故《八哀》詩云：“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明友其父也。唐人朋友呼名，如李詩稱杜甫，杜詩稱李白，不足為異。其直呼挺之，用此禮也。特施之死後，而對子名父，為不宜耳。然玩其語意，實是追念故交，且愛武之極，乃有此驚喜過望之詞。以沈醉不檢，故脫口觸諱，本非不足於武，何“褊躁傲誕”之有！是以武雖卞急，亦能略其形跡，諒其心曲，而不以為畔，且待之加厚也。今以醉中一言之疵，遽概之曰“褊躁傲誕”，其性實然。然則杜詩中所以愛美嚴公不一而足者，皆將儕於虛言而不足信，而公之醒時，轉為諛佞詐偽之流，非第“褊躁傲誕”之過而已也。豈知杜公者哉！至其在武幕中之詩，曰“強移棲息一枝安”，曰“蹉跎效小忠”，曰“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方若有不屑俯就之意，未嘗以為恩也，何“恃恩放恣”之有？吾嘆作《舊史》者之視富貴人太重，而禮公太輕也。然即其不屑相就者，亦自嗟時命之乖，不能展其康濟之志耳，非有憾於武也。以欲大庇天下之人，而老作諸侯之客，謂稱其本懷感恩報不可，謂形諸嗟詠，即同怨望，亦不可。惟登床一語，不能謂非無心之小失；而要不當如史臣科斷云云也。若常明黃氏，直以公之醉語，為疾惡剛腸，為孩弄嚴武，為不畏強御。此又於君子之過，從而為之辭者，鄙意殊不謂然。武本非惡人，公亦未嘗疾武，疾武亦不應醉中名武之父，以此為豪視八極，士之礻是身接物，將何所不至也！故《新舊史書》論公已甚之處，斷不敢從，而黃氏之說，予不敢不辨之，以明學者世間之常法焉。

　　王氏應麟曰：“鮮于京兆，仲通也；張?zhí)！⒉┦浚Ⅺ桃病Ｋ婪敲馈Ｈ徊柚队讦汀⒗顚嶎惔恕６拧㈨n晚節(jié)所守，如孤松勁柏，學者不必師法其少作也。”按少陵酬應投獻之詩，不盡行其平素鯁之誼，蓋唐人風氣使然，亦不獨於鮮于京兆、張博士也。《投歌舒仆射》詩云：“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開府當朝杰，論兵邁古風。”而《潼南吏》則云：“哀哉潼關卒，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歌舒。”何其前後違戾如此？此皆古人躁率失檢處，而置之集中，不肯刪其少作，又見古人樸實，不諱過也。然於翰等，猶可解曰：前時敗闕未見，自不應逆探其惡而斥之。若王維、鄭虔，大節(jié)已玷，猶從而美之曰：“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反覆歸圣朝，點染無滌蕩”，何其深加惋惜乃爾！至稱維曰天下高人，稱虔曰天然生知，此真不能為少陵解矣。予嘗反覆推求其故，以少陵植志立身，忠愛貞潔，豈於此大節(jié)而反忘之？只緣於朋友一倫，長厚太過，有悱惻纏綿之仁，而無剛健斷決之義。見維之取痢稱、作詩志痛也，則以為心尚可原；見虔之潛以密章達於靈武也，則以為未忘反正；而不知寺中之偽署，市令之求攝，皆法之所不得宥，而義之所必當絕也。故太白之可諒，在於辭官而逃；維與虔之難逭，在於已汙偽命。少陵混視為一，雖無損於己之節(jié)目，然已增後學之疑矣。昔王伯安素善劉養(yǎng)正，養(yǎng)正從逆，伯安逼令引決。其母喪暴露，伯安使人葬之，且祭以文云：“君臣之義，不得私於其身；朋友之情，尚可施於其母。”有儒生馳書辨論，君臣朋友，本無二理，伯安愧屈。夫維與虔之罪，即不至如養(yǎng)正之甚，而豈得謂其清白無玷，仍以朋友之禮待之，且為之嗟慕不置哉？然則少陵投獻應酬之作之不能抗直者，轉為唐人之常事，文字之未節(jié)，而不必申駁矣。然少陵之美王維也，顧氏炎武譏之。

　　而王伯厚之譏鄭虔失節(jié)也，何氏焯則駁之曰：“名士如珠玉犀象，雖無用而不可少”。至顧氏宸且文之曰：“供奉之從永王，司戶之仕祿山，皆文人敗名事，使自好者處此，不知作幾許云雨反覆！少隊當二公貶謫時，深悲極痛，至欲與同生死，古人不以成敗論人，不以急難負友，其交誼真可泣鬼神。”此二說乃名教之蠹也。夫所貴乎名士者，貴其識大義耳。使倫常之際，心目不清，則與糞土何異，而曰“珠玉”也？若供奉之辭官辭賞，先事而逃，與鄭司戶公然并論，此已不考之過。至司戶之汙偽命，第目之曰“敗名”，何其不知類也！且朋友，以義合者也，友如未汙，則當辨其冤于“傷心”、“嚴譴”之時，友如已汙，則當絕其交於功罪覈實之日，此非自好也，義也。今也知其汙而不得鳴冤，又痛其窮而為之飲泣，此溫良而不斷之失也。乃曰“不以成敗論人”，交誼始可歌泣，是少陵之偏好，亦皆為天地之常經(jīng)，豈非疑誤後人之極者哉！總之，愛古人者當為其諍臣，不當為其佞友。少陵只以中允、司戶文學絕人，遂成偏好。然文章本非性命，朋友究次君親，此義偶疏，難為典訓。故“食肉不知馬肝，未為不知味”。學者不讀昌黎《上于襄陽》、《京兆李實》等書，少陵《贈張學士》、《鮮于京兆》、《歌舒仆射》等詩，未為不知韓、杜，而況贈《王中允》、《送鄭十八》等作，大有累於義理者哉！剔其繁枝，乃識孤松勁柏之成就非常處。此予之愛杜，而非予之謗杜，深於詩教者必知之耳。

　　黃氏鶴曰：“公如郴，因至耒陽，訪聶令，經(jīng)方田驛阻水旬馀，聶致酒肉。而史云：‘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嘗考謝聶令詩有云：‘禮過宰肥羊，愁當置清票’，其詩題云‘興盡本韻’，又且宿留驛亭。若果以飫死，豈復能為是長篇，又復游憩？以詩證之，其誣自可不考。況元稹作志在《舊史》前，初無是說。”按：仇氏兆鰲云：“元稹《墓志》：‘扁舟下荊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或乃兼采本傳，謂公卒於耒陽而殯於岳陽。考公之卒在大歷五年，而史謂永泰二年，年次既屬差訛，記事安得真確？”又唐人李觀作《杜傳補遺》，謂“公往耒陽，聶令不禮。一日過江上，醉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漲，驚湍漂沒，其尸不知落於何處。玄宗思子美，詔天下求之。聶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為牛肉白酒脹飫而死，葬于此矣。’”夫子美卒於代宗時，玄宗之崩久矣。此皆誣妄可笑，不值攻駁者。以與太白皆臨終被誣，故既論其生平梗概，而遂及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