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州,我覺得紀念和慶祝的盛典似乎特別多。這是當革命的進行和勝利中,一定要有的現象。滬寧的克復,在看見電報的那天,我已經一個人私自高興過兩回了。這“別人出力我高興”的報應之一,是搜索枯腸,硬做文章的苦差使。其實,我于做這等事,是不大合宜的,因為動起筆來,總是離題有千里之遠。即如現在,何嘗不想寫得切題一些呢,然而還是胡思亂想,像樣點的好意思總像斷線風箏似的收不回來。忽然想到昨天在黃埔看見的幾個來投學生軍的青年,才知道在前線上拚命的原來是這樣的人;自己在講堂上胡說了幾句便騙得聽眾拍手,真是應該羞愧。忽而想到十六年前也曾克復過南京,還給捐軀的戰士立了一塊碑,民國二年后,便被張勛毀掉了,今年頃又可以重立。忽而又想到香港《循環日報》上所載李守常在北京被捕的消息,他的圓圓的臉和中國式的下垂的黑胡子便浮在眼前,不知道他現在怎么樣。
黑暗的區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進行,雖然留在后方的是呻吟,但也有一部分人們高興。后方的呻吟與高興固然大不相同,然而無裨于事是一樣的。最后的勝利,不在高興的人們的多少,而在永遠進擊的人們的多少,記得一種期刊上,曾經引有列寧的話:“第一要事是,不要因勝利而使腦筋昏亂,自高自滿;第二要事是,要鞏固我們的勝利,使他長久是屬于我們的;第三要事是,準備消滅敵人,因為現在敵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滅的程度還遠得很。”
俄國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寧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歷來革命成敗的原因,自己又積有許多經驗,是說不出來的。先前,中國革命者的屢屢挫折,我以為就因為忽略了這一點。小有勝利,便陶醉在凱歌中,肌肉松懈,忘卻進擊了,于是敵人便又乘隙而起。
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主張“落水狗”還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實人以為苛酷,太欠大度和寬容;況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報諸我,報施將永無了結的時候。但是,外國我不知,在中國,歷來的勝利者,有誰不苛酷的呢。取近例,則如清初的幾個皇帝,民國二年后的袁世凱,對于異己者何嘗不趕盡殺絕。只是他嘴上卻說著什么大度和寬容,還有什么慈悲和仁厚;也并不像列寧似的簡單明了,列寧究竟是俄國人,怎么想便怎么說,比我們中國人直爽得多了。但便是中國,在事實上,到現在為止,凡有大度,寬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實并用者失敗,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瞞過了一群大傻子,還會相信他。
慶祝和革命沒有什么相干,至多不過是一種點綴。慶祝,謳歌,陶醉著革命的人們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時也會使革命精神轉成浮滑。革命的勢力一擴大,革命的人們一定會多起來。統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講革命。去年年底,《現代評論》,不就變了論調了么?和“三一八慘案”時候的議論一比照,我真疑心他們都得了一種仙丹,忽然脫胎換骨。我對于佛教先有一種偏見,以為堅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飲酒食肉的闊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稱為居士,算作信徒,雖然美其名曰大乘,流播也更廣遠,然而這教卻因為容易信奉,因而變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革命也如此的,堅苦的進擊者向前進行,遺下廣大的已經革命的地方,使我們可以放心歌呼,也顯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實是和革命毫不相干。這樣的人們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會從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復舊。
廣東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說的危機。
當盛大的慶典的這一天,我敢以這些雜亂無章的話獻給在廣州的革命民眾,我深望不至于因這幾句出軌的話而掃興,因為將來可以補救的日子還很多。倘使因此掃興了,那就是革命精神已經浮滑的證據。
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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