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年譜及其做法（2）

　　上面幾段講的是純粹政治家的年譜做法，此外還有一種政治兼學問，學問兼政治的人，我們若替他做年譜，對于時事的紀載，或許可以簡略點，但須斟酌。譬如王陽明是一個大學者，和時事的關系也不淺，但因為他的學問的光芒太大，直把功業蓋住了，所以時事較不為做他的年譜者所重。其實我們為了解他成功的原因起見，固然不能不說明白他的學問；為了解他治學的方法起見，也不能不記清楚他的功業。因為他的學問就是從功業中得來，而他的功業也從他的學問做出，二者有相互的關系。所以他的年譜，對于當時大事和他自己做出的事業，都得斟酌著錄。

　　《錢竹汀年譜》，頗能令人滿意。因為錢竹汀和時事沒有多大關系，所以年譜記時事很簡，自然沒有什么不對。王懋竑的《朱子年譜》記時事卻太詳細了。朱子雖然做了許多官，但除了彈劾韓侂胄一事之外，沒有做出什么大事，也沒有受時事的大影響。所以有許多奏疏也實在不必枉費筆墨記載上去，因為大半是照例，和時局無關系。這種介在可詳可略之間，最須費斟酌；稍為失中，便不對。

　　文學家和時勢的關系，有濃有淡，須要依照濃淡來定記時事的詳略，這是年譜學的原則。但有時不依原則，也有別的用處。譬如凌廷堪、張穆的《元遺山年譜》，記載時事很詳，其實元遺山和時事并沒有多大關系，本來不必這樣詳；凌、張以為讀元遺山的詩和讀杜甫的詩一樣，非了解時事則不能了解詩，其實錯了。但從別一方面看，金、元之間，正史簡陋的很，凌、張以元遺山做中心，從詩句里鉤出許多湮沈的史料，放在年譜內，雖然不合原則，倒也有一種好處。

　　不善體會上面說的詳略原則，有時會生出過詳過略的毛病。譬如張爾田的《玉谿生年譜箋注》記載時事極為詳盡，只因他的看法不同。他以為李義山做詩全有寄托，都不是無所為而為，這實不能得我們的贊成。誠然，人們生于亂世，免不了有些身世之感，張氏的看法，也有相當的價值，但是我們細看李義山的詩，實在有許多是純文學的作品，并非有所感觸，有所寄托。張氏的箋注時事，不免有許多穿鑿附會的地方。

　　我們應該觀察譜主是怎樣的人，和時事有何等的關系，才可以定年譜里時事的成分和種類。不但須注意多少詳略的調劑，而且須注意大小輕重的敘述。總期恰乎其當，使讀者不嫌繁贅而又無遺憾，那就好了。

　　（二）關于紀載當時的人個人是全社會的一員；個人的行動，不能離社會而獨立。我們要看一個人的價值，不能不注意和他有關系的人。年譜由家譜變成，一般人做年譜，也很注意譜主的家族。家族以外，師友、生徒、親故都不為做年譜的人所注意，這實在是一般年譜的缺點。比較最好的是馮辰的《李恕谷年譜》。因為他根據的是李恕谷的《日譜》，所以對于李恕谷所交往的人都有紀載。我們看了，一面可以知道李恕谷成就學問的原因，一面可以知道顏李學派發展的狀況，實在令人滿意。《曾文正公年譜》可不行。因為曾國藩的關系人太多，作者的眼光只知集中到直接有關系的人，自然不足以見曾國藩的偉大。

　　翻回來，再看《王陽明年譜》。我們因為王陽明的學問和他的朋友、門生有分不開的關系，所以很想知道那些朋友、門生某年生，某年才見王陽明，往后成就如何。錢德洪等做年譜，只把所聞所知的記了一點，卻忽略了大多數，實在令我們失望。王懋竑的《朱子年譜》也是一樣。朱熹到底有多少門生他所造就的人才后來如何我們全不能在上面知道。像朱、王這類以造就人才為事業的人，我們替他們做年譜，對于他們的門生、屬吏、友朋、親故，應該特別注意；記載那些人的事跡，愈詳愈好。

　　尋常的年譜，紀載別人的事跡，總是以其與譜主有直接的關系為主（如詩文的贈答，會面的酬酢）；若無直接的關系，人事雖大，也不入格，其實不對。例如《朱子年譜》記了呂伯恭、張南軒、陸梭山的死，只因朱子做了祭文祭他們。陸象山死在何年，上面便查不出，只因朱子不曾做祭文祭他。作者的觀念以為和譜主沒有直接的關系，便不應該記；其實年譜的體裁并不應該這樣拘束。張、呂、二陸都是當時講學的大師，說起和朱子的關系，最密切的還是陸象山。但我們竟不能在《朱子年譜》看到陸象山的死年，這是何等的遺憾！

　　從年譜的歷史看，明朝以前，記時人較略；清中葉以后漸漸較詳了。張穆的《顧亭林年譜》便是一個例證。王文誥的《蘇東坡年譜》又更好一點，凡蘇詩蘇文所提到的人都有，而且略有考證。近時胡適的《章實齋年譜》，記事固然有些錯誤，記人卻還好。他除了零碎的記了譜主師友的事跡以外，單提出戴震、袁枚、汪中三個可以代表當時思想家的人，來和譜主比較；就在各人卒年，摘述譜主批評各人的話，而再加以批評。批評雖不是年譜的正軌，但可旁襯出譜主在當時的地位，總算年譜的新法門。

　　老實說，從前做年譜，太過拘束了。譜主文集沒有提起的人，雖曾和譜主交往而不知年分的人，都不曾占得年譜的篇幅。我們現在盡可用三種體裁來調劑：和譜主關系最密切的，可以替他做一篇小傳；和譜主有關系而事跡不多的，可各隨他的性質，匯集分類，做一種人名別錄；姓名可考，事跡無聞，而曾和譜主交際的，可以分別做人名索引。凡是替大學者大政治家做年譜，非有這三種體裁附在后面不可。

　　好像《史記》做了《孔子世家》之后又做《仲尼弟子列傳》，列傳后面有許多人都只有姓名而無事跡，但司馬遷不因他們無事跡而滅其姓名。朱熹、王守仁的弟子可考的尚不少，我們從各文集和史書學案里常常有所發現，若抄輯下來，用上面三種體裁做好，附在他們年譜后面，也可以彌補缺憾不少。

　　我自己做《朱舜水年譜》，把和朱舜水交往的人都記得很詳細。那些人名，日本人聽得爛熟，中國卻很面生。因為朱舜水是開創日本近二百年文化的人，當時就已造就人才不少。我們要了解他的影響的大，須看他的朋友、弟子跟著他活動的情形。雖然那些人的史料很缺乏，但我仍很想努力搜求，預備替他們做些小傳。像朱舜水一類的人，專以造就人才為目的，雖然所造就的是外國人，但和我們仍有密切的關系，在他年譜記當時人，當然愈詳愈好。

　　（三）關于紀載文章紀載譜主文章的標準，要看年譜體裁是獨立的還是附見的。附見文集的年譜，不應載文章。獨立成書的年譜，非載重要的文章不可。重要不重要之間，又很成問題。

　　《王陽明年譜》關于這點，比較的令人滿意。因為他雖在文集中而已預備獨立。有關功業的奏疏，發揮學術的信札，很扼要的采入各年。獨立的年譜很可拿此譜做記載文章的標準。

　　王懋竑的《朱子年譜》不錄正式的著作，而錄了許多奏疏、序跋、書札。政治非朱子所長，政治的文章卻太多；學術是朱子所重，學術的文章卻太少。在王懋竑的意思，以為把學術的文章放在年譜后的《論學切要語》中便已夠了，不必多錄。《論學切要語》的編法，固然不錯，但沒有注清楚做文的年分，使得讀者不知孰先孰后，看不出思想遷流的狀態，不如把論學的文章放入年譜還更好。《性理大全》、《朱子全集》都依文章的性質分類，沒有先后的次序。王陽明編《朱子晚年定論》，說朱子晚年的見解和陸子一致，已開出以年分的先后看思想的遷流一條大路來。雖然王陽明所認為朱子晚年的作品，也有些不是晚年的，但大致尚不差。王懋竑攻擊王陽明的不是，卻不曾拿出健全的反證來。《朱子年譜》載的文章雖不少，但還不能詳盡，總算一件缺憾。

　　記載文章的體例，《顧亭林年譜》最好。整篇的文章并沒有采錄多少，卻在每年敘事既完之后，附載那年所做詩文的篇目。文集沒有，別處已見的遺篇逸文，知道是那一年的，也記錄出來。文體既很簡潔，又使讀者得依目錄而知文章的先后，看文集時，有莫大的方便。這種方法，很可仿用。篇目太多，不能分列，各年之下，可另作一表，附在年譜后。

　　文學家的方面不止一種，作品也不一律，替文學家做年譜的人不應偏取一方面的作品。像《蘇東坡年譜》只載詩文的篇目，沒有一語提到詞，便是不對。作者以為詞是小道，不應入年譜。其實蘇東坡的作品，詞占第一位，詩文還比不上。即使說詞不如詩文，也應該平等的紀載篇目，或摘錄佳篇。現行的《蘇東坡年譜》不紀及詞，實在是一大缺點。

　　曾國藩是事業家，但他的文章也很好。即使他沒有事業，單有文章，也可以入《文苑傳》。我們很希望他的年譜紀載他的文章詩句或詩文的篇目。現行的《曾文正公年譜》，我嫌他載官樣的文章太多，載信札和別的文章太少。好文章盡多著，如《李恕谷墓志銘》、《昭忠詞[祠]記》等，應該多錄，卻未注意。

　　純文學家的年譜只能錄作品的目錄，不能詳錄作品，最多也只能摘最好的作品記載一二。若錄多了，就變成集子，不是年譜的體裁了。《玉谿生年譜箋注》錄了許多詩篇，作者以為那些詩都和譜主的生活有關，不能不錄全文。結果名為年譜，實際成了編年體的詩注。就算做得很好，也只是年譜的別裁，不是年譜的正格。有志做年譜的人們，還是審慎點好。

　　（四）關于考證當然有許多年譜不必要考證，或是子孫替父祖做，或是門生替師長做，親見親聞的事原無多大的疑誤。如王陽明、顏習齋、李恕谷等年譜都屬此類。不過常常有作者和譜主相差的時代太久，不能不費考證的工夫的；又有因前人做的年譜錯了而改做的，也不能不有考證的明文。

　　考證的工夫本來是任何年譜所不免的，但有的可以不必寫出考證的明文，只寫出考證的結果便已足。若為使人明白所以然起見，卻很有寫出考證的明文的必要。所以明文應該擺在什么地方，很值得我們考慮。

　　據王懋竑《朱子年譜》的辦法，在年譜之外另做一部《考異》，說明白某事為什么擺在某年，兩種傳說，那種是真。年譜的正文，并不隔雜一句題外的話，看起來倒很方便。還有一種很普通的辦法，把考證的話附在正文中，或用夾注，或低二格。另有一種辦法，把前人做的年譜原文照抄，遇有錯誤處則加按語說明，好像箚記體一樣。張穆對于《元遺山年譜》便是用的第三種。

　　前面三種辦法，各有好處。第一種，因為考證之文太多，令人看去，覺得厭倦，所以另成一書，既可備參考，又可省讀年譜者的精神。第二種，可使讀者當時即知某事的異說和去取的由來，免得另看《考異》的麻煩。兩種都可用。大概考證多的，可另作《考異》；不十分多的，可用夾注或低格的附文。但其中也有點例外。有些年譜，根本就靠考證才成立，無論是創作或改作，他的考證雖很繁雜，也不能不分列在年譜各年之下。如作《孟子年譜》，年代便很難確定。如果要定某事在某年，便不能離本文而另作考異，必同時寫出考證的明文，說明為什么如此敘述，才不惹人疑惑，而后本文才可成立。假如孟子先到齊或先到梁的問題沒有解決，許多事情便不能安插，全部組織便無從成立。經過了考證，把問題解決了，若不把考證隨寫在下，便不能得讀者的信仰。又如我做陶淵明的年譜，把他的年紀縮短，生年移后，和歷來的說法都不同。假使不是考證清楚了，何必要改作考證清楚了，若不開頭說個明白，讀者誰不丟開不看像這類自然不能另作考異，亦不能作夾注，只好低二格附在各年本文之后。至于第三種也有他的好處，因為前人做的不十分錯，原無改作的必要，為省麻煩起見，隨時發現錯誤，隨時考證一番，加上按語，那便夠了。

　　大概考證的工夫，年代愈古愈重要。替近代人如曾國藩之類做年譜，用不著多少考證，乃至替清初人如顧炎武之類做年譜，亦不要多有考證，但隨事說明幾句便是。或詳或略之間，隨作者針對事實之大小而決定，本來不拘一格的。

　　（五）關于批評本來做歷史的正則，無論那一門，都應據事直書，不必多下批評；一定要下批評，已是第二流的腳色。譬如做傳，但描寫這個人的真相，不下一句斷語，而能令讀者自然了解這個人地位或價值，那才算是史才。

　　做傳如此，做年譜也如此。真是著述名家，都應守此正則。有時為讀者的方便起見，或對于譜主有特別的看法，批評幾句也不要緊。但一般人每亂用批評，在年譜家比較的還少。現在拿兩部有批評的年譜來講，一是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一是胡適之的《章實齋年譜》。

　　與其用自己的批評，不如用前人的批評。年譜家常常如此，但亦不能嚴守此例。蔡上翔引人的話很多，用自己的話尤其多。胡適之有好幾處對舊說下批評。固然各人有各人的見解，但我總覺得不對，而且不是做年譜的正軌。蔡上翔為的是打官司，替王安石辯護，要駁正舊說的誣蔑，也許可邀我們的原諒。但批評的字句應該和本文分開，不該插入紀事的中間。蔡、胡都沒有顧及這點，以文章的結構論，很不純粹。如果他們把自己的見解，做成敘文，或做附錄，專門批評譜主的一切，那么，縱使篇幅多到和年譜相等，也不相妨了。

　　蔡上翔替王安石辯護的意思固然很好，但是他的作品卻不大高明。他把別人罵王安石的文章錄上了，隨即便大發議論，說別人的不對，這實在不是方法。我以為最好是詳盡的敘述新法的內容，某年行某法，某年發生什么影響，某年惹起某人的攻擊，便夠了。自己對于攻擊者的反駁，盡可作為附錄，不可插入本文。凡是替大學者、大政治家做年譜。認為有做批評的必要時，都應該遵守這個原則。

　　（六）關于附錄上面講的考證和批評，我都主張放在附錄里面。其實附錄不止這兩種，凡是不能放進年譜正文的資料，都可占附錄的一部分。

　　要知道譜主的全體，單從生年敘到死年還不夠。他生前的家況，先世的系統，父母兄弟的行事，……與其旁文斜出，分在各年下，不如在正譜之前，作一個世譜。《王陽明年譜》的《世德紀》便是世譜的一種格式。因為王陽明的父祖都是有名的學者，做官也做到很大，年壽又高，并不是死在王陽明的生前。假使把他們的行事插入年譜，一定覺得累贅。所以作者抄錄別人替他們做的傳和墓志銘在一處，作為年譜的附錄。雖然《世德紀》里面載了不少非世德的文章，有點名不副實；但這種不把附錄當正文的方法，總是可取。譬如陸象山幾兄弟都是大學者，互相師友。假使我們做陸象山的年譜。其關于他的兄弟行事，與其插入正文，不如另做小傳放在前面。這種世譜和小傳之類，我們也可叫做“譜前”。

　　譜主死后，一般的年譜，多半就沒有記載了，其實不對。固然有些人死后絕無影響，但無影響的人，我們何必給他做年譜呢即使說沒有影響吧，也總有門生子侄之類后來做了什么事，那也總不能擺在年譜正文中。若譜主是政治家，他的政治影響一定不致跟他的生命而停止。若譜主是大學者，他的學風一定不致跟他的生命而衰歇。還有一種人，生前偏和時勢沒有關系，死后若干年卻發生何等的影響。所以如果年譜自譜主死后便無什么紀載，一定看不出譜主的全體，因而貶損年譜本身的價值。錢德洪等似乎很明白這點，他們的《王陽明年譜》在譜主死后還有二卷之多。陽明學派的盛行，全是陽明弟子的努力。陽明的得謚和從祀孔廟，也靠許多友生的懇求。假使年譜不載陽明死后事，如何見得陽明的偉大《陽明年譜》能稱佳作，這也是一個原因。但他不應仍稱死后事為年譜，應該稱做“譜后”，做為附錄的一種才對。

　　我們根據這點去看王懋竑的《朱子年譜》，便很不滿意；因為他敘到朱子死年，便停止了；我們要想知道朱子學派的發達、學術的影響，是不可能的。同一理由，假使我們做《釋伽牟尼年譜》，尤其要很用心的做譜后。凡是佛教各派的分化、傳播、變遷、反響，都不妨擇要敘入。不必年年有，不必怕篇幅多，甚至紀載到最近，也沒有什么不可以。

　　在上面的原則中也似乎有例外。譬如《曾文正年譜》沒有譜后便沒有什么要緊，因為他的事業，生前都做完了，政治上的設施也沒有極大的影響。縱使有譜后，也不妨簡略些。若做《胡文忠年譜》便不然。因為他和曾文正聯結許多同志，想滅亡太平天國，沒有成功就死了。后來那些同志卒能成他之志。同志的成功，也就是他的成功。所以他的年譜譜后至少要記到克復江寧。

　　我做《朱舜水年譜》，在他死后還記了若干條，那是萬不可少的。他是明朝的遺臣，一心想驅逐滿清，后半世寄住日本，死在日本。他曾數說過，滿人不出關，他的靈柩不愿回中國。他自己制好耐久不朽的靈柩，預備將來可以搬回中國。果然那靈柩的生命比滿清還長，至今尚在日本，假使我們要去搬回來，也算償了他的志愿哩！我看清了這點，所以在年譜后，記了太平天國的起滅和辛亥革命、宣統帝遜位。因為到了清朝覆滅，朱舜水的志愿才算償了。假如這年譜在清朝做，是做不完的。假如年譜沒有譜后，是不能成佳作的。

　　此外有一種附錄可以稱做“雜事”的，是劉伯繩著《劉蕺山年譜》所創造的，后來焦廷琥的《焦理堂年譜》也仿做。劉伯繩因為譜主有許多事跡不能以年分，或不知在那一年，如普通有規則的行事，瑣屑而足顯真性的言論等，都匯輯做附錄。邵廷采批評他拿本文紀大德敦化的事，附錄紀小德川流的事，真是毫無遺憾。從前的年譜遇著無年可歸的事，不是丟開不錄，便是勉強納在某年；結果不是隱沒譜主的真相，便是不合年譜的體裁。劉伯繩卻能打破這種毛病，注意前人所不注意的地方，創造新法來容納譜主的雜事，使得讀者既明白譜主的大體，又了解譜主的小節。這種體裁，無論何人的年譜都可適用。

　　其次，譜主的文章和嘉言懿行也可作附錄。文章言論很簡單的，可以分列各年；很繁多的，可以抄輯做附錄。大學者的文章言論，常常不是年譜所能盡載的，為求年譜的簡明起見，非別作附錄不可。所以王懋站在《朱子年譜》之后附了《朱子論學切要語》，這種方法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