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想在這一學年內講完《廣歷史研究法》,現在只講了一半,時間不許再講下去了。本來想把文物專史的做法都詳細講,因為有些方法還不自滿,所以上文有的講了做法,有的沒有講做法,有的連大略都不曾講,只好待將來續補。現在總講一章文物專史的做法,做個結束。
文物專史的工作,在專史中最為重要,亦最為困難,和其他四種專史人,事,地方,時代的做法都不相同。其他專史,應該由史學家擔任。文物專史,與其說是史學家的責任,毋寧說是研究某種專門科學的人對于該種學問的責任。所以文物專史一方面又是各種專門學問的副產物。無論何種學問,要想對于該種學問有所貢獻,都應該做歷史的研究。寫成歷史以后,一方面可以使研究那種學問的人了解過去成績如何,一方面可以使研究全部歷史的人知道這種學問發達到何種程度。所以說,文物專史不單是史學家的責任,若是各種專門學者自家做去,還好些。譬如經濟史中的貨幣史,要做得好,單有歷史常識還不行;最少要懂得貨幣學、近代經濟學以及近代關于貨幣的各種事項,然后回頭看中國從前貨幣的變遷乃至歷代貨幣改革的議論,以新知識、新方法整理出來;凡前人認為不重要的史料或學說,都敘述上去這種貨幣史才有精采。貨幣學比較的范圍不很窄,尚且應有常識做基礎,非有專門研究的人不能做專史。若做中國音樂史,尤其非用專門家不行。
我們外行的人若去做,用功雖苦,還是不了解,許多重要的資料,無法取去。又如做文學史,要對于文學很有趣味、很能鑒別的人才可以做。他們對于歷代文學流派,一望過去即知屬某時代,并知屬某派。譬如講宋代詩,那首是西昆派,那首是江西派,文學不深的人只能剿襲舊說,有文學素養的人一看可以知道。再如書法史,寫字有趣味的人,書碑很多,臨帖很多,一看古碑帖就知其真偽及年代。就是我自己,隨便拿個碑版來,不必告訴時代給我,不必有人名、朝號可旁證,我都可以指出個大概的年代。所以假使要做書法史,也非有素養不可,否則決難做好。關于文物專史,大概無論那一部門,都是如此。所以做文物專史,不可貪多,想一人包辦是絕對不成的。只能一人專做一門乃至二門、三門為止,而且都要有關系因緣才可以兼做。如做美術史,順帶做書法史、雕刻史,或合為一部,或分為三部,還勉強可以做得好,因為那三部都有相互的關系;但必須對于三部都有素養的人,才可以做得好。想做文物專史的人,要對于自己很喜歡的那部分,一面做史,一面做本門學問,歷史是他的主產物,學問是他的副產物。研究科學的人固然也有不作歷史研究而能做好學問的,如果對于歷史方面也有興味,學問既可做好,該科學史也可做好。所以研究歷史的人,一方面要有歷史常識,一方面要于歷史以外有一二專門科學,用歷史眼光把中國過去情形研究清楚,則這部文物專史可以有光彩。因此,所以不能貪多,若能以終身力量做出一種文物專史來,于史學界便有不朽的價值。不貪多,一面治史,一面冶學,做好此種專史時,可以躊躇滿志。至于其他,如人的專史、事的專史,則一個人盡可以做許多。這是講做文物專史的先決問題,一須專門,二須不貪多,實在也只是一義。
其次,關于搜集資料,比其他專史困難得多。其他專史雖然也不單靠現存的資料,但其基本資料聚在一起,比較的易得。如做一人的專傳或年譜,其人的文集是基本資料,再搜集其他著作,大段資料可以得著;和他有關系的人的著作,范圍相當的確定。無論其人方面如何多、如何復雜,做專史或年譜都可以開出資料單子,很少遺漏。至于事的專史,在公文上、專記上、文集上,資料的范圍也比較的有一定。文物專史則不然,搜集資料,再困難沒有了。若是歷代書志有專篇,或九通中有此一門,前人做過許多工夫的,比較的還有相當的資料,但仍舊不夠。即如經濟之部,各史食貨志及九通關于食貨一門,固然可以得若干基本資料,但總不滿足,非另求不可。書志及九通有了尚感困難,若沒有又如何如書法、繪畫,在史書中,毫無現存的資料。現在講畫史的,雖有幾本書,而遺漏太多。做這類專史,資料散漫極了。有許多書,看去似沒有關系,但仔細搜求,可以得許多資料。如講經濟狀況,與詩歌自然相隔很遠,其實則不然。一部詩集,單看題目,就可以得許多史料。詩是高尚的,經濟是齷齪的,齷齪狀況可在高尚中求之。有許多狀況,正史中沒有而詩集中往往很多。做經濟史,不一定要好詩集。詩雖做得不好,而題目、詩句、夾注往往有好[史]料。詩與經濟相隔這么遠,尚有這么多史料,所以做文物專史,無論甚么地方都有好資料。不過也不是凡有資料都可以用,須要披沙揀金,所以不能心急。
真要成功,要費一世工夫。出版的早晚,沒有關系。預備盡生平的心力,見到資料便抄下來,勤筆勉思,總有成功的一日。我很糟,在床上看書,看見了可用的資料,折上書角,不能寫下來,另日著書要用這種曾經看到的資料,大索天下,終不可得。所以此類工作,須要非常勤勉,不嫌麻煩。記下一點資料,固然沒有用處,記得多了以后,從里邊可以研究出多少道理來。顧亭林做《日知錄》,旁人問他近來做了幾卷,他說別來數年不過得了十余條,抄別人的書如收羅破銅爛鐵,自然容易,我是精思謹取,如上山開礦,所以很難。顧氏做《日知錄》的方法,起初看見一條,箚記了,若干年后,陸續箚記了許多相類的資料,加以思想,組織為一條。我們做文物專史,非如此耐煩不可。鄉先輩陳蘭甫先生死了以后,遺稿流傳出來,一張一張的紙片,異常之多,都是在甚么書看見了兩句,記出來以后,又加上簡短的按語。新近廣東有人搜得了六千多片,都一般大小,實則他一生的紙片,不知有好幾百萬張。我正打算設法找來,整理一下,可以看出他治學的方法。我們認真想做好的著述,尤其是關于文物專史方面的,非做此種工夫不可。有如蜜蜂采花,慢慢的制成極精的蜜糖,才是有價值的著作。文物專史之所以難做,這是一點。
中間還有鑒別史料的工作,前回講過,近來史學界都趨重這一點。帶了點取巧的性質。我們所希望的,不在考訂真偽,考不出來也沒有關系。如明建文帝到底是燒死的還是逃去做和尚的,又如清世祖是病死去還是跑到五臺山做和尚的,他的董妃是否董小宛,我們固然歡迎有人做這種工作,但不希望有天才的人都到這面用工夫,把旁的方面放松了。以后的史家,關于搜集方面,要比鑒別方面多下工夫才好。我從前做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對于鑒別史料,說的很多,許于近來學風有影響。此是近代學風可喜之中稍微一點不滿意的所在。其余如鉤沉、輯佚一類的工作也要做,但不要把沒有真偽問題的現存的史料丟開不管。文物專史也是一樣,而且特別的易犯這種毛病。其所以難做,這是二點。
關于文物專史的做法,各門不同。其公共原則有多少,很難說,然也有幾點很主要的可以說:
(一)文物專史的時代不能隨政治史的時代以畫分時代。固然,政治影響全部社會最大,無論何種文物受政治的影響都很大;不過中國從前的政治史,以朝代分,已很不合論理,尤其是文物專史更不能以朝代為分野。即如繪畫史,若以兩漢畫、三國畫、六朝畫、唐畫、宋畫分別時代,真是笑話。中國繪畫,大體上,中唐以前是一個時代,開元、天寶以后另是一個新時代,分野在開元初年。底下宋、元混合為一時代,至明中葉以后另為一時代。又如近代外交史,不能以明、清分,要看外來勢力做標準。葡萄牙人、荷蘭人到中國在明嘉靖以前,為一時代。嘉靖以后到清道光《南京條約》另為一時代,道光到中日戰爭另為一時代,往后到今日再一時代。外交雖與政治密切,尚且不能以明史、清史畫分,何況其他所以各種文物專史絕對不能依政治史為分野,而且各種之間亦相依為分野。譬如繪畫以開元、天寶為界,畫法則以隋代分;繪畫在北魏不能獨立,畫法在北魏可以獨立,而且可以分初、盛、中、晚。又如詩以唐為主系,宋以后為閏系;書法以北魏為主系,唐為閏系;詞以宋為主系,元以后為閏系:各種文物應畫分的時代都各不同。要做通史,簡直沒有法子說明,因為要跟著政治走,而有時這個時代文物盛而政治衰,那個時代文物衰而政治盛,絕對不能畫一,[畫一]一定做不好。譬如宋徽宗的政治很糟,學術更糟,可謂黑暗時代,但從美術方面看,卻光芒萬丈。所以各種專史有一篇一篇單行的必要,尤其是文物專史的時代應以實際情形去畫分。
(二)文物專史的時代不必具備。普通史上下千古,文物專史則專看這種文物某時代最發達,某時代有變遷,其他時代或沒有,或無足重輕,可以不敘。例如做外交史,應從很晚的時代起,從前的外交與近代的外交不同。如欲做上下千古的外交史,把春秋的朝聘、漢以后的蠻夷朝服都敘上去,則失去了外交的本質了。要想做得好,不必貪多,不可把性質不同的事實都敘在里邊。外交史最早只可從明代起。又如做詩史,也許可以做到宋朝而止,后面可以做一個簡單的結論。這并不是因為元、明、清沒有詩,乃是三朝的詩沒有甚么變化。元遺山所謂詩至蘇、黃而盡,話是真的。詩以唐為主系,以宋為閏系,元以后沒有價值了。
這不過舉一二例,其實文物專史無論那種都如此,最不可貪多,做上下千古的史。即如還未講到的四川的地方專史,最古的是《華陽國志》,當常璩做志時,的確有做專史的必要;以后歸并到本部,雖有小變動,而對全部沒有多大的影響,所以漢以后的四川可以歸并到本部史講,不必專講。又如云南,恰好是四川的反面,直到現在還有做專史的價值。自明初沐英平滇,世王其地,清初吳三桂,民國蔡鍔、唐繼堯,都與本部尚未打成一片;中間雖有些時候打成一片,而神氣不屬,不久又分了。又如東三省,自滿人入關以后,做專史的資格已消滅了。最近因日本的勢力侵入,變成特殊的地帶,似乎又有做專史的資格。河南、山東,有史以前可做專史,有史以后是全國的基本,專史資格早巳消滅,其地的活動早已不能為所專有。即以河南而論,在商以前,可以說是河南人的活動,周以后成為全國人的活動了。此外各地的專史應從何時代起,至何時代止,要看他的情形來定奪,也不可一時貪多。
(三)凡做一種專史,要看得出那一部分是他的主系,而特別注重,詳細敘述。不惟前面所講道術史有主系,無論甚么事情的活動,何種文物,都有一二最緊要的時代,波瀾壯闊,以后或整理,或彌縫,大都不能不有個主系、閏系的分別。所以做文物專史不要平面的敘述,分不出高低陰陽來。某時代發達到最高潮,某時代變化得最利害,便用全副精神去敘述。閏系的篇幅少些也沒有關系,說得簡單也沒有關系。主系的內容及派別,卻非弄清楚不可。做道術史,若是漢魏三國六朝的篇幅和先秦一樣多是不行的,先秦要多,以后要少。主系要精要詳,其他可略。做詩史到唐朝,要分得很清楚,多少派,多少代表,一點也含混不得。明朝的詩并不是沒有派別,前七子,后七子,分門別戶,競爭得很利害;但從大處著眼,值不得費多大的力量去看他們的異同。所以做文物專史須用高大的眼光,看那時代最主要,搜集、鑒別、敘述、抑揚,用全力做去。無論那種文物,主系并不算多,只有一二處。如做詩以唐為主,則以前以后都可說明,而讀者可以把精華所在看得清楚。這一點要有鳥瞰的眼光,看出主系,全力赴之,此外稍略也無妨。日本所做的中國文學史,平講直敘,六朝分元嘉、大同,唐分初、盛、中、晚,一朝一朝的分去,一家一家的敘述。我們看了那種著作,似乎江淹、沈約與陶潛、曹植一樣優劣,其實則相去何啻天淵若依我的主張,陶、曹自然要用重筆,江、沈這些二等的資料可以略去。真會做史的人,要找出幾點,分濃淡高低才行。若平講直敘,便不好了。無論那種文物專史都應如此。
(四)文物專史又須注重人的關系。我所講的文物專史,有一部分與社會狀況、制度、風俗有關,與個人的關系少。除此部分以外,差不多全與個人有關系。歷史是人造出來的。近代談史諸家,因中國做紀傳的人喜歡表彰死者,惹起反動,以為社會不是英雄造出來的,歷史應該看輕個人。其實固然有些人是時勢造成的,但也有造時勢的英雄。因為一個出來,而社會起大變化的也常有,而且這種人關系歷史很重要。社會所以活動,人生所以有意義,都因此故。人生若全在社會做呆板的機械,還有甚么意義政治上、軍事上,人的關系尤為顯著了。其他各種文物也非無人的關系。如做道術史,羅列各人的學說,固然是必要;然欲描寫中國的道術,必先描寫個人的人格。如朱、陸關于《太極圖》的論辯,固然要敘,但道術史最應敘的,還是此二大師的人格,可由日常生活表示出來。向來講王陽明的人,因其事業多,所以在學術以外還講事業;若講到陸象山,便把人事方面簡略了。其實陸象山所以能開一派學風,并不單靠幾篇文章、幾封信札,他整個的人格、所做的事業,都很有關系。我們描寫他的人格和羅列他的學說,至少要一樣。對于學術大師如此,對于文學家、美術家也要如此。假使主系幾個大文學家,我們不單看他的作品,并注重他的性格,由性格看胸襟及理想,做的史才有價值。這不特大學者如此,經濟方面如唐代的劉炎[晏]也如此。唐的經濟和財政在中葉以后,由劉炎[晏]一人手定規模,得有很好的結果。他死后幾十年,制度仍然保存。所以做經濟史做到唐中葉,對于劉炎[晏]做人如何、才能如何、性格如何,都得詳細敘述,因為這影響到當時財政很大。無論那一方面,關于文物專史,除因社會自然狀態發達以外,有三分之二都因特別人才產生而社會隨他變化。所以做文物專史,不可把人的關系忽略了。對于有重要關系的人,須用列傳體敘述其人的生平于史中;但也不似廿四史的列傳以多為貴,要極有關系的人才替他做傳,而且目的不在表彰其人,乃因這種文物因他可以表現得真相出來。
(五)文物專史要非常的多用圖表。圖表,無論何種專史都須要,尤其是做文物專史要用最大精力。圖,或古有,或新制,或照片,搜羅愈富愈好。表在主系,想分析實際情形時,最須應用。閏系方面有許多可以簡單敘述的東西而又不可省略,可以做成表格,看去既不討厭,查考時又很清楚。做表的好處,可以把許多不容易擺在正文內的資料保存下來,不過要費番思想才可以組織成功,很不容易。做一表比做一文還要困難而費工夫,應該忍此勞苦,給讀者以方便。正文有的,以表說明;正文無的,以表補充。
以上所講,不過擇比較重要的簡單說明一下,實則不應如此陋略。我因時間關系,沒得充分預備,也未講完,不算是正式的講演,不過是零碎的感想而已。我希望對于同學有若干啟發,可以引起研究的興趣和方向,那么,我預備雖不充分,對同學也不致完全沒有益處。未講完的,下學年或許有機會還可續講,本學年就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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