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一章    做“雜文”也不易

　　“中國為什么沒有偉大的文學產生”這問題，還是半年前提出的，大家說了一通，沒有結果。這問題自然還是存在，秋涼了，好像也真是到了“燈火倍可親”的時節，頭腦一冷靜，有幾位作家便又記起這一個大問題來了。

　　八月三十日的《自由談》上，渾人先生告訴我們道：“偉大的作品在廢紙簏里！”為什么呢？渾人先生解釋說：“各刊物的編輯先生們，他們都是抱著‘門羅主義’的，……他們發現稿上是署著一個與他們沒有關系的人底姓名時，看也沒有工夫一看便塞下廢紙簏了。”

　　偉大的作品是產生的，然而不能發表，這罪孽全在編輯先生。不過廢紙簏如果難以檢查，也就成了“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疑案。較有意思，較有作用的還是《現代》九月號卷頭“文藝獨白”里的林希雋先生的大作《雜文和雜文家》。他并不歸咎于編輯先生，只以為中國的沒有大著作產生，是因為最近——雖然“早便生存著的”——流行著一種“容易下筆”，容易成名的“雜文”，所以倘不是“作家之甘自菲薄而放棄其任務，即便是作家毀掉了自己以投機取巧的手腕來替代一個文藝作者的嚴肅的工作”了。

　　不錯，比起高大的天文臺來，“雜文”有時確很像一種小小的顯微鏡的工作，也照穢水，也看膿汁，有時研究淋菌，有時解剖蒼蠅。從高超的學者看來，是渺小，污穢，甚而至于可惡的，但在勞作者自己，卻也是一種“嚴肅的工作”，和人生有關，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現在就用林先生自己的文章來做例子罷，那開頭是——“最近以來，有些雜志報章副刊上很時行的爭相刊載著一種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的隨感式的短文，形式既絕對無定型，不受任何文學制作之體裁的束縛，內容則無所不談，范圍更少有限制。為其如此，故很難加以某種文學作品的稱呼；在這里，就暫且名之為雜文吧。”“沉默，金也。”有一些人，是往往會“開口見喉嚨”的，林先生也逃不出這例子。他的“散文”的定義，是并非中國舊日的所謂“駢散”“整散”的“散”，也不是現在文學上和“韻文”相對的不拘韻律的“散文”（Ｐｒｏｓｅ）的意思：胡里胡涂。但他的所謂“嚴肅的工作”是說得明明白白的：形式要有“定型”，要受“文學制作之體裁的束縛”；內容要有所不談；范圍要有限制。這“嚴肅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制藝”，普通叫“八股”。

　　做這樣的文章，抱這樣的“文學觀”的林希雋先生反對著“雜文”，已經可以不必多說，明白“雜文”的不容易做，而且那任務的重要了；雜志報章上的缺不了它，“雜文家”的放不掉它，也可見正非“投機取巧”，“客觀上”是大有必要的。

　　況且《現代》九月號卷頭的三篇大作，雖然自名為“文藝獨白”，但照林先生的看法來判斷，“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其實也正是“雜文”。但這并不是矛盾。用“雜文”攻擊“雜文”，就等于“以殺止殺”。先前新月社宣言里說，他們主張寬容，但對于不寬容者，卻不寬容，也正是這意思。那時曾有一個“雜文家”批評他們說，那就是劊子手，他是不殺人的，他的偶然殺人，是因為世上有殺人者。但這未免“無所不談”，太不“嚴肅”了。

　　林先生臨末還問中國的作家：“俄國為什么能夠有《和平與戰爭》這類偉大的作品產生？……而我們的作家呢，豈就永遠寫寫雜文而引為莫大的滿足么？”我們為這暫時的“雜文家”發愁的也只在這一點：現在竟也累得來做“在材料的捃摭上尤是俯拾皆是，用不著挖空心思去搜集采取”的“雜文”，不至于忘記研究“俄國為什么能夠有《和平與戰爭》這類偉大的作品產生”么？

　　但愿這只是我們的“杞憂”，他的“雜文”也許獨不會“非特絲毫無需要之處，反且是一種惡劣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