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朱晦庵小傳

　　龜山一傳而為羅豫章，再傳而為李延平，三傳而為朱晦庵。伊川之學派，于是大成焉。晦庵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晦庵其自號也。其先徽州婺源人，父松，為尤溪尉，寓溪南，生熹。晚遷建陽之考亭。年十八，登進士，其后歷主薄提舉及提點刑獄等官，及歷奉外祠。雖屢以偽學被劾，而進習不輟。

　　慶元六年卒，年七十一。高宗謚之曰文。理宗之世，追封信國公。門人黃斡狀其行曰：“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家廟以及先圣。退而坐書室，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須臾離也。”著書甚多，如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集注》，《孟子集注》，《易本義》，《詩集傳》，《太極圖解》，《通書解》，《正蒙解》，《近思錄》，及其文集、語錄，皆有關于倫理學說者也。

　　理氣晦庵本伊川理氣之辨，而以理當濂溪之太極，故曰：由其橫于萬物之深底而見時，曰太極。由其與氣相對而見時，曰理。又以形上、形下為理氣之別，而謂其不可以時之前后論。曰：“理者，形而上之道，所以生萬物之原理也。氣者，形而下之器，率理而鑄型之質料也。”又曰：“理非別為一物而存，存于氣之中而已。”又曰：“有此理便有此氣。”但理是本，于是又取橫渠理一分殊之義，以為理一而氣殊。曰萬物統一于太極，而物物各具一太極。曰：“物物雖各有理，而總只是一理。”曰：理雖無差別，而氣有種種之別，有清爽者，有昏濁者，難以一一枚舉。曰：此即萬物之所以差別，然一一無不有太極，其狀即如寶珠之在水中。在圣賢之中，如在清水中，其精光自然發現。其在至愚不肖之中，如在濁水中，非澄去泥沙，其光不可見也。

　　性由理氣之辨，而演繹之以言性，于是取橫渠之說，而立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之別。本然之性，純理也，無差別者也。氣質之性，則因所稟之氣之清濁，而不能元偏。乃又本漢儒五行五德相配之說，以證明之。曰：“得木氣重者，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塞而不得發。得金氣重者，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讓是非之心，為之塞而不得發。火、水亦然。故氣質之性完全者，與陰陽合德，五性全備而中正，圣人是也。”然彼又以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密接，故曰：“氣質之心，雖是形體，然無形質，則本然之性無所以安置自己之地位，如一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所歸著。”是以論氣質之性，勢不得不雜理與氣言之。

　　心情欲伊川曰：“在人為性，主于身為心。”晦庵亦取其義，而又取橫渠之義以心為性情之統名，故曰：“心，統性情者也。由心之方面見之，心者，寂然不動。由情之方面見之，感而遂動。”又曰：“心之未動時，性也。心之已動時，情也。欲是由情發來者，而欲有善惡。”又曰：“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如我欲仁，是欲之好底。

　　欲之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若波濤翻浪。如是，則情為性之附屬物，而欲則又為情之附屬物。”故彼以惻隱等四端為性，以喜怒等七者為情，而謂七情由四端發，如哀懼發自惻隱，怒惡發自羞惡之類，然又謂不可分七情以配四端，七情自貫通四端云。

　　人心道心既以心為性情之統名，則心之有理氣兩方面，與性同。于是引以說古書之道心人心，以發于理者為道心，而發于氣者為人心。故曰：“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雖圣人不能無人心，如饑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又謂圣人之教，在以道心為一身之主宰，使人心屈從其命令。如人心者，決不得滅卻，亦不可滅卻者也。

　　窮理晦庵言修為之法，第一在窮理，窮理即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也。故曰：

　　“格物十事，格得其九通透，即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到十分處。”至其言窮理之法，則全在讀書。于是言讀書之法曰：“讀書之法，在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于前，則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心。”

　　養心至其言養心之法，曰，存夜氣。本于孟子。謂夜氣靜時，即良心有光明之時，若當吾思念義理觀察人倫之時，則夜氣自然增長，良心愈放其光明來，于是輔之以靜坐。靜坐之說，本于李延平。延平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里卻去靜坐思量，方始有得。其說本與存夜氣相表里，故晦庵取之，而又為之界說曰：“靜坐非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使毋走于煩思慮而已。

　　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心，及其有事，隨事應事，事已時復湛然。”由是又本程氏主一為敬之義而言專心，曰：“心一有所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才讀書，則心便主于讀書；才寫字，則心便主于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于邪僻者。”

　　結論宋之有晦庵，猶周之有孔子，皆吾族道德之集成者出。孔子以前，道德之理想，表著于言行而已。至孔子而始演述為學說。孔子以后，道德之學說，雖亦號折衷孔子，而尚在乍離乍合之間。至晦庵而始以其所見之孔教，整齊而厘訂之，使有一定之范圍。蓋孔子之道，在董仲舒時代，不過具有宗教之形式。而至朱晦庵時代，始確立宗教之威權也。晦庵學術，近以橫渠、伊川為本，而附益之以濂溪、明道。遠以荀卿為本，而用語則多取孟子。于是用以訓釋孔子之言，而成立有宋以后之孔教。彼于孔子以前之說，務以詁訓溝通之，使無與孔教有所齟齬；于孔子以后之學說若人物，則一以孔教進退之。彼其研究之勤，著述之富，徒黨之眾，既為自昔儒者所不及，而其為說也，矯惡過于樂善，方外過于直內，獨斷過于懷疑，拘名義過于得實理，尊秩序過于求均衡，尚保守過于求革新，現在之和平過于未來之希望。此為古昔北方思想之嫡嗣，與吾族大多數之習慣性相投合，而尤便于有權勢者之所利用，此其所以得憑借科舉之勢力而盛行于明以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