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年譜及其做法（3）

　　張穆做《顧亭林年譜》雖然很好，我們卻看不出顧亭林和旁人不同之處何在，只因他要讀者先看了本集再看年譜，所以沒有附錄譜主的重要文章和言論。其實讀者那能都看本集或許時間不夠，或許財力不足，若能單看年譜便了解譜主生平，豈不更好所以為便利讀者起見，作年譜必附錄譜主的主要文章和言論，尤其是學者的年譜。

　　批評方面的話，或入本文，或附譜末，均無不可。但為年譜的簡明起見，自然以作附錄為好。偉大的人物，每惹起后人的批評，或褒或貶，愈偉大的愈多。如王安石、王守仁死了千數百年，至今還有人批評他們的好歹。倘使批評者確有特殊的見解，或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思，我們非附錄他的話不可。因為若不附錄批評，不但不能看出后人對譜主的感想，而且不足以見譜主的偉大。但有一點不可不注意，千萬不要偏重一方面的批評，單錄褒或單錄貶。

　　以上講的種種附錄，當然不能說詳盡。作者若明白年譜可多作附錄的原則，盡可創造新的體裁。附錄愈多，年譜愈干凈。

　　從前作年譜太呆，單靠本文，想包括一切。前清中葉以后，著述的技術漸漸進步，關于上文講的六種紀載的時事、時人、文章和考證、批評、附錄都有新的發明。我們參合前人的發明，再加研究，還可以創造種種的新體例，新方法。

　　丙年譜的格式年譜的格式也得附帶的講一講。司馬遷做年表，本來參照周譜的旁行斜上。周譜今不可見，《史記》年表是有縱橫的格子的。年譜由年表變來；因為有時一年的事太多，一個格子不夠用，所以才索性不要格子。替古人做年譜，因為事少的原故，還是用格子好。如孫詒讓作《墨子年表》，附在《墨子間詁》之后；蘇輿作《董仲舒年表》，附在《春秋繁露》之前：都帶有年譜的性質。

　　假使要作《孟子年譜》，因為當時有關系的不止一國，勢不能不用格子。橫格第一層記西歷紀元前幾年或民國紀元前幾年，第二層記孟子幾歲，第三層記孟子直接的活動，第四層以下各層分記鄒、魯、滕、梁、齊、燕各國和孟子有關的時事，使得讀者一目了然。

　　假使《杜甫年譜》，最少也要把時事和他的詩和他的活動分占一格，并起年代共有五格。因為杜甫時事和曾國藩時事不同，曾國藩的活動和時事并成一片，杜甫的活動，只受時事的影響，所以一個的年譜不應分格，一個的應分格。假使《杜甫年譜》不分格，不但讀者看了不清楚，而且體裁上也有喧賓奪主之嫌。

　　假使我們要改張穆的《顧亭林年譜》成年表的格式，也許可以較清楚些。除了年代以外，一格記時事，一格記直接活動，一格記朋友有關的活動，一格記詩文目錄。因為這四種在這年譜中剛好是同樣的多，并做一起，反為看不清楚。

　　所以年譜可以分格的人有二種：一種是古代事跡很簡單的人，一種是杜甫、顧炎武、朱之瑜一類關心時事的人。前者不必論，因為他本身不能獨立成一年譜，只好年表似的附在別書里。后者因為譜主只受了政治的影響，沒有創造政治的事實。倘把時事和他的活動混合，一定兩敗俱傷；倘分開，既可醒讀者的眼目，又可表現譜主受了時事的影響；這是講年譜分格的格式。

　　第二種格式就是最通行的年譜正格，做文章似的，一年一年做下去。敘事的體例可分二種，一種是最簡單的平敘體，一種是稍嚴格的綱目體。

　　平敘體以一年為單位，第一行頂格，寫某朝某年號某年譜主幾歲，第二行以下都低一格，分段寫譜主的直接活動、時事、詩文目錄。他的好處，在有一事便記一事，沒有取大略小的毛病。

　　綱目體是《王陽明年譜》首創的，第一行和平敘體相同，第二行也低一格，標一個很大的綱，第三行以下低二格，記這個綱所涵的細目。譬如綱記了某月某日宸濠反，目便記宸濠造反的詳情；綱記了是年始揭知行合一之教，目便記知行合一的意義。一事完了，又重新作別事的綱，繼續記別事的目，也分別低一格二格。這種體例有一種困難，到底要多大的事情才可作綱有綱無目，有目無綱，可以不可以很要費斟酌。弄的不好，容易專記大事，忽略小事。假使大事小事都有綱有目，又不相稱。但我仍主張用這體，使得讀者較容易清楚；但作者須用心斟酌。

　　此外假使有一種人，有作年譜的必要，而年代不能確定，無法做很齊整的年譜，就可以作變體的。如司馬遷很值得做年譜，而某年生，有幾十歲，絕對的考不出。只有些事跡還可考知是某年做的，某事在先，某事在后，雖然不能完全知道他的生平，記出來也比沒有較好。王國維的《太史公系年考略》便是如此。

　　像司馬遷一類的人很多。文學家如辛棄疾、姜夔都沒有正確完整的遺事。辛棄疾的史料還可勉強考出，對于姜夔可沒有辦法。但是他們的詞集中，有不少的零碎事跡，鉤稽出來，也略可推定先后。這種人的年譜，雖然做起來無首無尾，也還可借以看他生平的一部分。所以變體的年譜也不可廢。

　　還有一種合譜，前人沒有這樣做過。合傳的范圍可以很廣，事業、時代都可不必相同，所以前人已經做個[過]很多。年譜若合二人的生平在一書內，最少也要二人的時代相同。我們看，從前有許多人同在一個環境，同做一種事業，與其替他們各做一部年譜，不如并成一部，可以省了許多筆墨和讀者的精神。譬如王安石、司馬光年紀只差一歲，都是政黨的領袖。皇帝同是這一個，百姓同是這一些，敵國同是金、夏，官職同是最高。不過政治上的主張不同，所以一進一退，演成新派舊派之爭。我們若拿他二人做譜主，盡搜兩黨的活動事跡，在一部年譜之內，看了何等明了，何等暢快。從前作者不曾想到這種體裁，所以蔡上翔只做《王荊公年譜》，顧棟高只做《司馬溫公年譜》，我們仍舊只能得片面的知識。

　　凡同在一時代，大家是朋友，講求學術，見解不同，生出數家派別。如南宋的朱熹、陸九淵、張栻、呂祖謙、陳亮等，我們若做一部合譜，一來，可以包括一時的學界情形；二來，公平的敘述，不致有所偏袒；三來，時事時人免得做數次的記載；這是最有趣味、最合方法的事情。

　　就說不是學術界罷。曾國藩、胡林翼同是從軍事上想滅太平天國的人，雖然一個成功，一個早死，也可以替他們合做年譜。因為他們的志愿相同，環境相同，朋友相同，敵人相同，合做一年譜比分做方便多了。

　　就說不曾共事，不是朋友罷，也未嘗不可合做年譜。譬如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朱之瑜等或曾見面，或未知名，雖然不是親密的朋友，雖然不曾協力做一事，但是不愿投降滿清的志愿和行事是沒有一個不同的。他們的年紀都是不相上下，都因無力恢復明室，想從學術下手，挽救人心。我們若替他們合做年譜，不但可以省了記載時事的筆墨，而且可以表現當時同一的學風，可以格外的了解他們的人格。

　　上面所舉，朱、陸、張、呂、陳一例，曾、胡一例，顧、王、黃、朱一例，做起合譜來，最有趣味。他們的事業在歷史上都是最有精彩的一頁，所以他們的合譜也是最有精彩的年譜。他們的見解相反的足以相成，他們的志愿相同的竟能如愿，他們的足跡不相接的卻造出同一的學風。百世之下，讀他們的合譜的還可以興起特別的感想，領受莫大的裨益。這樣，合譜的功效比單人的年譜還更高些。以上講年譜的格式完了。

　　丁做年譜的益處研究歷史的人在沒有做歷史之先，想訓練自己做史的本領，最好是找一二古人的年譜來做。做年譜的好處最少有三種：

　　第一，我們心里總有一二古人值得崇拜或模范的。無論是學者、文人或政治家，他總有他的成功的原因、經過和結果。我們想從他的遺文或記他的史籍，在凌亂浩瀚中得親切的了解、系統的認識，是不容易的。倘使下一番工夫替他做年譜，那么，對于他一生的環境、背景、事跡、著作、性情等可以整個的看出，毫無遺憾。從這上，又可以得深微的感動，不知不覺的發揚志氣，向上努力。

　　第二，做年譜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我們可借來修養做學問的性情，可用來訓練做歷史的方法。我們才一動筆，便有許多復雜的問題跟著，想去解決，不是驟然可了的；解決不了，便覺干燥無味；稍不耐煩，便丟下不做了。倘使這幾層難關都能夠打通，則精細、忍耐、靈敏、勇敢諸美德齊歸作者身上；以后做別的學問，也有同樣的成功了。譜主的事跡，不是羅列在一處的，我們必須從許多處去找；找來了，不是都可以用的，我們必須選擇；擇好了，不是都是真實的，我們必須辨別；辨清了，不是都有年代的，我們必須考證；考定了，不是可以隨便寫上去的，我們必須用簡潔的文字按照法則去敘述。至于無年可考的事跡、言論，怎樣去安排幫助正譜的圖表，怎樣去制造譜前應從何時說起譜后應到何時截止種種困難，都須想方法解決。倘使不能解決，便做不成年譜；倘使做成了年譜，以后做別的歷史便容易多了。

　　第三，年譜和傳不同：做傳不僅須要史學，還要有相當的文章技術；做年譜卻有史學便夠了。因為年譜分年，上年和下年不必連串；年譜分段，上段和下段不必連串；所以即使作者的文章并不優美，只要通順，便綽綽有余了。

　　有志史學的人，請來嘗試嘗試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