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州，我覺得紀念和慶祝的盛典似乎特別多。這是當革命的進行和勝利中，一定要有的現象。滬寧的克復，在看見電報的那天，我已經一個人私自高興過兩回了。這“別人出力我高興”的報應之一，是搜索枯腸，硬做文章的苦差使。其實，我于做這等事，是不大合宜的，因為動起筆來，總是離題有千里之遠。即如現在，何嘗不想寫得切題一些呢，然而還是胡思亂想，像樣點的好意思總像斷線風箏似的收不回來。忽然想到昨天在黃埔看見的幾個來投學生軍的青年，才知道在前線上拚命的原來是這樣的人；自己在講堂上胡說了幾句便騙得聽眾拍手，真是應該羞愧。忽而想到十六年前也曾克復過南京，還給捐軀的戰士立了一塊碑，民國二年后，便被張勛毀掉了，今年頃又可以重立。忽而又想到香港《循環日報》上所載李守常在北京被捕的消息，他的圓圓的臉和中國式的下垂的黑胡子便浮在眼前，不知道他現在怎么樣。

　　黑暗的區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進行，雖然留在后方的是呻吟，但也有一部分人們高興。后方的呻吟與高興固然大不相同，然而無裨于事是一樣的。最后的勝利，不在高興的人們的多少，而在永遠進擊的人們的多少，記得一種期刊上，曾經引有列寧的話：“第一要事是，不要因勝利而使腦筋昏亂，自高自滿；第二要事是，要鞏固我們的勝利，使他長久是屬于我們的；第三要事是，準備消滅敵人，因為現在敵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滅的程度還遠得很。”

　　俄國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寧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歷來革命成敗的原因，自己又積有許多經驗，是說不出來的。先前，中國革命者的屢屢挫折，我以為就因為忽略了這一點。小有勝利，便陶醉在凱歌中，肌肉松懈，忘卻進擊了，于是敵人便又乘隙而起。

　　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主張“落水狗”還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實人以為苛酷，太欠大度和寬容；況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報諸我，報施將永無了結的時候。但是，外國我不知，在中國，歷來的勝利者，有誰不苛酷的呢。取近例，則如清初的幾個皇帝，民國二年后的袁世凱，對于異己者何嘗不趕盡殺絕。只是他嘴上卻說著什么大度和寬容，還有什么慈悲和仁厚；也并不像列寧似的簡單明了，列寧究竟是俄國人，怎么想便怎么說，比我們中國人直爽得多了。但便是中國，在事實上，到現在為止，凡有大度，寬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實并用者失敗，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瞞過了一群大傻子，還會相信他。

　　慶祝和革命沒有什么相干，至多不過是一種點綴。慶祝，謳歌，陶醉著革命的人們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時也會使革命精神轉成浮滑。革命的勢力一擴大，革命的人們一定會多起來。統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講革命。去年年底，《現代評論》，不就變了論調了么？和“三一八慘案”時候的議論一比照，我真疑心他們都得了一種仙丹，忽然脫胎換骨。我對于佛教先有一種偏見，以為堅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飲酒食肉的闊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稱為居士，算作信徒，雖然美其名曰大乘，流播也更廣遠，然而這教卻因為容易信奉，因而變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革命也如此的，堅苦的進擊者向前進行，遺下廣大的已經革命的地方，使我們可以放心歌呼，也顯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實是和革命毫不相干。這樣的人們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會從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復舊。

　　廣東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說的危機。

　　當盛大的慶典的這一天，我敢以這些雜亂無章的話獻給在廣州的革命民眾，我深望不至于因這幾句出軌的話而掃興，因為將來可以補救的日子還很多。倘使因此掃興了，那就是革命精神已經浮滑的證據。

　　四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