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傳在人物的專史里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歷史所以演成，有二種不同的解釋，一種是人物由環境產生，一種是人類的自由意志創造環境。前人總是說歷史是偉大人物造成，近人總是說偉大人物是環境的胎兒。兩說都有充分的理由而不能完全解釋歷史的成因。我們主張折衷兩說：人物固然不能脫離環境的關系，而歷史也未必不是人類自由意志所創造。歷史上的偉大人物倘使換了一個環境，成就自然不同。無論何時何國的歷史，倘使抽出最主要的人物，不知做成一個甚么樣子。所以我們作史，對于偉大人物的自由意志和當時此地的環境都不可忽略或偏重偏輕。

　　中國人的中國史由那些人物造成因為抽出他來，中國史立刻變換面目的人，約莫有多少倘使我們做《中國通史》而用紀傳體做一百篇傳來包括全部歷史，配做一傳的人是那一百個我們如要答復這些問題，不能不有詳細的討論：

　　南宋鄭樵似乎曾有偉大計畫，以《通志》代替十七史，但是沒有成功，除了二十略以外，看的人便很少了。他為什么失敗只因他太不注意紀傳了。我們翻《通志》的紀傳看看，和十七史的有何分別，那里有點別識心裁讀者怎么不會“寧習本書，怠窺新錄”其實我們要做那種事業，并非不可能。只要用新體裁做傳，傳不必多而必須可以代表一部分文化，再做些圖表來輔助，新史一定有很大的價值。

　　我常常發一種稀奇的思想，主張先把中國全部文化約莫分為三部：

　　（一）思想及其他學說（二）政治及其他事業（三）文學及其他藝術以這三部包括全部文化，每部找幾十個代表人，每人給他做一篇傳。這些代表須有永久的價值，最少可代表一個時代的一種文化。三部雖分，精神仍要互相照顧。各傳雖分，同類的仍要自成系統。這樣，完全以人物做中心，若做的好，可以包括中國全部文化在一百篇傳內。

　　這種方法也有缺點，就是恐怕有時找不出代表來：第一，上古的文化幾乎沒有人可以做代表的，因為都是許多人慢慢的開發出來。雖然古史留下不少的神話人物如黃帝、堯、舜、大禹、伊尹等，但都是口說中堆垛出來的，實在并不能代表一部分文化。所以我們要想在上古找幾個人代表某種文化是絕對不可能的。第二，中古以后，常有種種文化是多數人的共業，多數人中沒有一個領袖。譬如《詩經》是周朝許多無名氏的作品，在文化史上極有價值，但我們找不出一個可以做代表的人來。若因孔子曾刪《詩》就舉他做代表，未免太鹵莽。又如《淮南子》是道家思想的結晶，在秦漢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但我們也找不出一個人做代表。若說是劉安編輯的書就舉他做代表，也未免不明事理。所以我們對于這種許多人的共業真是不易敘述。

　　上段講的缺點，第一種竟不能用人物傳，只好參用文物的專史，做一篇《上古的文化》，敘述各種文化的最初狀況。第二種卻可用紀傳史中《儒林傳》、《文苑傳》、《黨錮傳》的體裁，把許多人平等的敘述在一篇合傳。如《詩經》不知作者姓名，則可分成若干類，即叫他“某類的作者”，合起多類便可成一傳，便可包括此種文化。

　　我很希望做中國史的人有這種工作以一百人代表全部文化，以專傳體改造《通志》。試試看，一定有很大的趣味，而且給讀者以最清楚的知識。這種做法并也沒有多大奧妙，只把各部文化都分別歸到百人身上，以一人做一代的中心，同時同類的事情和前后有關的事情都擺在一傳內，一傳常可包括數百年。我們即使不去改造《通志》，單做一部《百杰傳》，也未嘗不可。

　　說起這種體裁的好處，最少也有二種：第一，譬如哲學書或哲學史，不是專家看來，必難發生趣味。假使不做哲學史而做哲學家傳，把深奧的道理雜在平常的事實中，讀者一定不覺困難而且發生趣味。因為可以同時知道那時的許多事情和這種哲學怎樣的來歷，發生怎樣的結果，自然能夠感覺哲學和人事的關系，增加不少的常識。哲學如此，旁的方面無不如此。專門人物普通化，專門知識普通化，可以喚起多數讀者研究學問的精神，注重歷史的觀念。

　　第二，事業都是人做出來的。所以歷史上有許多事體，用年代或地方或性質支配，都有講不通的；若集中到一二人身上，用一條綜貫串很散漫的事跡，讀者一定容易理會。譬如鮮卑到中原的種種事實，編年體的《資治通鑒》不能使我們明了，《紀事本末》把整個的事團分成數部，也很難提挈鮮卑人全部的趨勢。假使我們拿鮮卑人到中原以后發達到最高時的人物做代表如魏孝文帝替他做一篇傳；凡是鮮卑民族最初的狀況，侵入中國的經過，漸漸同化的趨勢，孝文帝同化政策的厲行以及最后的結果，都一齊收羅在內，就叫做《魏孝文帝傳》，那么，讀者若還不能得極明了的觀念，我便不相信了。

　　我相信，用這種新的專傳體裁做一百篇傳，盡能包括中國全部文化的歷史。現在姑且把值得我們替他做傳的人開個目錄出來，依文化的性質分為三部。但憑一時思想所及，自然不免有遺漏或不妥的地方，待將來修補罷！

　　（一）思想家及其他學術家（1）先秦時代：孔子，墨子，孟子，莊子，茍子，韓非子。

　　為什么沒有老子呢因為老子帶神話性太濃，司馬遷已經沒有法子同[給]他做詳確的傳，我們還能夠么！《老子》這部書在思想史上固然有相當位置，但不知是誰做的，我們只好擺在《莊子傳》里附講，因為他的思想和莊子相近。這種確是一個方法：書雖重要而未知作者，只好把他的思想歸納到同派之人身上，才不會遺漏。

　　（2）漢代：董仲舒，司馬遷，王充。

　　西漢的《淮南子》雖是道家最重要的書，但非一人的作品，不能做專傳，或者可以另做《道家合傳》，或者可以附這種思想在《莊子傳》后。

　　（3）三國、兩晉、南北朝、隋。

　　這個時代，幾乎沒有偉大的中國思想家。魏王弼的思想似乎有點價值，但他的事跡很少，不夠做傳。隋代的《中說》倘使真是王通做的，在周、隋那種變亂時代有那種思想總算難能可貴。但其中大半是敘王通和隋唐闊人來往的事，闊人都是王通的門生，儼然孔門氣象，其實都不可靠。假使這種話是王通說的，王通是個卑鄙荒謬的人。假使這種話是王通門人說謊，這部《中說》便根本沒有價值。所以《中說》雖和思想界有點關系，而王通還不值得做傳。

　　（4）北宋：張載，程顥、程頤合。

　　專傳也并不是很呆板的拿一人作主，也可平敘二人，參用合傳的體裁。程顥、程頤是兄弟，有分不開的關系，又不能偏重一人，所以只好平敘。為什么北宋又沒有周敦頤呢周敦頤雖宋儒最推重的人，但他的《太極圖說》是真是偽，在宋代已成問題，除了《太極圖說》又沒有旁的可講，怎么能代表一種學派呢（5）南宋：朱熹，陸九淵，呂祖謙。

　　（6）明代：王守仁。

　　元代只衍宋儒的學說，沒有特出的人才。明代的思想家委實不少，但因為王守仁太偉大了，前人的思想似乎替他打先鋒，后人的思想都不能出他的范圍，所以明代有他一個人的傳便盡夠包括全部思想界。

　　（7）清代：顧炎武，黃宗羲，朱之瑜，顏元，戴震，章學誠。

　　顧、黃是清代兩種學風的開山祖師，或分做二傳，或合為一傳，都可以。朱之瑜的影響雖然不在中國，但以中國人而傳播中國思想到日本，開發日本三百年來的文化，是很值得做專傳的。

　　以上列的思想家都是中國土產，若能夠好好的替他們做傳，很可以代表中國土產的思想。雖然各時代的人數有多有少，卻并不是說人多的便是文化程度高，人少的便是文化程度低。一來呢，略古詳今是歷史上的原則；二來呢，有的時代，思想的派別太復雜了，不是人多不能代表。所以宋、清兩代的人數比較的多，是無法可想的。明代雖只王守仁一人，卻已盡夠代表一代，并不是明代的文化比宋、清兩代低。

　　驟然看來，似乎中間有幾個時代，中國沒有一個思想家，其實不然。上面的目錄不過為敘述的方便起見，先開出土產的思想家來。其實還有重要的部分擺在后面，便是從印度來的佛家思想。當土產思想衰歇的時代，正是佛家思想昌盛的時代，如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都是。現在可以把那些時代的思想家列在下面：

　　（1）南北朝：鳩摩羅什，道安、慧遠合。

　　鳩摩羅什是最初有系統的輸入佛家思想的第一人。從前雖有些人翻譯些佛經，但很雜亂零碎。到了他才能舉嚴格的選擇，完整的介紹。他的門弟子很多，都繼續他的翻譯事業。從此以后，中國人對于佛家思想才能夠有真實的認識和研究。到了道安、慧遠便能自己拿出心得來，一個在北朝，一個在南朝，又有師生的關系，所以非合傳不可。我們拿鳩摩羅什代表翻譯者，拿道安、慧遠代表創造者，有這二傳可以包括南北朝的佛家思想界。

　　（2）隋、唐：智顗，玄奘，慧能，澄觀，善道。

　　這五人中，玄奘完成輸入印度佛家思想的偉業，余人創造中國的佛家思想。智顗是天臺宗的始祖，慧能是禪宗的始祖，澄觀是華嚴宗的始祖，善道是凈土宗的始祖。同樣，玄奘也是法相宗的始祖，不過后來不久就衰歇了。這幾派的思想內容和后來狀況都可在各始祖傳內敘述。

　　佛家思想有這八人做代表足以包括全部。在印度時的淵源如何，初入中國時的狀況如何，中國人如何承受，如何消化，如何創造新的，如何分裂為幾派，一直到現在怎么樣，都分別歸納在這八人身上，諒必沒有什么遺憾了。

　　正式的思想家有上面所列的數十人似已夠了。此外還有許多學術也可依性質分別，拿些人做代表，合做幾篇傳；不過比較的難一些。

　　（1）經學：鄭玄、許慎合。

　　（2）史學：劉知幾、鄭樵合。

　　為甚么章學誠不擺在史學家而在思想家呢因為他的思想確乎可以自成一派，比史學的建樹還更大，并不是單純的史學家。劉知幾、鄭樵卻不然，除了史學，別無可講；史學界又沒有比得上他倆的人，所以拿他們做史學家的代表。

　　（3）科學：秦九韶、李冶合，沈括、郭守敬合，梅文鼎、王錫闡合。

　　（4）考證學：錢大昕、王念孫合。

　　為甚么戴震不在考證學之列呢因為他的思想很重要，和章學誠相同。

　　正式的思想界較易舉出代表，各種學術可不容易，尤其是自然科學。這里所舉的未必都對，將來可以換改。

　　（二）政治家及其他事業家（1）皇帝：秦始皇，漢武帝，東漢光武帝，魏武帝（曹操）、宋武帝合，北魏孝文帝，北周孝文[閔]帝附，唐太宗，元太祖，明太祖，明成祖附。清圣祖，清世宗、高宗附。

　　春秋戰國以前的政治不統屬于一尊，頗難以一傳包括，縱使能夠，也不是君主所能代表，況且當時沒有皇帝！漢高祖雖然創立數百年基礎，而政治上的規模完全還是秦始皇這一套，沒有專做一傳的價值。漢武帝卻不同，確是另一個新時代。秦始皇是混一中國舊有民族的人，他是合并域外民族、開拓荒遠土地的人。到了他那時代，中華民族漲到空前的最高潮，實在值得做一篇傳。東漢光武帝在皇帝中最稀奇，簡直是一個實際的政治家。魏武帝、宋武帝是混爭時代的略有建樹者，北魏孝文帝、北周孝文[閔]帝是五胡同化于中國的促成者，唐太宗是擴張中華民族威力的努力者。惟獨宋代沒有特色的皇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都只有庸德，無甚光彩。元太祖是蒙古民族的怪杰，他伸巨掌橫亙歐、亞二洲，開世界空前絕后的局面。明太祖恢復中國，清圣祖等開拓蒙、回、藏：這些皇帝都可以代表一個時代。

　　（2）實際的政治家：周公，子產，商鞅，諸葛亮，王安石、司馬光合，張居正，曾國藩、胡林翼合，李鴻章，孫文，蔡鍔。

　　周公雖有許多事跡，卻不全真，有待考證。但割棄疑偽部分，專取真實部分也可以夠做一篇傳。《尚書》里有《大誥》、《洛誥》、《多士》、《多方》，是周公的遺政，《詩經》也有些。《儀禮》、《周禮》向來認做周公制定的，其實不然。周代開國的規模還可以從《左傳》、《國語》得著些。近來王國維著《殷周制度論》，從甲骨文和東周制度推定某種制度是周公制定的，也可供我們取裁。所以周公的傳還可以做，凡殷周以前政治上的設施都可歸并成一篇。

　　春秋時代很難找個政治家可以代表全部政治的。管仲似乎可以，而《管子》這書所載的政治有許多和《左傳》不同。但那種貴族政治又不能不有專篇敘述，我說與其找管仲做代表，不如找子產更好。因為子產本身的事跡，《左傳》敘的很明白詳細；他雖然是小國的政治領袖，而和各大小國都有很深的關系，又是當時國際間的外交中心人物，所以我們很可以借他的傳來敘述春秋時代的貴族政治。

　　從貴族政治到君主專制的政治是中國的一大改變。最初打破貴族政治，創造君主專制的是商鞅，所以商鞅很值得做傳。本來，要說君主專制政治的成功，還屬李斯，似乎應該替李斯做傳。但李斯的政策是跟商鞅走的，時代又和秦始皇相同，所以可把他的事業分給那二篇傳。

　　漢朝真寒儉，沒有一個政治家。宰相以下不曾見一個有政治思想或政治事業的人，蕭何、曹參都只配做李斯的長班。好在有二個偉大的皇帝，尤其是光武帝的穩健政治，簡直沒有別的皇帝可以比配得上。

　　兩晉、南北朝、隋、唐也沒有政治家。王猛可以算一個，而他的政治生命太短，又不能做當時政治的中心。

　　大概有偉大的皇帝就沒有出色的臣下。譬如房玄齡、杜如晦總算有點設施，卻被唐太宗的光芒蓋住，不能做時代的中心。唐朝一代的政治本來很糟，姚崇、宋璟、裴度、李德裕都算不了什么。宋朝卻剛好相反，皇帝不行，臣下卻有很鮮明的兩個政黨，兩黨的領袖就是王安石、司馬光，所以我們替王安石、司馬光做合傳，足以包括宋朝的政治。

　　明代有種特點，思想家只一王守仁，事業家只有一明太祖，政治家只有一張居正。

　　清代前半，有皇帝，無名臣，道光以后，有大臣，無英主。曾國藩打平內亂，李鴻章迭主外交，都可以代表一部分政治。

　　民國的醞釀、成立、紛亂，沒有幾次和孫文無關系。現在孫文雖死，而他所組織的國民黨仍舊是政治的中心，所以近代政治可以歸納在《孫文傳》內。中間有一部分和他無關，可以做《蔡鍔傳》來包括。但蔡鍔做時代中心的時期太短，不十分夠。

　　上面講的都是關系全局的政治或事業家。此外有些雖不是拿全局活動而后來在政治上有很大影響的，如：

　　鄭成功，張煌言。

　　二人支持晚明殘局，抵抗外來民族，和后來的辛亥革命有密切的關系。我們可以替他們做合傳，包括明清之間的民族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