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經》以外，有許多傳記，我們拿什么做標準去揀取傳料呢我以為《論語》的前十篇乃至前十五篇是揀料的標準，其余各書關于孔子的紀載沒有沖突的可取，有的不取，這最可靠。《論語》以外，《孟子》、《荀子》、《系辭》、《文言》有許多“子曰”，“子曰”以下的話，完全可認為孔子說的。但若依孫星衍的話，那些“子曰”以下的文章互相矛盾的地方也很多，到底是孔子所講，還是孔門所講，很難確定，只好拿《論語》前十五篇做標準去測量。所以凡是各種傳記關于孔子的記載都要分等第。崔東壁把《論語》也分成三等，前十篇第一，中五篇第二，后五篇第三，第四等才是《系辭》、《文言》，這是很對的。

　　《禮記》也有很充分的資料可入《孔子傳》，我們可錄下來，細心審查，那章那句同《論語》相同相近，那章那句和《論語》不同相遠，這樣可以互相發明，可以得真確傳料。據我看，《禮記》里“子曰”以下的話，可以和無“子曰”的話同樣看待，《系辭》、《文言》里“子曰”以下的話亦是一樣，都是孔門后學所追述，儒家哲學所衍出。也許孔子的確說過這種話，后儒由簡衍繁，或以己意解釋，若說的和孔子本意不甚相遠，雖然不是孔子親口說的，最少也可認為孔子學派的主張。同樣的例證，佛家對于佛說也常常和《禮記》、《系辭》的“子曰”一樣，《大藏》六千卷中有五千卷都說“如是我聞佛說”，那不必一定都是佛說的。佛家有一句話，“依法不依人”。真是釋迦牟尼說的話固須相信，就是佛門弟子或后人說的，而又不曾違背佛說，也可相信。我們對于儒家的態度亦應如此。《系辭》、《文言》、《孟子》、《荀子》、《禮記》乃至《莊子》等書，引孔子，解孔子，都是孔子學說的資料。我們可以拿來分別等第，什么是基本的，什么是補充的，補充的以不違背基本的為主。

　　關于《孔子傳》的第一問題揀取可入傳文的資料的問題上文已經解決了。怎樣整齊那些資料分出條理來呢換句話說，就是怎樣組織這篇文章呢這就歸到第二問題了。我們既以《論語》為擇料的標準，那么應該把孔子的學說找出幾個特色來。這個不單靠史才，還要很精明的學識，最少要能夠全部了解孔子。到底要如何才能把孔子全部學說的綱領揭出來，我另在《儒家哲學》上面講過了，這里從略。今天只講別擇資料的方法，其實作《孔子傳》的最困難處也在別擇資料。至于組織成文，如何敘時代背景，如何敘孔學來源，如何敘孔門宗派，這無論敘甚么大學者都是一樣，大概諸君都能知道，現在也不講了。

　　乙《玄奘傳》的做法凡作一專傳，無論如何，必先擬定著述的目的，制好全篇的綱領，然后跟著做去；一個綱領中，又可分為若干部。先有綱領，全篇的精神才可集中到一點，一切資料才有歸宿的地方。拿幾個綱領去駕馭許多資料，自然感覺繁難；尤其是著偉大人物的傳，事跡異常的多，和各方面都有關系，作者常常有顧此失彼的苦楚；但是事跡越多，著作越難，綱領也跟著越需要。

　　玄奘是一個偉大的人，他的事跡和關系也異常的復雜，所以作他的傳尤其需要綱領。主要的綱領可定為二個：

　　（一）他在中國學術上偉大的貢獻；（二）他個人留下偉大的疇范。

　　如何才能夠把這兩綱領都寫出，這又不能不分細目。關于第一個綱領的細目是：

　　（1）他所做的學問在全國的地位如何，（2）他以前和同時的學術狀況如何，（3）他努力工作的經過如何，（4）他的影響在當時和后世如何。

　　關于第二個綱領的細目是：

　　（1）他少年時代的修養和預備如何，（2）他壯年后實際的活動如何某時期如何，某一部分如何，（3）他平常起居狀況、瑣屑言行如何。

　　像這樣在二個綱領內又分六個細目，把各種資料分別處置，或詳，或略，或增，或減，或細目中又分細目，一定很容易駕馭資料，而且使讀者一目了然。無論作何人的傳，都應該如此。

　　玄奘是中國第一流學者，決不居第二流以下；但是幾千[余]年來沒有幾個人知道他的偉大，最知道的只有做《圣教序》的唐太宗，其次卻輪到做《西游記》的人。說來可氣又可笑，士大夫不知玄奘，孺子婦人倒知道有唐三藏！《新唐書》、《舊唐書》都有《方技傳》，《方技傳》都有《玄奘傳》，但都不過百余字。《方技傳》本來就沒有幾個人看，百余字平平淡淡的《玄奘傳》更沒有人注意了。

　　佛教輸入中原以后，禪宗占領了全部領土十之七，天臺宗占了十之二，剩下的十之一就是各宗合并的總量。不用說，玄奘的法相宗不過這十分之一的幾分之幾了。所以從一般人的眼光看來，玄奘的地位遠在慧能、智顗之下。其實我們若用科學精神，誠實的研究佛教，法相宗的創造者是玄奘，翻譯佛教經典最好最多的是玄奘，提倡佛教最用力的是玄奘。中國的佛教，若只舉一人作代表，我怕除了玄奘，再難找第二個。我們想做一個人的傳，把全部佛教說明，若問那個最方便，我敢說沒有誰在玄奘上面的。如何借《玄奘傳》說明中國佛教的發達史，就是做《玄奘傳》的主要目的。

　　玄奘是中國人，跑到印度去留學。留學印度的，在他以前，不止一個，但是留學生能有最大成功的，一直到今日，不惟空前，而且絕后。他臨回國的前幾年，在印度佛教里，是第一個大師。他的先生戒賢是世親的大弟子，他又是戒賢的大弟子，繼承衣缽，旁的弟子都趕不上他。他是中國留學印度的學生中，空前絕后的成功者！

　　翻譯佛教經典，他以前也并不是沒有人，但一到他手里，一個人竟譯了一千六百余卷。而且又還改正了許多前人譯本的錯誤，規定了許多翻譯佛經的條例，在譯學上開了一個新的局面和永久的規模。

　　教理上，他承受印度佛教的正脈，開中國法相宗的宗派，在世界佛教史、中國佛教史，都占極重要的位置。合起上面三種事業來看，他在學術上的貢獻何等偉大！他在學術上的地位何等重要！

　　關于這幾樣，說明了以后，頭一樣，佛教教理的變遷和發展，從釋伽牟尼到玄奘的經過如何，應該跟著敘述。我們知道，中唐、晚唐之間，回回入印度，開學術會，一把無情火把佛教第一二流大師都燒成灰燼，佛教從此衰落。這時上距玄奘回國不過百余年，可見玄奘留學印度的時候，佛教剛好極盛。所以不但說明中國佛教全體可在他的傳里，就是印度佛教全體也在他的傳里說明，也沒有甚么不可。就退一步說，《玄奘傳》最少也要簡單敘述佛滅后千余年，佛教發展和衰落移轉的情形。關于這點，可看玄奘所著《異部宗輪論》。那書講佛教自佛滅后到大乘之興，分二十宗派。全書組織分二部：一、上座部；二、大眾部。說明佛滅后百余年，佛門分了這二派，上座部是老輩，大眾部是青年。后來又先后由此二派分出二十小宗派，后來又由此二十小派分出大乘各派。大乘崛起，把原來二十派都認做小乘，精神性質漸漸日見殊異。我們所以能了解當日那種情形，全靠玄奘那部《異部宗輪論》。自宋、元、明到清末，一般研究佛教的人都能注意到這點。我們要認真知道佛教全部變遷的真相，非從小乘研究大乘的來源不可，所以作《玄奘傳》，起首應將佛滅以后的各宗派簡單說明。

　　其次，須說明大乘初起，在印度最有力的有二派：一龍樹，這派稱法性宗；二世親，這派稱法相宗。更須說二派的異同，和小乘又有甚么分別。像這樣，在簡單敘述小乘二十派之后，略詳細的敘述大乘，然后觀察玄奘在各派中所占的地位。他是大乘法相宗的大師，須要鄭重地說明；若不說明，不知他的價值。

　　在這里頭，可以附帶講玄奘以前各派輸入中國的情形。以前的人雖然不如玄奘的偉大，但若沒有他們，也許沒有玄奘。譬如鳩摩羅什自然是玄奘以前第一偉大的人。他是法性宗，生在玄奘前二百多年。那時法相宗才萌芽，所以他譯了許多主要經典卻沒有譯法相宗的一部。但從他起，中國才有系統的翻譯，許多主要經典到此時已輸入中國。所以我們把印度佛教流派說明以后，應該另做一章，說明佛教輸入中國的情形，就借此把玄奘以前的譯經事業籠統包括在里。

　　說起玄奘以前的譯經事業，最早起于何時，很多異說。據我的考定，實始于東漢桓帝、靈帝間，略和馬融、鄭玄時代相當。前人相傳，東漢明帝時已有譯經，其實不可信。那時佛教雖早已輸入西漢哀帝時秦景憲已從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受浮屠經，東漢明帝時楚王英已齋戒祀佛，但不過有個人的信仰，而沒有經典的翻譯。桓、靈間，安清、支讖才從安息、月支來，中國人嚴佛調才幫助他們翻譯佛經。自此以后，續譯不絕；而所譯多是短篇，雜亂無章，見一種就譯一種，不必一定是名著，不必一定有頭尾；而且譯意的是外國人或印度，或西域并不深懂中國文字；筆述的雖是中國人，而未必是學者，最多能通文理而已，對于佛教教理又不很懂：所以有許多譯本都免不了資料的無選擇和意義的有誤解二種毛病。這是漢末、三國、西晉譯界的普遍現象，雖已譯了許多經典而沒有得到系統的知識，可以叫他“譯經事業第一期”。

　　一到第二期便有個鳩摩羅什。鳩摩羅什的父親是印度人，母親是龜茲人，以當時論，固屬外國，以現在論，也可說他一半是中國人。在他那時候，譯經事業已有進步。他雖生長外國，卻能說中國話，讀中國書，詩也做得很好。外國人做中國詩，他是最先第一個。他的文章，富有詞藻；選擇資料，又有系統。論起譯經的卷帙，鳩摩羅什雖不及玄奘；論起譯經的范圍，玄奘卻不及鳩摩羅什。從前沒有譯論的，到鳩摩羅什才譯幾種很有價值的論；從前大乘在中國不很有人了解，到鳩摩羅什才確實成立大乘；中國譯經事業，除了玄奘，就輪到了他。

　　玄奘叫做三藏法師，從前譯書的大師都叫三藏，為甚么這樣叫，沒有法子考證。大概三藏的意思和四庫相等，稱某人為三藏，許是因人很博學。中國的三藏在玄奘以前都是外國人；中國人稱三藏，從玄奘起；以后雖有幾個，實在不太配稱。從鳩摩羅什到玄奘的幾位三藏，卻可大略的敘述幾句，然后落筆到玄奘身上。說明譯經事業就此停止。

　　但玄奘以前和同時的中國學術狀況，卻還要敘述一段。教理的研究在鳩摩羅什幾乎沒有一點條理；比較的有專門研究的，是小乘毗曇宗，乃上座部的主要宗派。在鳩摩羅什以后，法性宗即三論宗大盛。三論宗之名，因鳩氏譯三論而起。三論為何《中論》、《百論》、《十二門論》是。后來又譯了一部《大智度論》，合稱“四論”。經的方論，鳩氏又譯了《維摩詰》、《小品放光般若》、《妙法蓮華大集》。從此，他的門徒大弘龍樹派的大乘教義；一直到現在，三論宗還是很盛。這派專講智慧，和法相宗不同。法相宗從六朝末到隋唐之間，在印度已很興盛，漸漸傳人中國。最主要的《攝大乘論》已由真諦譯出，中國法相宗遂起。（法相宗又曰攝論宗，即由《攝大乘論》省稱。）只因為譯本太少，又名詞復雜，意義含糊，讀者多不明白。玄奘生當此時，篤好此派，在國內歷訪攝論宗各大師請教，都不能滿意，所以發愿心到印度去問學，而一生事業，遂由此決定。

　　我們作傳時，應有一節說明玄奘以前的攝論宗大勢如何，有多少大師，有沒有小派，有甚么意味，有多大價值，才能夠把玄奘出國留學的動機襯出。他出國前曾經受業的先生和曾經旁聽的先輩，固然全部很難考出，但重要的幾個卻很可以考出來。初傳攝論宗到中國來的真諦，玄奘已不及見了。真諦的弟子，玄奘見過不少，不可不費些考證工夫，搜出資料來。

　　現在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十卷，凡八萬余字，是玄奘弟子慧立所做，在古今所有名人譜傳中，價值應推第一。然而我們所以主張要改做，別的緣故固然多，就是他只敘玄奘個人切身的事跡而不敘玄奘以前的佛教狀況，多收玄奘的奏疏，唐太宗、高宗的詔旨，而不收玄奘和當時國內大師討論的言辭，也已很令我們不滿意。

　　我們作傳，在第一章說明玄奘在學術界的貢獻和地位以后，第二章就應當如前數段所論，說明玄奘以前佛教教理的變遷和發展，小乘、大乘、法性、法相的異同，各派輸入中國的先后和盛衰，譯經事業的萌芽和發達，法相宗初入中國的幼稚，玄奘的不安于現狀：像這樣，把玄奘留學的動機，成學的背景，說了一個清楚，然后才可敘到《玄奘傳》的本文。到此才可敘他少時怎樣，出國以前到了什么地方，訪了什么人，說了什么話，做了什么事，一切用普通傳記的做法。

　　自此以下，就進了第三章，要說明玄奘努力工作的經過，在印度如何求學，回中國如何譯經。

　　《三藏法師傳》，很可惜未用日記體，年代很不清楚。要想把玄奘在印度十七年歷年行事嚴格規定，實在很難。然而根據里面說的，在某處住了若干天，在某路走了若干月，在某寺學了若干年，約略推定，也不是不可能。這節最須特別描寫的就是玄奘亡命出國，萬里孤苦的困難危險，能夠寫得越生動越好。

　　《大唐西域記》是玄奘親手做的地理書，體例很嚴。若是他曾經到過的地方，就用“至”字或“到”字；若沒到過，就用“有”字。

　　最可恨的，印度人講學問，對于時間空間的觀念太麻木，所以我們要想從印度書里窺探玄奘所到的地方和所經的年代實在沒有法子。好在西洋人近來研究印度史和佛教史，發明了許多地圖史跡，我們很可拿來利用。

　　《三藏法師傳》、《大唐西域記》二書，一面敘玄奘游學的勤勞堅苦，一面述西域、印度的地理歷史，在世界文化上的貢獻極大；一直到現在，不但研究佛教史的人都要借重他，就是研究世界史的人也認為寶庫。所以我們可以根據這二書，參考西洋人的著作，先把玄奘游學的路缐綜詳細記載，把佛教在西域、印度地理的分布情形整理出一個系統來，然后下文敘事才越加明白。

　　以后一節，須述當時印度佛教形勢。上文第二章已經敘述佛教的變遷和發展，是注重歷史方面的，而對于當時的情形較簡單些。這里說明佛教形勢，是注重地理方面，對于當時，應該特別詳細。第一須說明玄奘本師在當時佛教的地位。

　　玄奘見戒賢時，戒賢已八十九歲了，他說：“我早巳知道你來了，忍死等你。”這個故事許是迷信，然亦未嘗不可能。后來戒賢教了玄奘三年，又看他講法二年，到九十五歲才死。無論是否神話，戒賢在當日印度佛教的地位實在最高。

　　戒賢住持的寺叫那爛陀，那爛陀的歷史和地位也得講清。（后來回教徒坑殺佛教徒也就在這個寺。）義凈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這寺的內容很詳細。西洋人和日本人考出他的地址，發掘出來，再參考他書，還可證明他的規模很大，分科很細，是印度全國最高的研究院。戒賢當日在里面是首席教授，最后二年，玄奘也是首席教授。這種史料和中間那幾位大師的史料，西洋文字、日本文字比較中國文字多得多。我們須得說明了這段，才可講玄奘留學時所做的工作。

　　玄奘自己站在法相宗的范圍內，一生為法相宗盡力；但毫無黨派觀念，只認法相宗為最進步的宗派，而不入主出奴，排斥異宗。那時那爛陀是法相宗的大本營，法相宗正在全盛時代，戒賢多年不講法了，這回卻特別為玄奘開講三年，玄奘精神上感受的深刻，可想而知。但玄奘并不拘泥在一派之內，無論任何異宗，任何異教，只要有名師開講座，他都跑去旁聽。大乘各派，小乘各派，乃至外道，他都虛心研究。

　　那時印度風行一種學術辯論會，很像中國打擂壇。許多闊人、國王、大地主，常常募款做這類事，若是請的大師打勝了，就引為極榮譽的事，時間長到幾個月。當玄奘在印度最后的幾年，六派外道最占勢力，勝論大師順世最有名，最厲害，跑到那爛陀來論難，說輸了便砍頭。那時他寺的佛徒給他打敗的已有好許多，所以他特來惹戒賢。戒賢不理他，叫玄奘去跟他論辯，幾個月工夫，駁得順世外道無言可說，只好自己認輸，便要砍頭。玄奘不讓他砍，他便請玄奘收他做奴仆。玄奘不肯，只收他做學生，卻又跟他請教，他又不肯，結果就在晚上談論，幾個月工夫，又給玄奘學清楚了《勝論》。

　　像這種精神，玄奘是很豐富的。他是佛教大乘法相宗，不錯；但做學問卻大公無我，什么都學，所以才能夠成就他的偉大。他游印度共費了十九年，他足跡所經有六千萬里，所為的是甚么只為的求學問。像這幾種地方，我們作傳，應該用重筆寫。

　　玄奘最后兩三年在印度佛教的地位高極了，闊極了，竟代替了戒賢，當那爛陀寺的首席教授。有一回，兩國同時請他去講演，甲國要他先去，乙國也要他先去，幾乎要動刀兵了。結果，鳩摩羅王戒日王來調停，都加入。就在那兩國邊界上開大會。到會的有十八國王，各國大小乘僧三千余人，那爛陀寺僧千余人，婆羅門和尼乾外道二千余人。設寶床，請玄奘坐，做論主。玄奘講他自己做的《真唯識量頌》，稱揚大乘；叫弟子再讀給大眾聽，另外寫一本懸會場外；說，若里邊有一字沒有道理，有人能破的，請斬我的首以謝。這樣，經過十八日，沒有一個人能難。那些地主和聽眾都異常高興，戒日王甚至請玄奘騎象周游各國，說中國大師沒有人敢打。

　　除上列各大事外，玄奘在印度還做了許多有價值的事，我們應該多搜材料，好好的安置傳里。這是講在印度工作的話。

　　他回國以后，全部的生活完全花在宣傳佛教，主要的事業十九都是翻譯佛經。他是貞觀元年出國的，到貞觀十七年才起程回國，次年到了于闐，途中失了些經典，又費了八月工夫補鈔，到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才到長安。他出國是偷關越境的，很辛苦；回來可十分闊綽。他一到于闐就上書唐太宗，告訴他將回國。剛好唐太宗征高麗去了，西京留守房玄齡派人沿途招待，并且出郊相迎接。太宗聽見玄奘到了京，特地回來，和他在洛陽見面。他從二月六日起，就從事翻譯佛經，一直到龍朔三年十月止，沒有一天休息。開首四年，住長安弘福寺；以后八年住長安慈恩寺；以后一年陪唐高宗住洛陽，住積翠宮；以后二年住長安西明寺；最后五年住長安玉華宮。二十年之久，譯了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佛經。一直到臨死前二十七天才擱筆。前四五年因為太宗常常要和他見面，還不免有耽擱的時間；自太宗死后，專務翻譯，沒有寸陰拋棄。每日自立功課，若白天有事做不完，必做到夜深才停筆。譯經完了，復禮佛行道，至三更就寢，五更復起。早晨讀梵本，用朱筆點次第，想定要譯的。十幾個學生坐在他面前筆記，他用口授，學生照樣寫，略修改，即成文章。食齋以后，黃昏時候，都講新經論，并解答諸州縣學僧來問的疑義。因為主持寺事，許多僧務又常要吩咐寺僧做，皇宮內使又常來請派僧營功德，所以白天很麻煩。一到晚上，寺內弟子百余人咸請受誡，盈廡滿廊，應答處分，沒有遺漏一個。雖然萬事輻輳，而玄奘的神氣常綽綽然無所壅滯。像這樣一天一天的下去，二十年如一日，一直到他死前二十七日才停止。這種孜孜不倦、死而后已的工作情形，傳里應該詳細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