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專傳的做法（2）

　　（3）群眾政治運動的領袖：陳東、張溥合。

　　東漢黨錮是群眾政治運動的嚆矢，但很難舉出代表來，可以放在《陳東張溥合傳》前頭。陳東代表宋朝，張溥代表明朝，足以表現數千年群眾的政治運動。

　　（4）民族向外發展的領袖：張騫、班超合，王玄策、鄭和合。

　　張、班、王都是通西域的，鄭和是下南[西]洋的，關系民族發展甚大。后來無數華僑繁殖國外，東西文化交換無阻，西北拓地數十萬方里，都是受他們的賜。此外，如衛青、霍去病、史萬歲、李靖的戰功本來也值得做傳，不過衛、霍可入《漢武帝傳》，史、李可入《唐太宗傳》，無須另做。

　　（三）文學家及其他藝術家最古的文學家應推《詩》三百篇的作者，但我們竟不能找出一個作者的姓名來。戰國作《離騷》等篇的屈原，確乎是有名的第一個文學家，但他的事跡不多，真實的尤少。我們為方便起見，不能不勉強的做篇《屈原傳》以歸納上古文學。所以（1）文學戰國：屈原。

　　漢賦：司馬相如。

　　三國五言詩：曹植，建安余六子附。

　　六朝五言詩：陶潛，謝靈運附。

　　六朝駢文律詩：庾信，徐陵附。

　　唐詩：李白，杜甫，高適，王維附。

　　唐詩文：韓愈、柳宗元合。

　　唐新體詩：白居易。

　　晚唐近體詩：李商隱，溫庭筠。

　　五代詞：南唐后主。

　　北宋詩、文、詞：歐陽修，蘇軾，黃庭堅附。

　　北宋詞：柳永，秦觀，周邦彥。

　　北宋女文學家：李清照。

　　南宋詞：辛棄疾、姜夔合。

　　元明曲：王實甫、高則誠、湯顯祖合。

　　元明清小說：施耐庵，曹雪芹。

　　這不過把某種文學到了最高潮的那個人列出表來。做傳的時候能不能代表那種文學的全部，尚不可知。臨時或增或改，不必一定遵守這個目錄。

　　（2）藝術家藝術家很重要，但很難做傳。因為文學家遺留了著作或文集可以供給我們的資料，藝術家的作品常常散亡，不能供給我們以資料。這是一層。某種藝術的最高潮固然容易找出，但最高潮的那個人未必就能代表那種藝術。這是二層。藝術的派別最繁雜，非對于各種藝術都有很深的研究便不能分析得清楚。這是三層。因此，有許多藝術家幾乎不能做傳，能夠做傳的也不能獨占一專傳以代表一種藝術。到了這里，普通的史家差不多不敢動手。一人的專傳差不多不合體裁，大約要對于藝術很擅長的人，把各個藝術家的作品、事跡，研究得很清楚，以科學的史家的眼光，文學家的手腕，挑剔幾十個出色的藝術家，依其類別，做兩篇合傳，才可以把藝術界的歷史描寫明白。這樣，也是很有趣味的事情，但作者非內行不可。

　　上面講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三大類都是挑剔幾十個第一流人物來做傳。此外還有許多第二流的經學家、史學家、理學家、科學家、文學家、醫學家、繪畫家、雕刻家和工藝的創作者，因其不十分偉大的緣故，不能專占一傳；因其派別不統屬于任何人的緣故，不能附入某傳。專傳之技術，至此幾窮。但我們不妨采用紀傳史的《儒林傳》、《文苑傳》、《方技傳》的體裁，搜羅同類的人合成一傳，以補專傳的缺憾。

　　像這樣，以幾十篇專傳做主，輔以幾十篇合傳，去改造鄭樵的《通志》，或做成《中國百杰傳》，可以比別的體裁都較好。但做得不精嚴時，也許比《通志》還糟。這個全看作者的天才和努力。

　　接著，本來想把專傳的做法拈出幾個原則來講，卻很不容易。現在倒回來，先講我多年想做的幾篇傳如何做法，然后也許可以抽出原則來。那幾篇傳的目錄如左：

　　（一）《孔子傳》。

　　（二）《玄奘傳》。

　　（三）《王安石傳》，司馬光附。（以下四傳略而未講）（四）《蘇軾傳》。

　　（五）《王守仁傳》。

　　（六）《清圣祖傳》。

　　這幾篇的做法各有特點，講出來很可給大家以一個榜樣。現在依照次序，先講《孔子專傳》的做法。

　　甲《孔子傳》的做法孔于是中國文化唯一的代表，應有極詳極真的傳，這是不用說的。但我們要做《孔子專傳》，比做甚么都難。歐洲方面，有法人Renan做了一本《耶穌基督傳》，竟使歐洲思想界發生極大影響而糾正了許多謬誤的思想。中國現在極需要這樣一篇《孔子傳》，也可以發生同樣效果。

　　許多人的傳，很難于找資料，孔子傳卻嫌資料太多，那方面都有。古代人物稍出色點，便有許多神話附在他身上。中國人物沒有再比孔子大的，所以孔子的神話也特別的多。

　　做《孔子傳》的頭一步是別擇資料。資料可分二部：一部分是孔子一身行事，平常每日的生活，屬于行的方面的。一部分是孔子的學說，屬于言的方面的。二部都要很嚴格的別擇；因為都有神話，都有偽跡。

　　孔子一身所經的歷史，最可信的似乎是《史記？孔子世家》，不過細細看來，到底有十分之一可信否，尚是疑問。另外，《孔子家語》全記孔子，但是魏晉間偽書。其中采取漢以前的書不少，似乎雖是偽書，不無可取。不過孔子死后不數年便已有種種神話，所以漢以前的書已采神話當實事。若認真替孔子做傳，可以做底本的《孔子世家》、《孔子家語》都不可靠，所以關于孔子行的方面的資料的別擇很難。

　　采取資料的原則，與其貪多而失真，不如極謹嚴，真可信才信，無處不用懷疑的態度。清崔述著《洙泗考信錄》，把關于孔子的神話和偽跡都的剔開，只保留真實可靠的數十事。雖然未免太謹嚴，或致遺漏真跡，但我們應當如此。只要眼光銳利，真跡被屏的一定少，偽跡混真的一定可以被屏。

　　崔述采取資料，專以《論語》為標準，《左傳》、《孟子》有關于孔子的話也相當的擇用。這種態度，大體很對。但一方面嫌他的范圍太窄，一方面又嫌太寬了。怎么說他太窄呢因為《論語》以記言為主，很少記事，就是《鄉黨》篇多記了點事，也只是日常行事，不是一生經過。像崔述那樣，專靠《論語》，不采他書，實在太缺乏資料了。這種地方，本來也很困難，放寬點范圍便會闖亂子，所以崔述寧可縮小范圍。譬如《論語》以外，兩部《禮記》也記了孔子許多事，到底那一種可采，那一種不可采，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崔述既然以《論語》做標準，看見和《論語》相同或不背謬的便采用，否則完全不要。這樣，不免有些真事沒有采用。又如《孟子》那部書關于孔子的話，是否可以和《論語》一樣看待，還是問題。孔子死后百余年而孟子生，又數十年而荀子生。論理，孟子、茍子同是孔子[門]大師，同是孔子后學，二人相隔年代并不遠，所說的話應該同樣的看待。崔述看重《孟子》，看輕《荀子》，《洙泗考信錄》取《孟》而棄《荀》，未免主觀太重罷。即使以《論語》為標準，也應該同等的看待《論語》以外的書如《孟子》、《荀子》、《禮記》等，才不致有范圍太狹窄的毛病。

　　為甚么說崔述采取資料的范圍太寬呢譬如他以《論語》為主，而《論語》本身便已有許多地方不可輕信。他自己亦說過《論語》后五篇很靠不住。但是他對于五篇以外諸篇和《左傳》、《孟子》等書常常用自己的意見采取，凡說孔子好的都不放棄，也未免有危險。固然有許多故意誣蔑孔子的話應該排斥，但也有許多故意恭維孔子、夸張孔子的話，常常因為投合大家的心理而被相信是千真萬確，這種，我們應該很鄭重的別擇。若有了一種成見，以為孔子一定是如此的人，決不致那樣，某書說他那樣，所以某書不足信，這就是范圍太寬的毛病。

　　現在舉三個例，證明有許多資料不可靠。譬如《論語》說：“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說，……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從前都很相信孔子真有這回事。其實公山弗擾不過一個縣令，他所以反叛，正因孔子要打倒軍閥。孔子那時正做司寇，立刻派兵平賊，那里會丟了現任司法總長不做，去跟縣令造反，還說甚么“吾其為東周”又如《論語？陽貨篇》說：“佛肸召，子欲往。……”佛肸以中牟叛趙襄子是孔子死后五年的事，孔子如何能夠欲往又如《論語？季氏篇》說“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子路問于孔子。……”子路做季氏宰是孔子做司寇時事，冉有做季氏宰是孔子晚年自衛返魯時事，如何會同時仕于季氏這三例都是崔述考出來的。可見我們別擇資料應該極端慎重，與其豐富，不如簡潔。

　　但是別擇以后，真的要了，偽的如何處置呢難道只圖傳文的干凈，不要的便丟開不管嗎如果丟開不管，最少有二種惡果：一、可以使貪多務博的人又檢起我們不要的資料當做寶貝；二、可以使相傳的神話漸漸湮沒，因而缺少一種可以考見當時社會心理或狀態的資料。所以我以為做完《孔子傳》以后，應當另做《附錄》。《附錄》也不是全收被屏的資料，只把神話分成若干類，每類各舉若干例，列個目錄，推究他的來歷。這樣，一面可以使一般人知道那些材料不可靠，一面又可以推測造神話者的心理，追尋當時社會的心理。

　　許多神話的一種是戰國政客造的。那些縱橫游說之士全為自己個人權利地位著想，朝秦暮楚，無所不至。孟子時代已有那種風氣，后來更甚。他們因為自己的行為不足以見信于世，想借一個古人做擋箭牌，所以造出些和他們行為相同的故事來。如《漢書？儒林傳》說“孔子奸七十余君”。《論語》說“公山弗擾召”、“佛肸召”，都是這類。這對于孔子的人格和幾千年的人心都很有關系。從來替孔子辯護的人枉費廠不少的心思，勉強去解釋；攻擊孔子的人集矢到這點，說孔子很卑鄙：其實那里有這回事呢完全是縱橫家弄的把戲。

　　孔子神話的另一種是法家造出來的。法家刻薄寡恩，閉塞民智，因恐有人反對，所以造出孔子殺少正卯一類的故事來。《孔子世家》說，“孔子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孔子家語》說，少正卯的罪名是“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丑而博，順非而澤。”其實孔子攝相是夾谷會齊時做定公的賓相，并不是后人所謂宰相，并沒有殺大夫的權限。況且孔子殺少正卯的罪名，和太公殺華士，子產殺史何，完全一樣。這種故事，不是法家拿來做擋箭牌，預備別人攻擊他們刻薄時，說一聲“太公、子產、孔子都已如此”，還是什么呢從戰國末年到漢代，許多學者不做身心修養的工夫，專做些很瑣屑的訓詁、考證，要想一般人看重他們這派學問，不能不借重孔子。于是又有一種神話出現，這已是第三種了。他們因為《論語》有“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的話，就造出許多孔子博學的故事。后來有一種荒謬的觀念，說“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全因誤信孔子神話的緣故。譬如《國語》說，“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本不足怪，也許那時發現了古代獸骨，但孔子決不會知道是甚么骨，因為他不是考古家。那上面卻說孔子知道是防風氏的骨，當大禹大會諸侯于會稽時，防風氏后至，大禹把他殺了。另外還有一部書說，孔子和顏回登泰山，遠望閶門，比賽眼力。顏回看了半天，才認清那里有一個人；孔子卻一看就知道那人還騎了馬。二人下山，顏回精神委靡，頭發頓白，不久便死了，孔子卻沒有什么。這一大段絕對非科學的話，也絕對非孔子的學風，自然是后來一般以博為貴的人所造的謠言，故意附在孔子身上。諸如此類，尚不止只有這三例，我們非辨清不可。

　　因此，我主張，做《孔子傳》，在正文以外，應作《附錄》或《考異》，《考異》還不很對，以《附錄》為最合宜。我們把上面這類神話搜集起來，分部研究，辨別他從何產生，說明他不是孔子真相；剩下那真的部分放進傳里，那就可貴了。

　　神話撇開了，還有孔子學說的真相要想求得全真，好好的敘述出來，也實在困難。工作的時候，應分二種步驟：

　　（一）揀取可入傳文的資料；（二）整齊那些資料，分出條理來。

　　關于第一項，頭一步，就是《六經》（即六藝）和孔子有無關系，要不要入傳。自漢以來，都稱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易》，作《春秋》。內中贊《易》及作《春秋》尤為要緊，因為這二種帶的哲學尤重。《詩》和《書》，我不相信孔子刪過，縱有關系也不大。《儀禮》，決不是周公制定的，許有一部分是通行的，經孔子的審定，另一部分是孔子著作。《樂》，沒有書了，也許當時是譜，和孔子卻有密切的關系。《論語》，“子曰：‘吾自衛返魯，然后樂正。’”樂是孔子正定的可知。《史記》，“《詩》三百篇，孔子皆弦而歌之。”從前的詩，一部分能歌，一部分不能，到孔子“皆弦而歌之”，就是造了樂譜，援詩入樂。《論語》，“子于是日哭，則不歌”，那么孔子不哭這天一定要歌了；“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別人唱的好，他老先生還要他再來一次，還要和唱，可見興趣之濃了。從這類地方看來，大概孔子和《樂》確有關系。《易》，關系尤深，其中講哲理的地方很多。《卦辭》、《爻辭》發生在孔子以前，不必講；《說卦》、《雜卦》、《序卦》，后人考定不是孔子作的；《彖》、《象》，大家都說是孔子作的，無人否認；剩下的《系辭》、《文言》，或全是孔子或一部分是孔子作。假使《易》內這二種全是孔子所作，那么大的范圍，應占孔子傳料的第一部，《論語》倒要退居第二部。但是我個人看來，這樣很不妥當。《系辭》、《文言》說話太不直率，輾轉敷陳，連篇累牘，不如《論語》的質樸，最早當在孔子、孟子之間，大概是孔門后學所述。我們要作《孔子傳》，不能不下斷語。《系辭》、《文言》，里面很多“子曰”。假如有“子曰”的是孔子說的，沒有“子曰”的又是誰作的呢假如有“子曰”的也不是孔子說的，那又是何人作的呢我個人主張，那都是子L門后[學]所述。剩下的《春秋》，司馬遷、董仲舒都很注意，以為孔子有微言大義在里面。孔子講內圣外王之道，《易》講內圣，《春秋》講外王，他自己也說“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的義到底是甚么東西后來解義的《公羊傳》、《谷梁傳》、《左氏傳》、《春秋繁露》到底那書可信或都可信可信的程度有多少很是問題。宋王安石卻一味抹殺，說《春秋》是斷爛朝報，和今日的《政府公報》一樣，沒甚么意義，這且不管。《左氏傳》晚出，最少，解《春秋》這部分是后來添上去的。《公羊傳》、《谷梁傳》大同小異，經師說是全由孔子口授下來的，為甚么又有大同小異呢所以這些微言大義是否真是孔子傳出，還是董仲舒、何休等造謠，都是問題。縱使不是他們造謠，而他們自己也說是口口相傳，到西漢中葉才寫出文字的，那么有沒有錯誤呢有沒有加添呢我們相信他到什么程度呢關于這些問題（作《孔子傳》選取《六經》的問題），各人觀察不同，所取的問題，必各不同。一種人相信《系辭》、《文言》、《左傳》、《公羊傳》、《谷梁傳》都和孔子沒有關系，只有《論語》的大部分可信，其余一概抹殺，這是崔東壁的態度，未免太窄了些。還有一種人不管“牛溲馬勃，敗鼓之皮”，凡是相傳是和孔子有關的書都相信，這自然太濫了，不應該。若是我作《孔子傳》，認《易》的《彖》、《象》是孔子作的，《系辭》、《文言》是孔門后學作的；認《春秋》的《公羊傳》有一部分是孔家所有，一部分是后儒所加；如何辨別，也無標準，只好憑忠實的主觀武斷；認《詩》、《書》是孔子教人的課本；認《禮》、《樂》同孔子有密切的關系。孔子和《六經》的關系既已確定，就可分別擇取入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