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化專史及其做法（3）

　　如經部諸書，王陽明、章實齋都主張六經皆史之說，經部簡直消滅了。寬一點，《易經》、《詩經》可以不算史；《尚書》、《春秋》，當然屬史部；《禮》講典章、制度、風俗，依《隋志》的分法，應歸入史部。《尚書》、《春秋》、《禮》既已入史部，三《傳》二《記》也跟了去，經部剩的還有多少子部，本來就分得很勉強。《七略》、《漢志》以思想家自成一家之言的歸子部，分九流十家，比較還算分得好。但那些子書和史部可很有關系。如《管子》和《晏子春秋》、《韓非子》講的史事極多，幾乎成為史部著作。漢后思想家很少，綜核名實，配不上稱子而入子部的最少有一半；那些子書所以存在，全因他紀載了史事。即如《史記》紀載史事，司馬遷當初稱他《太史公書》，自以為成一家之言，若依規例，自然應歸子部。可見子部、史部本來難分，前人強分只是隨意所欲，并沒有嚴格的分野。

　　集部，《漢志？詩賦略》所載諸書，純是文學的。后來的集，章實齋以為即是子，因其同是表示一人的思想。如《朱子全集》、《王陽明全集》雖沒有子的名稱，但已包舉本人全部思想，又并不含文學的性質，為什么又入集部，不入子部呢如《杜甫集》、《李白集》純是文學的，猶可說。若《朱子集》、《陽明集》以及《陸象山集》、《戴東原集》，絕對不含文學的性質的，拿來比附《漢志》的《詩賦略》，簡直一點理由也沒有，我們是絕對不認可的。集部之所以寶貴，只是因為他包含史料。如紀載某事、某人、某地、某學派，集部里實在有三分之二帶史部性質。就是純文學的作品包含史料也不必少。如《杜甫集》，向來稱做詩史。凡研究唐玄宗、代宗、肅宗諸朝的情形的，無不以《杜甫集》做參考。這里可說特別一點，其余無論那一部集，或看字句，或看題目，可以寶貴的史料仍舊到處都是。不必遠征，前年我講《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在各家文集詩句里得了多少史料，諸君當能知道。以此言之，純文學的作品也和史部有關。

　　所以中國傳下來的書籍，若問那部分多，還是史部。中國和外國不同。外國史書固不少，但與全部書籍比較，不如中國。中國至少占什之七八，外國不過三分之一。自然科學書，外國多，中國少。純文學書，外國也多，中國也少。哲學宗教的書，外國更多，中國更少。

　　此何以故中國全個國民性，對于過去的事情，看得很重。這是好是壞，另一問題。但中國人“回頭看”的性質很強，常以過去經驗做個人行為的標準，這是無疑的。所以史部的書特別多。

　　中國史書既然這么多，幾千年的成績，應該有專史去敘述他。可是到現在還沒有，也沒有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一種現象。（名達案：民國十四年九月，名達初到清華研究院受業于先生，即有著《中國史學史》之志，曾向先生陳述；至今二年，積稿頗富，惟一時尚不欲草率成書耳。）中國史學史，最少應對于下列各部分特別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學的成立及發展；四、最近史學的趨勢。

　　最先要敘史官。史官在外國并不是沒有，但不很看重；中國則設置得很早，看待得很尊。依神話說，黃帝時，造文字的倉頡，就是史官，這且不管；至遲到周初，便已看重史官的地位。據金文鐘鼎文的紀載，天子賜鐘鼎給公卿諸侯，往往派史官做代表，去行給獎禮。周公時代的史佚見于鐘鼎文就不下數十次，可見他的地位很高。他一人如此，可見他那時和他以前，史官已不是輕微的官了。殷墟甲骨文，時代在史佚之前，已有許多史官名字，可知殷代初有文字，已有史官，《尚書》的《王命》、《顧命》兩篇，有史官的事實，這是見于書籍的紀元。《左傳》紀載晉董狐、齊北史氏的直筆，稱道史官的遺烈，可見在孔子以前，列國都有史官，不獨天子。孟子說：“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墨子說曾見百國《春秋》。《左傳》記晉韓宣子聘魯，觀書于太史氏，得魯《易象》與《春秋》。

　　可見春秋戰國時代，列國都有《春秋》一體的史書，而且都是史官記的，所以后來司馬遷叫他“諸侯史記”。晉太康三年，汲郡發掘晉襄王冢，得到的許多書中，有一部似《春秋》，紀載黃帝以來的事實，自晉未列為諸侯以前，以周紀年，自魏未為諸侯以前，以晉紀年，自魏為諸侯以迄襄王，以魏紀年，而且稱襄王為今王。這部書，當時人叫他《竹書紀年》，后來佚了，現在通行的是假書，王靜安先生所輯的略為可靠。據《晉書》所載《竹書紀年》的體裁，《竹書紀年》當然是魏史官所記，和魯史記的《春秋》一例。其余各國史官所記，給秦火焚毀了，想來大概都是《竹書紀年》一體，而且各國都有史官職掌這事的。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竹書紀年》的紀載從黃帝、堯、舜一直到戰國，雖未必全真，由后人追述的也有，但亦必有所本，不能憑空杜撰。其中所載和儒家傳說矛盾的，如啟殺伯益，伊尹殺太甲，夏年多于殷，亦必別有所本。他又并不瞎造謠言，有許多記載已給甲骨文、鐘鼎文證明是事實。這可見魏史官以前有晉史官，晉史官以前有周史官，周史官以前有殷史官，一代根據一代，所以才能把遠古史事留傳下來。雖然所記不必全真全精，即此粗忽的記載，在未能證明其為全偽以前，可以斷定中國史官的設置是很早很早的。最低限度，周初是確無可疑的已有史官了。稍為放松一點，夏、商就有，亦可以說。中國史學之所以發達，史官設置之早是一個主要原因。

　　其次，史官地位的尊嚴，也是一個主要原因。現在人喜歡講司法獨立，從前人喜歡講史官獨立。《左傳》里有好幾處，紀載史官獨立的實跡。如晉董狐在晉靈公被殺以后，書“趙盾弒君”，趙盾不服，跟他辯。他說，你逃不出境，入不討賊，君不是你弒的是誰趙盾心虛，只好讓他記在史冊。又如崔杼殺齊莊公，北史氏要書“崔杼弒君”，崔杼把他殺了；他的二弟又要書，崔杼把他的二弟殺了；他的三弟不怕死，又跑去要書，崔杼短氣，不敢再殺，只好讓他。同時，南史氏聽見崔杼殺了幾個史官，趕緊跑去要書，看見北史氏的三弟已經成功了，才回去。這種史官是何等精神！不怕你奸臣炙手可熱，他單要捋虎須！這自然是國家法律尊重史官獨立，或社會意識維持史官尊嚴，所以好的政治家不愿侵犯，壞的政治家不敢侵犯，侵犯也侵犯不了。這種好制度不知從何時起，但從《春秋》以后，一般人暗中都很尊重這無形的紀律，歷代史官都主張直筆，史書做成也不讓皇帝看。固然，甚么制度。行與不行，都存乎其人，況且史官獨立半是無形的法典。譬如從前的御史，本來也是獨立，但是每到末世，就變皇帝大臣的走狗。又如民國國會的豬仔，只曉得要錢，那懂得維持立法獨立就是司法獨立也不過名義上的，實際上還不是給軍閥、闊人支配但是只要有這種史官獨立的精神，遇有好史官便可以行其志，別人把他沒有法子，差不多的史官也不敢恣意曲筆。

　　除了這點獨立精神以外，史官地位的高貴也很有關系。一直到清代，國史館的纂修官一定由翰林院的編修兼任。翰林院是極清貴的地方，人才也極精華之選。平常人稱翰林為太史，一面尊敬，一面也就表示這種關系。一個國家，以如此地位，妙選人才以充其選，其尊貴為外國所無。科舉為人才唯一出身之途，科舉中最清貴的是太史，可以說以全國第一等人才做史官了。

　　史官在法律上有獨立的資格，地位又極尊嚴，而且有很好的人才充任，這是中國史學所以發達的第二原因。但是到民國以后就糟了！自史佚以來未曾中斷的機關，到現在卻沒有了！袁世凱做總統的時候，以國史館總裁位置王壬秋，其實并不曾開館。后來就讓北京大學吞并了一次，最近又附屬于國務院，改名國史編纂處。獨立精神到現在消滅，是不應當的。幾千年的機關，總算保存了幾千年的史跡，雖人才有好壞，而紀載無間缺。民國以來怎么樣單是十六年的史跡，就沒有法子詳明的知道。其故，只因為沒有專司其責的國史館。

　　私人作野史，固可以補史官的不及，但如明末野史很發達，而萬季野主張仍以實錄為主。史官所記固或有曲筆，私人所記又何嘗沒有曲筆報紙在今日是史料的淵叢了，但昨天的新聞和今日矛盾，在甲軍閥勢力下的報紙和在乙軍閥勢力下的參差，你究竟相信誰來所以做史學史到敘述史官最末一段，可以講講國史館的設立和史官獨立的精神與史官地位的尊嚴之必要。

　　史學史的第二部分要敘述史家。最初，史官就是史家，不能分開；到后來，仍舊多以史官兼史家。但做史學史，在史官以外，應從史家兼史官的或史家不是史官的看他史學的發展。這部分資料，歷代都很少。以一種專門學問自成一家，比較的要在文化程度很高以后，所以《春秋》以前不會有史家。歷史學者假如要開會館找祖師，或者可用孔子，因《春秋》和孔子有密切的關系。孔子雖根據魯史記作《春秋》，但參雜了很多個人意見。《春秋》若即以史為目的，固然可叫做史。即使在史以外，另有目的，亦可以叫做史。本來，紀載甚么東西，總有目的。凡作史總有目的，沒有無目的的歷史。孔子無論為哲學上、政治上有其他目的，我們亦不能不承認他是史家。即使他以紀載體裁發表政見，《春秋》仍不失為史學著作的一種。其后最昭明較著的史家，當然是《國語》、《左傳》的作者，無論他姓甚名誰，大概推定其年代不出孔子死后百年之內。這個史家是否晉史官，我們也不敢斷定。據我看，做《左氏春秋》的人不見得是史官，因史官是國家所設，比較的保守性多，創作性少；但也不敢確定。若是一個史官，則實是一個最革命的史官了。魯《春秋》和《竹書紀年》大概是同一體裁，都是史官所記，和《左氏春秋》不同。《左氏春秋》的范圍很廣，文章自出心裁，描寫史跡，帶有很濃厚的文學性質。真的史家開山祖，當然要推崇這個作者了。這作者的姓名、事跡雖待考訂，而這部書的價值應該抬高。因為自這部書出現以后，史學的門徑才漸漸打開了。《史記》稱孔子《春秋》以后，有《左氏春秋》、《虞氏春秋》、《呂氏春秋》、《鐸氏微》，都是承風后起的。現在只有《呂氏》、《左氏》二種，馀皆不存。那些若和《呂氏》一樣，不能說；若和《左氏》一樣，應屬史家之類。漢初有一位史家，名叫陸賈，著了一部《楚漢春秋》。可惜那書不傳，不知內容怎樣。以上諸家，都脫不了《春秋》的窠臼。

　　以下就是司馬遷作《史記》，史學因之轉變方向。《史記》這書的記載并不十分真確，南宋以后，有許多人加以攻擊；但是無論如何，不能不承認是一種創作。他的價值全在體裁的更新，舍編年而作紀、傳、書、表；至于事跡的擇別、年代的安排，他是沒有工夫顧到的。自司馬遷以后，一直到現在快出版的《清史》，都用《史記》這種體裁，通稱正史。自《隋志》一直到最近的各種《藝文志》和藏書目，史部頭一種就是正史，正史頭一部就是《史記》。雖說編年體發達在先，但紀傳體包括較廣，所以唐人稱為正史。普通人以為紀傳體專以人為主，其實不然。《史記》除紀傳以外，還有書、表。表是旁行斜上，仿自周譜。但周譜只有譜，《史記》則合本紀、列傳、書、表在一起，而以表為全書綱領，年代遠則用世表，年代近則用年表，月表，或年經國緯，或國經年緯，體例很復雜。本紀是編年體，保存史官紀載那部分。書八篇是否司馬遷原文，做得好不好，另一問題；但書的內容乃是文化史，不是單講個人。《史記》八書所范圍的東西已很復雜，后來各史的書、志，發展得很厲害。如《漢書》的《藝文志》，《隋書》的《經籍志》，《魏書》的《釋道[老]志》，多么寶貴。所以紀傳體的體裁，合各部在一起，記載平均，包羅萬象，表以收復雜事項，志以述制度風俗，本紀以記大事，列傳以傳人事，伸縮自如，實在可供我們的研究。我們不能因近人不看志、表，也罵紀傳體專替古人做墓志銘，專替帝王做家譜。我們盡可依各人性之所近去研究正史。如《晉書》好敘瑣碎事、滑稽語，《元史》多白話公文，這都保存了當時原形，這都因體裁的可伸可縮，沒有拘束。所以司馬遷創作這種體裁，實在是史學的功臣。就是現在做《清史》，若依他的體裁，也未嘗不可做好，不過須有史學專家，不能單靠文人；自從他這個大師打開一條大路以后，風起云涌，續《史記》者有十八人。其書雖不傳，但可見這派學風在西漢已很發達了。

　　司馬遷以后，帶了創作性的史家是班固。他做的《漢書》，內容比較《史記》還好；體裁半是創作，就在斷代成書這點。后來鄭樵罵他毀滅司馬遷的成法。到底歷史應否斷代還有辯論的余地，但斷代體創自班固則不可誣。從此以后，斷代的紀傳體，歷代不絕，竟留下了二十余部。稱中國歷史，必曰《二十四史》。《二十四史》除《史記》外，都是斷代的紀傳體。談起這體的開山祖，必曰班固。所以班固須占史家史的一段。

　　再次是荀悅，即《漢紀》的作者。史的發達，編年在先，紀傳在后。司馬遷以前，全是編年；以后，紀傳較盛，但仍感有編年的必要。《漢紀》即編年體，荀悅的地位同于班固。班固變通代的紀傳體為斷代的，荀悅也變通代的編年為斷代的。所以荀悅也須一敘，以表示這種趨勢。

　　第一期的史家有這么多，也有一等二等之分。經過這一期以后，“干巖競秀，萬壑爭流”的，史家多極了。據劉知幾的計算，自東漢到唐初不下百余家。這是史學極盛時期。單是《晉書》就有十八家做過，自唐代官修《晉書》出而十八家全廢。此外宋、齊、梁、陳、北魏、北周、北齊以及稍前的五胡十六國，或編年，或紀傳，無不有史，即無不有史家。但那時著作，多半因襲，沒有創作。自唐初以前，作者或兼史官，或以私人作史而后來得國家的幫助，國家把他當史官看待，或竟用私人力量著成一書，這都受司馬遷、班固的影響。這些人和唐以后不同，都是一個人獨立做史，或父子相傳，或兄弟姊妹同作。他們的成功與否、成功的大小，另是一問題，但都想自成一家之言，不愿參雜別人的見解，和唐后官修史書完全異致。

　　唐以后，史學衰歇，私人發宏愿做史家的很少。國家始設立館局，招致人才，共同修史。這種制度，前代也許有，但都是暫時的，到唐代才立為法制，但有很多毛病。當時劉知幾已太息痛恨，而終不能改。劉知幾是史宮中出類拔群的，孤掌難鳴，想恢復班固的地位而不可能，只好悶煩郁結，著成一部講求史法的《史通》。他雖沒有作史的成績，而史學之有人研究，從他始。這好像在陰霾的天氣中打了一個大雷，驚醒了多少迷夢，開了后來許多法門。這可以讓第三部分講。

　　宋朝有好幾部創作：（1）歐陽修的《新五代史記》，好不好，另一問題；但在史家的發達變遷上，不能不推為一個復古的創作者。他在隋唐五代空氣沉悶以后，能夠有自覺心，能夠自成一家之言，不惟想做司馬遷，而且要做孔子，這種精神是很可嘉尚的。他在《新五代史記》以外，還和宋祁同修了《唐書》。《唐書》的志這部分是他做的，很好，只有《明史》的志可和他相比。表這部分，如《宰相世系表》也算創作。所以，歐陽修所著的書，不管他好不好，而他本人總不失為“發憤為雄”的史家。（2）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價值不在《史記》之下。他的貢獻，全在體裁的創作。自荀悅作《漢紀》以后，袁宏作《后漢紀》，干寶作《晉紀》，都是斷代的編年體。到《資治通鑒》才通各代成一史，由許多史家分擔一部，由司馬光綜合起來。簡繁得宜，很有分寸；文章技術，不在司馬遷之下。

　　先頭作了《長編》，比定本多好幾倍；后來又另作《考異》，說明去取的來由；作《目錄》，提挈全書的綱領：體例極完備，《考異》的體例尤其可貴。我們學古人著書，應學他的方法，不應學他的結果。固然考異的方法，司馬光也運用得不曾圓滿，我們還可糾正；但不相干，只要他能夠創作這種方法，就已有莫大的功勞。自有此法以后，一部史書著成，讀者能知道他去取的原因、根據的所在。所以司馬光在史學的地位，和司馬遷差不多相等。（3）司馬光附屬的第二流史家是朱子，朱子就《資治通鑒》編成《通鑒綱目》，雖沒有做好，自不失為小小的創作。他改直敘的編年體為和《春秋左氏傳》一樣的綱目體，高一格為綱，低一格為目。其注重點在綱，借綱的書法來發揮他的政治理想，寓褒貶之意。他最得意的地方，如三國的正統改魏為蜀等，其實沒有多大關系；其好處在創造綱目體，使讀者一看綱就明白一個史事的大概。這種體裁還可運用到編年以外的體裁，紀、傳可用，書、志也可用。如后來錢文子《補漢兵志》，錢德洪作《王陽明年譜》，就用這體。這體的好處，文章干凈，敘述自由，看讀方便。但創造這體的人是誰，還有問題。《元經》若是王通或阮逸所作，則這體是他們所創，但不可靠。無論如何，用綱目體來做史自朱子起，則可無疑，所以朱子可稱史家。

　　（4）朱子前一點，最偉大的是鄭樵。他以為歷史如一個河流，我們若想抽刀斷水，是不可能的，所以以一姓興亡為史的起迄，是最不好的。因此，創作一部《通志》，上自極古，下至唐初。這種工作，梁武帝和他的臣子也曾做過，《隋志》載他們做的《通史》有四百八十卷，可惜不傳，不知其內容怎樣。鄭樵在史學界，理論上很有成績，實際上的工作如做《通志》可謂大失敗。《通志》的運氣好，至今仍保存。后來史學家批評他，紀傳一大堆盡可焚毀，因為全抄各史，毫無新例，只有《二十略》可看。他所以不致失傳，也許因為有《二十略》的成功。《二十略》貫通各史書、志，擴充文物范圍，發明新穎方法，在史學界很占著地位，足令鄭樵不朽。（5）此外為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這書就《資治通鑒》的史事，摘要歸類，各標一題，自為起迄。論他紀事，大小輕重，頗覺不倫；論他體例，在紀傳、編年之外，以事的集團為本位，開了新史的路徑，總不愧為新史的開山。（6）還有蘇轍、呂祖謙一派的史論家，對于史事下批評。此種史論《隋？志》已載有《三國志評、論》等書，惜已失傳，不知其是評史事是評史書。從前紀傳體每篇末尾必有幾句短評，但沒有專門評論的。宋朝有許多專門作史評家的，在史學界有相當的地位。（7）還有羅泌做《路史》，敘先秦以前，選擇資料最不精嚴，但用的方法很多，有許多前人所不注意的史跡他也注意到，在史學界也有點價值。（8）吳縝作《新唐書糾繆》、《新五代史記糾繆》，雖專用以攻擊歐陽修，但間接促起史家對于史事要審查真偽的注意，開后來考證史事一派，關系比前二種重要得多。人們只說宋朝理學發達，不知史學也很發達。

　　一到元明，簡直沒有史家，史官修的《宋史》、《元史》都很糟。中間只有金遺民元好問專門收羅文獻，以史為業，可謂有志之士。明朝有許多野史，卻沒有一個真的著作家。清朝的史學，各種都勃興，但大體的趨向和從前不同，留在第四部分講近代史學界趨勢時講。史家的敘述就此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