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講史學之成立及其發(fā)展。凡一種學問，要成為科學的，總要先有相當?shù)陌l(fā)展，然后歸納所研究的成績才成專門。先頭是很自由的發(fā)展，茫無條理；后來把過去的成績整理，建設科學：沒有一種科學不是如此成立的。所以一個民族研究某種學問的人多，那種學問成立也更早；若研究的人少，發(fā)達也更遲。自成為科學以后，又發(fā)現(xiàn)許多原則，則該科學更格外發(fā)展。先有經(jīng)驗，才可發(fā)現(xiàn)原則；有了原則，學問越加進步。無論那門學問，其發(fā)達程序皆如此。史學在中國發(fā)達得最厲害，所以成立得也最早，這也是和各科學發(fā)達程序相同。

　　又從旁一方面看，凡一種學問，當其未成立為科學以前，范圍一定很廣，和旁的學問分不清；初成科學時，一定想兼并旁的學問。因為學問總是有相互的關(guān)系，無論何學皆不能單獨成立，所以四方八面都收納起來。后來旁的學問也漸漸成為科學，各有領(lǐng)土，分野愈分愈細。結(jié)果，要想做好一種學問，與其采帝國主義，不如用門羅主義：把旁的部分委給旁的學問，縮小領(lǐng)土，在小范圍內(nèi)盡力量，越窄越深。全世界學問進化分化的原則如此。中國人喜歡籠統(tǒng)的整個的研究，科學的分類很少。這也不能說不好，不見得要分才是好。現(xiàn)在德國人做學問，分得很細，英國人則帶海洋性，甚么都含混點。兩方面各有好壞。但為研究學問的便利起見，分得精細也有好處。因為要想科學格外發(fā)展，還是范圍縮小格外經(jīng)濟。中國史學成立以后的最大趨勢就如此。最初很寬，以后愈趨愈細。從前廣大的分野，只能認為有關(guān)系的部分，把范圍縮小到自己所研究那一點。

　　中國史學的成立與發(fā)展，最有關(guān)系的有三個人：一、劉知幾；二、鄭樵；三、章學誠。此外很多史家，如上文所講，在史學方面零零碎碎都講了些原理原則，把史學的范圍、意義及方法，都各各論定了。但在許多人里邊，要找出幾個代表時代特色而且催促史學變化與發(fā)展的人，就只有這三個。他們都各有專著討論史學。劉知幾有《史通》；鄭樵有《通志總序》及《二十略序》；章學誠有《文史通義》及《湖北通志》、《永清志》、《亳州志》、《和州志》各序例。此三人要把史學成為科學，那些著作有很多重要見解。我們要研究中國史學的發(fā)展和成立，不能不研究此三人。此三人的見解，無論誰都值得我們專門研究。現(xiàn)在只能簡單的講些他們的特點何在。

　　先講劉知幾。劉知幾的特點，把歷史各種體裁分析得很精細，那種最好，某種如何作法，都講得很詳明。他的見解雖不見得全對，但他所批評的有很大的價值。（1）史學體裁，那時雖未備，而他考釋得很完全，每種如何做法，都引出個端緒，這是他的功勞。（2）他當代和以前，史的著作偏于官修，由許多人合作，他感覺這很不行，應該由一個專家拿自己的眼光成一家之言。他自己做了幾十年的史官，身受官修合作不能成功的痛苦，所以對于這點發(fā)揮得很透徹。（3）史料的審查，他最注重。他覺得作史的人，不單靠搜集史料而已，史料靠得住靠不住，要經(jīng)過很精嚴的審查才可用。他膽子很大，前人所不敢懷疑的他敢懷疑。自《論語》、《孟子》及諸子，他都指出不可信的證據(jù)來。但他不過舉例而已，未及作專書辨?zhèn)危宜膽岩桑苍S有錯誤處。不過他明白告訴我們，史事不可輕信，史料不可輕用。這是劉知幾所開最正當?shù)穆贰Ｆ渌ぷ鬟€很多，舉其著者，有此三條。

　　鄭樵成績最大的：（1）告訴我們，歷史是整個的、分不開。因此，反對斷代的史，主張做通史，打破歷史跟著皇帝的觀念。歷史跟著皇帝，是不妥當?shù)摹v史如長江大河，截不斷，要看全部。鄭樵主要工作在做《通志》，雖未成功，或者也可以說是已失敗，但為后學開一門徑，也是好的。（2）他把歷史的范圍放大了許多。我們打開《二十略》一看，如六書、七音、氏族、校讎、圖譜，從來未收入史部的，他都包攬在史學范圍以內(nèi)。（3）他很注重圖譜，說治史非多創(chuàng)圖表不可。他自己做的書表很多，表式也很有新創(chuàng)，圖雖沒有做多少，但提倡得很用力。這三點是鄭樵的貢獻。

　　章學誠，可以說截至現(xiàn)在，只有他配說是集史學之大成的人。以后，也許有比他更大的發(fā)展，但有系統(tǒng)的著作，仍以《文史通義》為最后的一部。他的特色：（1）他主張史學要分科。以為要做一國史尤其如中國之大，決不能單講中央政治，要以地方史作基礎。所以他對于古代歷史的發(fā)展，不單看重中央的左史右史，還看重地方的小史。史的基本資料，要從各種方志打底子。從前做史專注意中央政治的變遷，中央政府的人物、中央制度的沿革。章學誠把歷史中心分散，注重一個一個地方的歷史，須合起各地方志。才可成為真有價直的歷史。史官做史，須往各地搜羅文獻；即自己非史官，也應各把地方文獻搜羅：方志與歷史，價值是相當?shù)摹＃?）他不注意史料的審查和別擇，因為前人已講得很清楚；他專提倡保存史料的方法。他以為史部的范圍很廣，如六經(jīng)皆史什么地方都是史料，可惜極易散失，所以主張中央和地方都應有保存史料的機關(guān)，中央攬總，府、州、縣各設專員。關(guān)于這種制度和方法，他講得很精密。關(guān)于史料的總類，也有條理的駕馭。

　　他所作的方志，常分志、掌故、文征三部。志是正式的史書，掌故及文征保存原始史料。倘使各家方志都依他的方法，歷代史料必不致缺乏。他以為保存史料的機關(guān)，須用有史學常識的人，隨時搜集史料，隨時加以審查而保存之，以供史家的探討。至于如何別擇，如何敘述，各家有各家的做法，和保存史料的機關(guān)不相干。關(guān)于這一點可以說是章學誠的重要主張。在中國一直到現(xiàn)在，還沒有這種機關(guān)。從前有所謂皇史宬實錄館，雖也可說是保存史料用的，章學誡以為不行，因為那只能保存中央這一部分的史料。至于正史以外，各行政官都有機關(guān)，范圍又很大，不單保存政治史料，各種都保存，實在是章學誠的重要發(fā)明。這種辦法，在中國不過一種理想，未能實行，在外國也做不到，只由博物院及圖書館負了一部分責任而已。章學誠把他看做地方行政的一種，一層一層的上去，最高有總機關(guān)管理，各地方分科，中央分部，繁重的很。要把這種畫一的章程通行起來，過去的事跡一定可以保存很多。但他的辦法也未完備，所保存的只是紙片，沒有一點實物，方法也不精密，我們盡可補充改正。（3）他主張，史家的著作應令自成一家之言，什么學問都要納到歷史方面去；做史家的人要在歷史上有特別見解，有他自己的道術(shù)，拿來表現(xiàn)到歷史上。必如此，才可稱為史家，所作的史才有永久的價值。所以關(guān)于史學意義及范圍的見解都和前人沒有相同的地方；他做史也不單敘事，而須表現(xiàn)他的道術(shù)。我們看《文史通義》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是講哲學的，此則所謂歷史哲學，為劉知幾、鄭樵所無，章學誠所獨有，即以世界眼光去看，也有價值。最近德國才有幾個人講歷史哲學。若問世界上誰最先講歷史哲學，恐怕要算章學誠了。

　　以上把三個人重要之點略講了講，還有中國普通相傳下來的歷史觀念，三個人都有相當?shù)呢暙I。第一點，史與道的關(guān)系。第二點，史與文的關(guān)系。

　　中國史家向來都以史為一種表現(xiàn)道的工具。孔子以前，不知如何。《春秋》即已講微言大義，董仲舒說“《春秋》文成數(shù)萬，其指數(shù)千。”司馬遷《史記？自序》和《報任安書》都說“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此種明道的觀念。幾千年來，無論或大或小，或清楚或模糊，沒有一家沒有。所以很值得我們注意。明道的觀念，可分兩種：一，明治道；二，明人道。明治道是借歷史事實說明政治應該如何，講出歷代的興衰成敗治亂的原因，令后人去學樣。明人道，若從窄的解釋，是對于一個人的批評、褒貶，表彰好的令人學，指摘壞的令人戒。若從廣的解釋，是把史實羅列起來，看古人如何應付事物，如何成功，如何失敗，指出如何才合理，如何便不合理。這種若給他一個新名詞，可以叫做“事理學”。西洋人注重人同物的關(guān)系，所以物理學很發(fā)達。中國人注重人同人的關(guān)系，所以事理學很發(fā)達。《資治通鑒》便是事理學的代表，善言人情事理，所以向來稱贊他“讀之可以益人神智”。《續(xù)資治通鑒》就夠不上。關(guān)于這一點，現(xiàn)在比從前一天一天的少有適用，但仍有效力。從前自秦始皇到清宣統(tǒng)，政治環(huán)境及行為沒有多大變遷，所以把歷史事實作為標準，相差不遠。司馬光做《資治通鑒》，所求得的事理標準，所以可供后人資鑒，就因這個緣故。現(xiàn)在雖不能說此種標準已無效，也不能說與從前一樣有效，只可以說效力減了許多。各門的條文許多還可應用。如何才可富國，如何才可利民，水利如何興，田賦如何定，至今仍不失其為標準。至于應用政治的方法，對付外交的手段，從前雖很有標準，現(xiàn)在因環(huán)境變遷，政體改易，就無效力；縱使有，也很少了。治道方面如此。人道方面，到現(xiàn)在，到將來，從前的事理標準仍很有效。這點注重明道的精神是中國人的素秉，我們不能放松的。至于窄義的人道方面，褒貶善惡，從前的史家看得很重，而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看得很輕。前述的紀載史事以為后人處事接物的方法，則各派史家皆如此。

　　簡單說，這種態(tài)度，就是把歷史當做“學做人”的教科書。劉、鄭、章三人對此點很注重，其余各人對此也很注重，即非史家亦很注重。譬如曾國藩、胡林翼的功業(yè)偉大，若依外國史家的眼光，只注重洪楊之亂如何起，曾、胡如何去平定他。其實我們讀歷史，要看他們?nèi)烁袢绾危渴氯绾螌Ω叮隼щy如何打破，未做之前如何準備，這一點比知道當時呆板的事實還要重要。洪、楊之起滅及曾、胡之成功，已成過去，知道又有何用處我們讀史，看曾、胡如何以天下為己任，如何磨練人才、改革風氣，經(jīng)萬難而不退轉(zhuǎn)，領(lǐng)一群書呆子，自己組織了無形的團體，抗起大事來做，各省不幫他而反加以掣肘，他們以一群師友感激義憤，竟然成功。此種局面，在中國史上是創(chuàng)見。我們要問為什么能如此，此即人道學、事理學的研究。看歷史的目的各有不同：若為了解洪楊之亂，當然注重戰(zhàn)爭的真相和結(jié)果；若為應付世事、修養(yǎng)人格、結(jié)交朋友的關(guān)系，則不可不注重人與人相與的方面。

　　中國史注重人的關(guān)系，尤其是紀傳體。近來的人以為這種專為死人做傳記，毫無益處。其實中國史確不如此，做傳乃是教人以應世接物之法。誠然，有許多事實含了時代性，可以省略，但大部分不含時代性。所以中國史家對于列傳的好不好，與將來有沒有利益，很有斟酌，不肯輕懈。一個人所做的事，若含時代性，則可以省略；若不含時代性，在社會上常有，則不能不注重。這要看史家眼光和手腕如何，史書的價術(shù)[值]也隨之而定。總說一句：這種以史明道的學術(shù)之發(fā)達及變遷，為研究中國史學史所不可不注重之點，在外國是沒有的。

　　其次，史與文的關(guān)系。中國文看得很重，孔子已說“文勝質(zhì)則史”。史體與文有重要的關(guān)系。全書如何組織才算適當，劉、鄭、章三家講得很多，旁人亦講得不少。一篇文章如何組織，劉、鄭、章三家講得很多，韓愈、柳宗元一般文人也講得不少。章學誠做《文史通義》，文和史在一塊兒講。關(guān)于史的文如何做法，章氏有許多特別見地。雖其所講方法、所作體例，我們看去似系他自創(chuàng)，他卻說都有所本，實則一部分自前人，一部分還是他自創(chuàng)。如講敘事方法，從前做傳專敘個人，他可常常以一事做傳名。如《湖北通志檢存稿》，非人的傳有許多，把人的事含在一起。又或傳中有表，也是前人文里所不敢參雜的。諸如此類，對于文的史、史的文，發(fā)揮得很透徹。這種講史與文的關(guān)系，往后很發(fā)展，但可以以章學誠為一結(jié)束。以上講第三部分中國史學之成立及其發(fā)展完。

　　第四部分應該講最近中國史學的趨勢，有許多好的地方，有許多不好的地方。最近幾年來時髦的史學，一般所注重的是別擇資料。這是自劉知幾以來的普通現(xiàn)象，入清而甚盛，至今仍不衰。發(fā)現(xiàn)前人的錯誤而去校正他，自然是很好的工作。但其流弊乃專在瑣碎的地方努力，專向可疑的史料注意，忘了還有許多許多的真史料不去整理。如清代乾嘉學者，對于有錯字的書有許多人研究，對于無錯字的書無人研究。《荀子》有錯字，研究的有好幾家，成績也很好。《孟子》無錯字，研究的便很少。此可以說是走捷徑，并非大道。其實讀《孟子》、《荀子》的目的在了解孟子、荀子的學術(shù)，以備后來拿來應用。若專事校勘考證，放著現(xiàn)成的書不讀，那就不是本來的目的了。

　　還有一種史料鉤沉的風氣。自清中葉到現(xiàn)在，治蒙古史很時髦。因《元史》太簡陋，大家都想方法，搜出一條史料也很寶貴。近來造隴海鐵路，發(fā)現(xiàn)了北魏元氏百余種墓志銘，好寫字的人很高興，治史的人也高興。因為《魏書？宗室傳》缺了一卷，治史的人便根據(jù)那些墓志銘來補起來。其實《魏書》縱不缺略，大家也沒有這們[么]好的精神去看《宗室傳》。近來史學家反都喜歡往這條補殘鉤沉的路走，倒忘了還有更大的工作。

　　還有一種，研究上古史，打筆墨官司。自從唐人劉知幾疑古惑經(jīng)以后，很少人敢附和，現(xiàn)在可附和他了不得。這種并不是不好，其實和校勘、輯佚無異。譬如鄭玄箋注的《毛詩》、“三禮”已夠研究了，反從《太平御覽》、《冊府元龜》去輯鄭注《尚書》和《易經(jīng)》，以為了不得。乾嘉以來的經(jīng)學家便是這樣風氣。其實經(jīng)學不止輯佚，史學不止考古。

　　推求以上諸風氣，或者因受科學的影響。科學家對于某種科學特別喜歡，弄得窄，有似顯微鏡看原始動物。歐洲方面應該如此，因為大題目讓前人做完了，后學只好找小題目以求新發(fā)明，原不問其重要與否。這種風氣輸入中國很利害。一般學者為成小小的名譽的方便起見，大家都往這方面發(fā)展。這固然比沒有人研究好，但老是往這條捷徑走，史學永無發(fā)展。我們不能不從千真萬確的方面發(fā)展，去整理史事，自成一家之言，給我們自己和社會為人處事作資治的通鑒；反從小方面發(fā)展，去做第二步的事，真是可惜。不過這種大規(guī)模做史的工作很難，因為盡管史料現(xiàn)存而且正確。要拉攏組織，并不容易。一般作小的考證和鉤沉、輯佚、考古，就是避難趨易，想徼幸成名，我認為病的形態(tài)。真想治中國史，應該大刀闊斧，跟著從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個的歷史來，才可使中國史學有光明、發(fā)展的希望。我從前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不免看重了史料的搜輯和別擇，以致有許多人跟著往捷徑去。我很仟悔。現(xiàn)在講《廣中國歷史研究法》，特別注重大規(guī)模的做史，就是想挽救已弊的風氣之意。這點我希望大家明白。

　　寅社會科學史的做法（略）卯自然科學史的做法（略）己文學史（略）庚美術(shù)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