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詩集子前面說話不是一件容易討好的事。說得近于夸張了自己面上說不過去，過分謹恭又似乎對不起讀者。最干脆的辦法是什么話也不提，好歹讓詩篇它們自身去承當。

　　但書店不肯同意；他們說如其作者不來幾句序言書店做廣告就無從著筆。作者對于生意是完全外行，但他至少也知道書賣得好不僅是書店有利益，他自己的版稅也跟著像樣：

　　所以書店的意思，他是不能不尊敬的。事實上我已經費了三個晚上，想寫一篇可以幫助廣告的序。可是不相干，一行行寫下來只是仍舊給涂掉，稿紙糟蹋了不少張，詩集的序終究還是寫不成。

　　況且寫詩人一提起寫詩他就不由得傷心。世界上再沒有比寫詩更慘的事；不但慘，而且寒傖。就說一件事，我是天生不長髭須的，但為了一些破爛的句子，就我也不知曾經捻斷了多少根想象的長須。

　　這姑且不去說它。我記得我印第二集詩的時候曾經表示過此后不再寫詩一類的話。

　　現在如何又來了一集，雖則轉眼間四個年頭已經過去。就算這些詩全是這四年內寫的（實在有幾首要早到十三年份）每年平均也只得十首，一個月還派不到一首，況且又多是短短一橛的。詩固然不能論長短，如同Whistler說畫幅是不能用田畝來丈量的。

　　但事實是咱們這年頭一口氣總是透不長詩永遠是小詩，戲永遠是獨幕，小說永遠是短篇。每回我望到莎士比亞的戲，丹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類作品，比方說，我就不由的感到氣餒，覺得我們即使有一些聲音，那聲音是微細得隨時可以用一個小拇指給掐死的。天呀！哪天我們才可以在創作里看到使人起敬的東西？哪天我們這些細嗓子才可以豁免混充大花臉的急漲的苦惱？

　　說到我自己的寫詩，那是再沒有更意外的事了。我查過我的家譜，從永樂以來我們家里沒有寫過一行可供傳誦的詩句。在二十四歲以前我對于詩的興味遠不如對于相對論或民約論的興味。我父親送我出洋留學是要我將來進“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個中國的Hamilton！在二十四歲以前，詩，不論新舊，于我是完全沒有相干。我這樣一個人如果真會成功一個詩人哪還有什么話說？

　　但生命的把戲是不可思議的！我們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靈，哪件事我們作得了主？

　　整十年前我吹著了一陣奇異的風，也許照著了什么奇異的月色，從此起我的思想就傾向于分行的抒寫。一份深刻的憂郁占定了我；這憂郁，我信，竟于漸漸的潛化了我的氣質。

　　尤其是最近幾年有時候自己想著了都害怕：日子悠悠的過去內心竟可以一無消息，不透一點亮，不見絲紋的動。我常常疑心這一次是真的干了完了的。如同契玦臘的一身美是問神道通融得來限定日子要交還的，我也時常疑慮到我這些寫詩的日子也是什么神道因為憐憫我的愚蠢暫時借給我享用的非分的奢侈。我希望他們可憐一個人可憐到底！

　　一眨眼十年已經過去。詩雖則連續的寫，自信還是薄弱到極點。“寫是這樣寫下了”，我常自己想，“但準知道這就能算是詩嗎”?就經驗說，從一點意思的晃動到一篇詩的完成，這中間幾乎沒有一次不經過唐僧取經似的苦難的。詩不僅是一種分娩，它并且往往是難產！這份甘苦是只有當事人自己知道。一個詩人，到了修養極高的境界，如同泰戈爾先生比方說，也許可以一張口就有精圓的珠子吐出來，這事實上我親眼見過來的不打謊，但像我這樣既無天才又少修養的人如何說得上？

　　只有一個時期我的詩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發，不分方向的亂沖。那就是我最早寫詩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種偉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顧間散作繽紛的花雨。我那時是絕無依傍，也不知顧慮，心頭有什么郁積，就付托腕底胡亂給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哪還顧得了什么美丑！我在短時期內寫了很多，但幾乎全部都是見不得人面的。這是一個教訓。

　　我的第一集詩《志摩的詩》是我十一年回國后兩年內寫的；在這集子里初期的洶涌性雖已消滅，但大部分還是情感的無關闌的泛濫，什么詩的藝術或技巧都談不到。這問題一直要到民國十五年我和一多、今甫一群朋友在《晨報副鐫》刊行《詩刊》時方才開始討論到。一多不僅是詩人，他也是最有興味探討詩的理論和藝術的一個人。我想這五六年來我們幾個寫詩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響。我的筆本來是最不受羈勒的一匹野馬，看到了一多的謹嚴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素性的落拓始終不容我追隨一多他們在詩的理論方面下過任何細密的工夫。

　　我的第二集詩《翡冷翠的一夜》可以說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個較大的波折的留痕。我把詩稿送給一多看，他回信說“這比《志摩的詩》確乎是進步了一個絕大的進步”。他的好話我是最愿意聽的，但我在詩的“技巧”方面還是那楞生生的絲毫沒有把握。

　　最近這幾年生活不僅是極平凡，簡直是到了枯窘的深處。跟著詩的產量也盡“向瘦小里耗”。要不是去年在中大認識了夢家和瑋德兩個年青的詩人，他們對于詩的熱情在無形中又鼓動了我奄奄的詩心，第二次又印《詩刊》，我對于詩的興味，我信，竟可以消沉到幾于完全沒有。今年在六個月內在上海與北京間來回奔波了八次，遭了母喪，又有別的不少煩心的事，人是疲乏極了的，但繼續的行動與北京的風光卻又在無意中搖活了我久蟄的性靈。抬起頭居然又見到天了。眼睛睜開了心也跟著開始了跳動。嫩芽的青紫，勞苦社會的光與影，悲歡的圖案，一切的動，一切的靜，重復在我的眼前展開，有聲色與有情感的世界重復為我存在；這仿佛是為了要挽救一個曾經有單純信仰的流入懷疑的頹廢，那在帷幕中隱藏著的神通又在那里栩栩的生動：顯示它的博大與精微，要他認清方向，再別錯走了路。

　　我希望這是我的一個真的復活的機會。說也奇怪，一方面雖則明知這些偶爾寫下的詩句，盡是些“破破爛爛”的，萬談不到什么久長的生命，（但在作者自己，總覺得寫得成詩不是一件壞事，這至少證明一點性靈還在那里掙扎，還有它的一口氣。）我這次印行這第三集詩沒有別的話說，我只要借此告慰我的朋友，讓他們知道我還有一口氣，還想在實際生活的重重壓迫下透出一些聲響來的。

　　你們不能更多的責備。我覺得我已是滿頭的血水，能不低頭已算是好的。你們也不用提醒我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訴我這遍地的災荒，與現有的以及在隱伏中的更大的變亂，不用向我說正今天就有千萬人在大水里和身子浸著，或是有千千萬人在極度的饑餓中叫救命；也不用勸告我說幾行有韻或無韻的詩句是救不活半條人命的；更不用指點我說我的思想是落伍或是我的韻腳是根據不合時宜的意識形態的……，這些，還有別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們一說到只是叫我難受又難受。我再沒有別的話說，我只要你們記得有一種天教歌唱的鳥不到嘔血不住口，它的歌里有它獨自知道的別一個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獨自知道的悲哀與傷痛的鮮明；詩人也是一種癡鳥，他把他的柔軟的心窩緊抵著薔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著星月的光輝與人類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來把白花染成大紅他不住口。他的痛苦與快樂是渾成的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