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的專史的對象

　　所謂人的專史的對象，就是講那類的人我們應該為他作專史。當然，人物要偉大，作起來才有精采，所以偉大人物是作專史的主要對象。但所謂偉大者，不單指人格的偉大，連關系的偉大也包在里頭。例如袁世凱、西太后人格雖無可取，但不能不算是有做專史價值的一個人物。有許多偉大人物可以做某個時代的政治中心，有許多偉大人物可以作某種學問的思想中心，這類人最宜于做大規(guī)模的專傳或年譜，把那個時代或那種學術都歸納到他們身上來講。五種人的專史中，人表的對象不成問題，可以隨便點；其余四種，都最重要。大概說來，應該作專傳或補作列傳的人物，約有七種：

　　（一）思想及行為的關系方面很多，可以作時代或學問中心的，我們應該為他們作專傳。有些人，偉大盡管偉大，不過關系方面太少，不能作時代或學問的中心，若替他作專傳就很難作好。譬如文學家的李白、杜甫都很偉大；把杜甫作中心，將唐玄宗、肅宗時代的事實歸納到他身上，這樣的傳，可以作得精采；若把李白作為中心，要作幾萬字的長傳，要包涵許多事實，就很困難。論作品是一回事，論影響又是一回事。杜詩時代關系多，李詩時代關系少。敘述天寶亂離的情形，在杜傳中是正當的背景，在李傳中則成為多余的廢話。兩人在詩界，地位相等，而影響大小不同。杜詩有途徑可循，后來學杜的人多，由學杜而分出來的派別亦多。李詩不可捉摸，學李的人少，由學李而分出來的派別更少。所以李白的影響淺，杜甫的影響深。二人同為偉大，而作傳方法不同。為李白作列傳，已經不易；為李白作年譜或專傳，更不可能。反之，為杜甫作年譜，作專傳，材料比較豐富多了。所以作專傳，一面要找偉大人物；一面在偉大人物中，還要看他的性質關系如何，來決定我們做傳的方法。

　　（二）一件事情或一生性格有奇特處，可以影響當時與后來，或影響不大而值得表彰的，我們應該為他們作專傳。譬如《史記》有《魯仲連傳》，不過因為魯仲連曾解邯鄲之圍。誠然，以當時時局而論，魯仲連義不帝秦，解圍救趙，不為無關；但是還沒有多大重要。太史公所以為他作傳，放在將相文士之間，完全因他的性格俊拔，獨往獨來，談笑卻秦軍，功成不受賞。像這樣特別的性格，特別的行為，很可以令人佩服感動。又如《后漢書》有《臧洪傳》，不過因為他能為故友死義。洪與張超但屬戚友，初非君臣。張超為曹操所滅，洪怨袁紹坐視不救，擁兵抗紹，為紹所殺。袁紹、張超、臧洪在歷史上俱無重大關系，不過臧洪感恩知己，以身殉難，那種慷慨凜冽的性格，確是有可以令人佩服的地方。再如《漢書？楊王孫傳》，不記楊王孫旁的事情，專記他臨死的時候，主張裸葬：衣衾棺槨，一概不要，還說了許多理由；后來他的兒子覺得父命難從，卻拗不過親友的督責，只得勉強遵辦。他的思想，雖沒有墨子那樣大，然比墨子還走極端，連桐棺三寸都不要，不管旁人聽否，自己首先實行，很可以表示特別思想，特別性格。幾部有名的史書，對于這類特別人，大都非常注意。我們作史，亦應如此。偉大人物之中，加幾個特別人物，好像燕窩魚翅的酒席，須得有些小菜點綴才行。

　　（三）在舊史中沒有記載，或有記載而太過簡略的，我們應當為他作專傳。這種人，偉大的亦有，不偉大的亦有。偉大的，旁人知道他，正史上亦曾提到過，但不詳細，我們應當為他作傳。譬如墨翟是偉大人物，《史記》中沒有他的列傳，僅附見于《孟荀列傳》，不過二十幾個字。近人孫仲容根據《墨子》本書及其他先秦古籍，作《墨子列傳》及《年表》。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又如荀子是偉大人物，雖有《孟荀列傳》，但是太過簡略。清人汪中替他作《荀子年表》，胡元儀作《荀卿子列傳》。這亦是很好一個例。皆因從前沒有列傳，后人為他補充；或者從前的傳太簡略，后人為他改作。這類應該補作或改作之傳，以思想家、文學家等為最多。例如王充、劉知幾、鄭樵等，在他們現存的著作中，便有很豐富的資料，足供我們作成極體面的專傳。另有許多人，雖沒有甚么特別偉大，但事跡隱沒太甚，不曾有人注意，也該專為他作傳表彰。例如唐末守瓜洲的義潮，賴有近人羅振玉替他作一篇傳，我們才知道有這么一位義士名將。又如作《儒林外史》的吳敬梓，前人根本不承認這本書有價值，書的作者更不用說了。近人胡適之才替他作一篇傳出來，我們才認識這個人的文學地位。這些都是很好的例。總之，許多有相當身分的人，不管他著名不著名，不管正史上沒有傳或有傳而太過簡略，我們都應該整篇的補充或一部分的改作。

　　（四）從前史家有時因為偏見，或者因為挾嫌，對于一個人的記載，完全不是事實。我們對于此種被誣的人，應該用辯護的性質，替他重新作傳。歷史上這類人物很多，粗略說起來，可以分下列三種：

　　（1）完全挾嫌，造事誣蔑。這類事實，史上很多。應該設法辯護。譬如作《后漢書》的范曄，以叛逆罪見殺；在《宋書》及《南史》上的范曄本傳中，句句都是構成他的真罪狀。后人讀起來，都覺得曄有應死之罪，雖然作得這么好的一部《后漢書》，可惜文人無行了。這種感想，千余年來深入人心。直到近代陳澧（蘭甫）在他的《東塾集》里面作了一篇《申范》，大家才知完全沒有這回事。當時造此冤獄，不過由幾位小人構煽；而后此含冤莫雪，則由沈約一流的史家挾嫌爭名，故為曲筆。陳蘭甫替他作律師，即在本傳中，將前后矛盾的語言及各方可靠的證據，陳列起來，證明他絕無謀反之事。讀了這篇之后，才知道不特范曄的著作令人十分贊美，就是范曄的人格也足令人十分欽佩。又如宋代第一個女文學家，填詞最有名的李清照（易安），在中國史上，找這樣的女文學家，真不易得。她填詞的藝術，可以說壓倒一切男子，就讓一步講，亦在當時詞家中算前幾名。她本來始終是《金石錄》的作者趙明誠的夫人，并未改嫁。但因《云麓漫鈔》載其《謝綦崇禮啟》，濫采偽文，說她改嫁張汝舟，與張汝舟不和，打官司，有“猥以桑榆之末影，配茲駔儈之下才”等語，宋代筆記遂紛紛記載此事。后人對于李易安，雖然很稱贊她的詞章，但瞧不起她的品格。到近代俞正燮在他的《癸巳類稿》中有一篇《易安居士事輯》，將她所有的著作，皆按年月列出，證明她絕無改嫁之事，又搜羅各方證據，指出改嫁謠言的來歷。我們讀了這篇以后，才知道不特易安的詞章優(yōu)美，就是她的品節(jié)，亦沒有可訾的地方。這類著述，主要工作全在辨別史料之真?zhèn)危右跃_的判斷。陳、俞二氏所著，便是極好模范。歷史上人物，應該替他們做《洗冤錄》的，實在不少。我們都可以用這種方法做去。

　　（2）前代史家，或不認識他的價值，或把他的動機看錯了。因此所記的事跡，便有偏頗，不能得其真相。這類事實，史上亦很多。應該替他改正。譬如提倡新法的王安石，明朝以前的人都把他認為極惡大罪，幾欲放在奸臣傳內，與蔡京、童貫同列。《宋史》本傳雖沒有編入奸臣一類，但是天下之惡皆歸，把金人破宋的罪名亦放在安石頭上。這不是托克托有意誣蔑他，乃是托克托修《宋史》的時候，不滿意安石的議論在社會上已很普遍了，不必再加議論，所載事跡已多不利于安石，讀者自然覺其可惡。但是我們要知道王安石絕對不是壞人，至少應當如陸象山《王荊公祠堂記》所批評，說他的新法，前人目其孳孳為利，但此種經濟之學，在當時實為要圖。朱子亦說他“剛愎誠然有之，事情應該作的”。他們對于安石的人格，大體上表示崇敬。但是《宋史》本傳那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我們認為有改作的必要。乾嘉時候蔡元鳳（上翔）作《王荊公年譜》專門做這種工作，體裁雖不大對，文章技術亦差，惟極力為荊公主張公道，這點精神卻很可取。又如秦代開國功臣的李斯，為二世所殺，斯死不久，秦國亦亡。漢人對于秦人，因為有取而代之的關系，當然不會說他好。《史記》的《李斯傳》，令人讀之不生好感。李斯旁的文章很多，一概不登；只登他的《諫逐客書》及《對二世書》，總不免有點史家上下其手的色彩。他的學問很好，曾經作過戰(zhàn)國時候第一流學者荀卿的學生；他的功業(yè)很大，創(chuàng)定秦代的開國規(guī)模；間接又是后代的矩范。漢代開國元勛如蕭何、曹參都不過是些刀筆小吏，因緣時會，說不上學問，更說不上建設。漢代制度，十之八九從秦代學來。后代制度，又大部分從漢代學來。所以李斯是一個大學者，又是頭一個統(tǒng)一時代的宰相，憑他的學問和事功，都算得歷史上的偉大人物，很值得表彰一下。不過遲至現在，史料大都湮沒，只好將舊有資料補充補充。看漢人引用秦人制度的地方有多少，也許可以看出李斯的遺型。總之，李斯的價值要從新規(guī)定一番，是無疑的。

　　（3）為一種陳舊觀念所束縛，帶起著色眼鏡看人，把從前人的地位身分全看錯了。這類事實，史上很多。應該努力洗刷。例如曹操代漢，在歷史上看來，這是力征經營當然的結果，和漢高祖、唐太宗們之得天下實在沒有甚么分別。自從《三國演義》通行后，一般人都當他作奸臣，與王莽、司馬懿同等厭惡。平心而論，曹操與王莽、司馬懿絕然不同。王莽靠外戚的關系，騙得政權；即位之后，百事皆廢。司馬懿為曹氏顧命大臣，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這兩人心地的殘酷，人格的卑污，那里夠得上和曹孟德相提并論當黃巾、董卓、李傕、郭汜多次大亂之后，漢室快要亡掉；曹孟德最初以忠義討賊，削平群雄。假使爽爽快快作一個開國之君，誰能議其后只因玩一回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把戲，竟被后人搽上花臉，換個方面看待。同時的劉備、孫權，事業(yè)固然比不上曹操的偉大，人格又何嘗能比曹操高尚然而曹操竟會變成天下之惡皆歸，豈非朱子《綱目》以后的史家任情褒貶，漸失其實嗎又如劉裕代晉，其撥亂反正之功，亦不下于曹操。看他以十幾個同志，在京口起義，何等壯烈！滅南燕，滅姚秦，把五胡亂華以后的中原，幾乎全部恢復，功業(yè)何等雄偉！把他列在司馬懿、蕭道成中間，看做一丘之貉，能算公平嗎宋以后的士大夫，對于曹操、劉裕一類人物，特別給他們不好的批評，一面是為極狹隘極冷酷的君臣之義所束縛，以一節(jié)之短處，抹殺全部的長處，一面因為崇尚玄虛，鄙棄事功，成為牢不可破的謬見。對于這類思想的矯正，固然是史評家的責任最大，但敘述的史家亦不能不分擔其責。總而言之，凡舊史對于古人價值認識錯誤者，我們都盡該下番工夫去改正他。

　　（五）皇帝的本紀及政治家的列傳，有許多過于簡略，應當從新作過。因為所有本紀，在全部二十四史中，都是編年體，作為提綱絮絜領的線索，盡是些官樣文章，上面所載的都不過上諭、日蝕、饑荒、進貢、任官一類事情。所以讀二十四史的人，對于名臣碩儒，讀他們的列傳，還可以看出一個大概；對于皇帝，讀他們的本紀，反為看不清楚。皇帝的事往往散見在旁的列傳中，自然不容易得整個的概念了。皇帝中亦有偉大人物，于國體政體上別開一個生面，如像秦始皇、漢高祖、漢武帝、漢光武、魏武帝、漢昭烈帝、吳大帝、北魏孝文帝、北周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清圣祖、清世宗、清高宗，何止一二十個人，都于一時代有極大的關系。可惜他們的本紀作得模糊影響，整個的人格和氣象完全看不出來。此外有許多大政治家亦然，雖比皇帝的本紀略為好些，但因為作的是列傳，許多有關系的事實不能不割裂到其他有關系的人物的傳中去。即如諸葛武侯的事跡，單看《三國志》的《諸葛亮列傳》，看不出他的偉大處來，須得把《蜀志》甚至于全部《三國志》都要讀完，考察他如何行政，如何用人，如何聯吳，如何伐魏，才能了解他的才能和人格。這種政治上偉大人物，無論為君為相，很可以從各列傳中把材料鉤稽出來，從新給他們一人作一個專傳。

　　（六）有許多外國人，不管他到過中國與否，只要與中國文化上政治上有密切關系，都應當替他們作專傳。譬如釋迦牟尼，他雖然不是中國人，亦沒有到過中國；但是他所創(chuàng)立的佛教在中國思想界占極重要的一部分。為自己研究的便利起見。為世界文化的貢獻起見，都有為他作專傳的必要。又如成吉斯汗，他是元代的祖宗，但是元代未有中國以前的人物，其事實不在中國本部，可以當作外國人看待。他的動作關系全世界，很值得特別研究。可惜《元史》的記載太簡略了，描寫不出他偉大的人格與事功。所以我們對于成吉斯汗，可以說有為他作專傳的義務。此外，如馬可孛羅，意大利人，他的生活大部分在中國，曾作元朝的客卿。他是第一個著書把中國介紹到歐洲去的人，在東西交通史占得重要的位置。我們中國人不能不了解他。又如利馬竇、南懷仁、湯若望、龐迪我諸人，他們在明末清初的時候，到中國來，一面輸入天主教，一面又輸入淺近的科學。歐洲方面，除教會外，很少人注意他們。中國方面，因為他們在文化上有極大的貢獻，我們就不得不特別重視了。又如大畫家的郎世寧，他的生活大部分在中國，于輸入西洋美術上，功勞很大。他在歐洲美術界只能算第二、三等腳色，在中國美術界就要算西洋畫的開山祖師。歐洲人可以不注重，我們不能不表彰。更如創(chuàng)辦海軍的瑯威爾，作中國的官，替中國出力，清季初期海軍由他一手練出，雖然是外國人，功在中國，關于他的資料，亦以中國為多，西文中尋不出甚么來。這類人物，大大小小，不下一二十個，在外國不重要，沒有作專傳的必要，在中國很重要。非作專傳不可。有現成資料，固然很好；就是難找資料，亦得設法找去。

　　（七）近代的人學術、事功比較偉大的，應當為他們作專傳。明以前的人物，因為有二十四史，材料還較易找。近代的人物，因為《清史》未出，找材料反覺困難。現在要為清朝人作傳，自然要靠家傳、行狀和墓志之類。搜羅此種史料最豐富的，要算《碑傳集》同《國朝耆獻類徵》二書。其中有許多偉大人物，資料豐富，不過仍須經一番別擇的手續(xù)。但是有許多偉大人物并此種史料而無之。例如年羹堯，我們雖知他曾作大將軍，但為雍正所殺害的情形和原因卻很難確實知道。雖為一時代的重要人物而事跡渺茫若此，豈不可惜！又如章學誠，算得一個大學者了。但是《耆獻類徵》記載他的事，只有兩行，并且把章字誤作張字。像他這樣重要的人物，將來《清史》修成，不見得會有他的列傳，縱有列傳也許把章字誤成張字，亦未可知，或者附在《文苑傳》內，簡單的說一兩行也說不定。研究近代的歷史人物，我們很感苦痛，本來應該多知道一點，而資料反而異常缺乏。我們應該盡我們的力量，搜集資料，作一篇，算一篇。尤其是最近的人，一經死去，蓋棺論定，應有好傳述其生平。即如西太后、袁世凱、蔡鍔、孫文都是清末民初極有關系的人，可惜都沒有好傳。此時不作，將來更感困難。此時作，雖不免雜點偏見，然多少尚有真實資料可憑。此時不作，往后連這一點資料都沒有了。

　　如上所述，關系重要的，性情奇怪的，舊史不載的，挾嫌誣蔑的，本紀簡略的，外國的，近代的人物，都有替他作專傳的必要。人物專史的對象，大概有此七種。

　　說到這兒，還要補充幾句。有許多人雖然偉大奇特，絕對不應作傳。這種人約有兩種：

　　（一）帶有神話性的，縱然偉大，不應作傳。譬如黃帝很偉大，但不見得真有其人。太史公作《五帝本紀》，亦作得恍惚迷離，不過說他“生而神明，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這些話很像詞章家的點綴堆砌，一點不踏實。其余的傳說，資料盡管豐富，但絕對靠不住。縱不抹殺，亦應懷疑。這種神話人物，不必上古，就是近古也有。譬如達摩，佛教的禪宗奉他為開山之祖，但是這個人的有無，還是問題。縱有這個人，他的事業(yè)究竟到甚么程度，亦令人茫然難以捉摸。無論古人近人，只要帶有神話性，都不應替他作傳。作起來，亦是渺渺茫茫，無從索解。

　　（二）資料太缺乏的人，雖然偉大奇特，亦不應當作傳。比如屈原，人格偉大，但是資料枯窘得很。太史公作《屈原列傳》，完全由淮南王安的《離騷序》里面抄出一部分來。傳是應該作的，可惜可信的事跡太少了。戰(zhàn)國時代的資料本來缺乏，又是文學家，旁的書籍記載很少，本身著作可以見生平事跡的亦不多。對這類人，在文學史上講他的地位是應該的，不過只可作很短的小傳，把史傳未載的，付之闕如；有可疑的，作為筆記，以待商榷。若勉強作篇詳傳，不是徒充篇幅，就是涉及武斷，反而失卻作傳的本意了。又如大畫家吳道子，大詩家韋蘇州，人物都很偉大，史上無傳，按理應該補作。無如吳道子事跡稀少，傳說概不足信；韋蘇州雖有一時豪俠，飲酒殺人的話，不過詩人口吻，有多方面的解釋。這類不作傳似乎不好，勉強作傳又把史學家忠實性失掉了去。這兩種人，有的令人崇拜，有的令人贊賞，有的令人惋惜，本來應該作傳，可惜沒有資料。假使另有新資料發(fā)見，那時又當別論。在史料枯窘狀況之下，不能作亦不應作，只好暫時擱下吧。

　　應該作專傳和不應該作專傳的人，上面既已說了個標準，其余三種人的專史年譜，列傳，合傳也可就此類推，現在不必詳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