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卷二（2）

　　屠氏隆曰：“王元美謂‘少陵集中，不啻有數摩詰’。此語誤也。少陵沈雄博大，多所包括，而獨少摩詰之沖然幽適，冷然獨往，此少陵生平所短也。少陵慷慨深沈，不除煩熱；摩詰參禪悟佛，心地清涼，胸次原自不同。”按少陵詩如“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林疏黃葉墮，野靜白鷗來”，“荻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圖”，“谷鳥鳴還過，林花落又開”，“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塘”，“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漁人網集澄潭下，估客船隨返照來”，“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楚江巫峽半云雨，清簟疏簾看弈棋”，如此之類，不堪枚舉，置之右丞集中，當亦高境。屠氏偏執之論，其不知詩猶可恕也。至謂少陵“不除煩熱”，彼將以感時憤俗，迸淚驚心，為禪悟所不屑乎？不知倫紀纏綿，人生大節，一概掃除，置身何等？摩詰“凝碧池頭”一作，將亦謂煩熱未除耶？耽禪味而忘詩教，此《三百篇》之罪人矣。且少陵詩集大成，何獨缺摩詰一體之有！元美語自不誤，無可攻也。

　　李氏東陽曰：“古律詩各有音節，然皆限于字數，求之不難。惟樂府長短句初無定數，最難調疊，然亦有自然之聲。故隨其長短，皆可以播之律呂。而其太長太短之無節者，則不可以為樂。如太白《遠別離》，子美《桃竹杖》，皆極其操縱，曷嘗按古人聲調，而和順委曲乃如此。固初學所未到，然學而未至於是，亦未可與言詩也。”按西涯此則論樂府，頗得懸解，不似于鱗等摹襲為古，割裂為奇。然論杜則獨以《桃竹杖》引為極則何也？太白《遠別離》一作，惚變化，實造絕之構；若《桃竹杖引》，特一時興到語耳，非其至也。必求其至，《兵車行》為杜集樂府首篇，其長短音節，拍拍入神，在《桃竹杖引》之上。西涯殆舍熟就新，遂不自知其偏耳。

　　蔡氏絳曰：“齊、梁以來文士，喜為樂府辭，往往失其命題本意。《烏生八九子》但詠烏，《雉朝飛》但詠雉，甚有并其題而失之者，如《相府蓮》訛為《想夫憐》，《楊婆兒》訛為《楊叛兒》之類。惟老杜《兵車行》、《悲青坂》、《無家別》等篇，皆因時事，自出己意立題，略不更蹈前人陳跡，真豪杰也。”按蔡氏此論，最得樂府真處。詩為樂心，本以言志，若樂府必作古人題目，摹古人聲調，是詩莫古於樂府，亦莫卑於樂府矣。王氏嗣謂“杜公《曲江三章》學《三百》，《七歌》學《離騷》，《新安吏》諸作學古樂府，俱自開堂奧，不肯優孟衣冠”。張氏纟延謂“李、杜二公齊名，李集中多古樂府之作，而杜公絕無樂府，惟《前》、《後出塞》諸首耳。然又別出一格，用古體寫今事，大家機軸，不主故常”。胡氏應麟謂“少陵不效四言，不仿《離騷》，不用樂府舊題，是此老胸中壁立處”。黃氏生謂“六朝好擬古，往往無其事而假設其詞。杜詩詞不虛發，必因事而設，此即修詞立誠之旨”。王氏士禛謂“《新婚》、《無家》諸別，《石壕》、《新安》諸吏，《哀江頭》、《兵車行》諸篇，皆樂府之變也。滄溟詩名冠代，只以樂府摹擬割裂，遂生後人詆毀，則樂府寧為其變，不可以字句比擬也明矣”。諸說皆可與蔡氏之論相證合。總之，杜有樂府而無樂府，無樂府之樂府，乃樂府真處，而非後世所可及也。又沈氏德潛曰：“唐人達樂者已少，其樂府題，不過借古人體制，寫自己胸臆耳，未必盡可被之管弦也。”據此則後世詩人本宜自創一題，詠歌時事，沿襲舊題，情理未篤。故余竊謂杜之樂府，非變也，真也；今之好沿樂府題者，非古也，似也。若于鱗之比擬字句，更不足笑矣。

　　沈氏德潛曰：“蘇李、《十九首》以後，五言所貴，優柔善入，婉而多風。少陵才力標舉，篇幅恢張，縱橫揮霍，詩品又一變矣。其為國愛君，感時傷亂，憂黎元，希稷、Ι，生平抱負無不流露於楮墨中，詩之變，情之正也。新寧高氏列為大家，具有特識。”按李于鱗謂“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蓋言唐人之五古，與漢、魏、六朝別也。王元美遂謂“杜長篇曼衍拖沓，於《選》體殊不類”。又謂“五言《選》體，太白以氣為主，子美以意為主。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稚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不倫，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耶？”王貽上亦以于鱗、元美為定論，而謂“五言古詩，杜甫沈郁，多出變調”。愚皆以為不然。李之《古風六十首》，直追正始以前，其才力更在射洪、曲江而上，昔人既以復古許之，不待言矣。杜之短篇，有建安氣骨者，昔人屢言之，今亦不縷述。即以杜之長篇論，《北征》一作，謂與《風》、《雅》相表里可也，況漢以下乎？《奉先詠懷》一作，非即蔡文姬《悲憤》之規模，而又超出其上者乎？且《焦仲卿詩》、《贈白馬王彪》詩，或千馀字，或四五百字，皆非寥寥短章，故胡氏應麟謂“杜之長篇敘事，有漢人遺意”。乃于鱗、元美、貽上等，第以《選》體之清婉簡凈者號為古詩，而忘漢、魏詩之犖犖大者，遂覺杜公之恢閎崛聿，創此變調耳。確士亦不敢定為漢、魏以來之正體，而特尊之曰“詩之變，情之正”，此與高廷禮不敢目為“正宗”，而別以“大家”尊之，同一遷就調停之見，而不自知其眼光纖仄也。且天下文章有非“正宗”而足為“大家”者耶？名目瑣碎，而無理解，徒成笑柄耳，確士以為特識何哉？至統李、杜之全集以觀，露語率語，稚語累語，誠間有之。然徑謂其五古病率坐此，不足以爭衡陶、謝，更不敢望曹氏門庭，立論之果敢而無忌，莫此為甚矣。況杜之似《選》體者正復不少，概謂變調，杜亦不受也。夫于鱗、元美、貽上、確士，皆詩家之錚錚者，而議論之沿訛習謬乃如此，此無他，徒就成見以立言，而蔽於所不見也。是故特識未易自許，亦未易推人也。

　　胡氏應麟曰：“七言古，初唐以才藻勝，盛唐以風神勝，李、杜以氣概勝，而才藻風神稱之，加以變化靈異，遂成大家。”又曰：“李、杜歌行，雖宕逸沈郁不同，然皆才大氣雄，非子建、淵明判不相入者比。”又曰：“李、杜之才，不盡於古詩，而盡於歌行”。又曰：“李、杜歌行，廓漢、魏而大之而古質不及。”按胡氏論七言古，以李、杜并稱大家，頗有見地，不似漁洋論七言古詩，獨推老杜橫絕古今，同時大匠，無能抗行，而以太白與嘉州并稱也。然李、杜分別處，言之尚不詳覈。予考州云：“李、杜歌行之妙，冠於盛唐，詠之使人飄揚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欷欲絕者，子美也。”確士云：“七言古詩，李供奉鞭撻海岳，驅走風霆，非人力可及，為一體。杜工部沈雄激壯，奔放險幻，如萬寶雜陳，千軍競逐，天地渾奧之氣，至此盡泄，為一體。”分論兩家，各肖其妙，較胡氏為勝。雖胡氏亦嘗分別李、杜之歌行，曰：“闔辟縱橫，變幻超忽，歌也；位置森嚴，筋脈聯絡，行也。太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此又不免強別歌行以狀李、杜耳。且胡氏謂“李、杜才不盡於古詩，而盡於歌行”，尤不然。詩各有體，體各有才，才各宜盡，謂“李、杜之才不盡於古詩”，將子建、淵明歌行絕少，其才猶有未盡者耶？無怪乎謂子建、淵明與李、杜為判不相入也，無怪乎謂李、杜七古廓大於漢、魏，而古質不及也。蓋胡氏以貌論詩，不如古詩歌行，貌分而才一，故亦不知豐約文質，貌異而神融，殆所謂皮相之士也耶？至張氏篤慶，又謂“初唐七古，轉韻流麗，動合風雅，為正體；工部一氣奔放，宏肆絕塵，為變體”。此又揚何信陽、李滄溟之馀波，予已辨于《李詩說》中，不更贅矣。

　　李氏夢陽曰：“疊景者意必二，闊大者半必細，此最律詩三昧。如‘浮云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馀’，前景寓目，後景感懷也。如‘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前半闊大，後半工細也。唐法律甚嚴惟杜，變化莫測亦惟杜。”按崆峒學杜，摹擬有痕，刻劃過甚，誠開剽竊之風，若此論五律一則，則方圓之規矩也。胡氏應麟亦謂“老杜五律，雖中聯言景不少，大率以情間之。故習杜者，句語或有枯燥之嫌，而體裁絕無靡冗之病。此初學入門第一義，不可不知”。此與崆峒皆為閱歷之言。今人自以為情景交融，而不知夙非老手，何可揮霍任意哉？然周氏弼必謂“前聯情而虛，後聯景而實，輕前重後，酌量乃均。若前聯景而實。後聯情而虛，前重後輕，多流于弱”。又未免拘執過甚，視律詩如印板矣。

　　胡氏應麟曰：“五言律體，工部氣象巍峨，規模宏遠，錯綜幻化，不可端倪。宏大則‘昔聞洞庭水’，富麗則‘花隱掖垣暮’，感慨則‘東郡趨庭日’，幽野則‘風林纖月落’，餞送則‘冠冕通南極’，投贈則‘斧鉞下青冥’，追憶則‘洞房環冷’，吊哭則‘他鄉復行役’等，皆神化所至，不似從人間來者。”按胡氏鋪敘杜公五律勝場，美矣大矣。然盧氏世氵曰：“五言律至盛唐諸家，而聲音之道極矣。然未有富如子美者，既富矣，又有用也。感天地，動鬼神，︳謨定命，遠猶辰告，蒿目時艱，勤恤民隱，主文而譎諫，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所謂有用之文章也。”如盧氏所論，乃洞澈杜公五律勝場處，胡氏猶論其粗焉者耳。學者於胡氏之說，求杜律之大，於盧氏之說，求杜律之精，不患不得門而入矣。

　　高氏棅曰：“七言律詩，盛唐作者不多，而聲調最遠，品格最高。崔顥、賈至、王維、岑參各極其妙，李頎、高適當與并驅。少陵七言律法，獨異諸家，篇什亦盛，如《秋興》諸作，前輩謂其渾雄富麗，小家不可仿佛，信然。”按杜之七律較勝諸家處，不在渾雄富麗也。高、岑何嘗不渾雄，王、李何嘗不富麗哉？且《秋興八首》，興象聲色，誠為名構，然持較《九日藍田崔氏莊》、《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樓》、《諸將》、《詠懷古跡》等詩，則《秋興》猶非杜公七律之止境也。胡氏應麟曰：“近體莫難於七言律。高、岑明凈整齊，所乏遠韻；王、李精華秀朗，時覺小疵。學者步高、岑之格調，合以王、李之風神，加以杜陵之雄深變幻，七律能事畢矣。”又曰：“七言近體，盛唐至矣，充實輝光，種種備美，所少者曰大曰化耳，故能事必老杜而後極。”二段於杜律勝諸家處，獨得其微，過高氏遠矣。然胡氏以“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云變古今”等句，為字中化境，強為分晰，殊屬多事。蓋既曰化境，則從心所欲，神動天隨，何篇章字句之能辨哉？王元美曰：“七律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非老杜不能。”此與胡氏同一膠而不化之見，不可以論變化無方、境與天會之杜詩也。

　　周氏敬曰：“少陵七言律，如八音并奏，清濁高下，種種具陳，真有唐獨步也。然其間半入大歷後格調，實開中晚濫觴之端。”按中晚七律能手，如劉賓客、柳柳州、白樂天、王仲初、許丁卯、杜紫薇、溫八叉、羅昭諫之流，皆絕不學杜，非杜詩開之也。略能學杜而涉其藩籬者，惟一李義山，遂為晚唐七律之冠。杜之七律，何誤於人？周氏不加詳考，徑立議論，妄矣！張氏遠曰：“杜詩七言律，往往入《竹枝》、樂府，如《十二月一日三首》之類，俱有厚力深思，淺學不能及，亦不可學。”觀此則杜律有不可學者，或坐古質太過耳，烏得謂濫觴中晚乎？中晚流易纖，惟不學杜故至此，今轉以為杜罪，豈不冤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