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種專史，前文已經提到過。第一，人的專史；第二，事的專史；第三，文物的專史；第四，地方的專史；第五，時代的專史。本章既然叫著概論，不過提綱挈領的說一個大概；其詳細情形，留到分論再講。

　　甲人的專史自從太史公作《史記》，以本紀、列傳為主要部分，差不多占全書十分之七，而本紀、列傳又以人為主。以后二千余年，歷代所謂正史，皆踵其例。老實講起來，正史就是以人為主的歷史。

　　專以人為主的歷史，用最新的史學眼光去觀察他，自然缺點甚多，幾乎變成專門表彰一個人的工具。許多人以為中國史的最大缺點，就在此處。這句話，我們可以相當的承認：因為偏于個人的歷史，精神多注重彰善懲惡，差不多變成為修身教科書，失了歷史性質了。但是近人以為人的歷史毫無益處，那又未免太過。歷史與旁的科學不同，是專門記載人類的活動的。一個人或一群人的偉大活動可以使歷史起很大變化。若把幾千年來中外歷史上活動力最強的人抽去，歷史到底還是這樣與否，恐怕生問題了。譬如歐洲大戰，若無威廉第二、威爾遜、路易喬治、克里孟梭幾個人，歷史當然會另變一個樣子。歐洲大戰或者打不成，就打成也不是那樣結果。又如近三十年來的中國歷史，若把西太后、袁世凱、孫文、吳佩孚等人甚至于連我梁啟超沒有了去，或把這幾個人抽出來，現代的中國是個甚么樣子，誰也不能預料：但無論如何，和現在的狀況一定不同。這就可見個人與歷史的關系，和人的歷史不可輕視了。

　　一個人的性格、興趣及其作事的步驟，皆與全部歷史有關。太史公作《史記》，最看重這點。后來的正史，立傳猥雜而繁多，幾成為家譜、墓志銘的叢編，所以受人詬病。其實《史記》并不如此，《史記》每一篇列傳，必代表某一方面的重要人物。如《孔子世家》、《孟荀列傳》、《仲尼弟子列傳》，代表學術思想界最要的人物，《蘇秦》、《張儀列傳》代表造成戰國局面的游說之士，《田單》、《樂毅列傳》代表有名將帥，四公子《平原》、《孟嘗》、《信陵》、《春申列傳》，代表那時新貴族的勢力，《貨殖列傳》代表當時經濟變化，《游俠列傳》、《刺客列傳》代表當時社會上一種特殊風尚。每篇都有深意。大都從全社會著眼，用人物來做一種現象的反影，并不是專替一個人作起居注。

　　在現代歐美史學界，歷史與傳記分科；所有好的歷史，都是把人的動作藏在事里頭；書中為一人作專傳的很少。但是傳記體仍不失為歷史中很重要的部分。一人的專傳，如《林肯傳》、《格蘭斯頓傳》，文章都很美麗，讀起來異常動人。多人的列傳，如布達魯奇的《英雄傳》，專門記載希臘的偉人豪杰，在歐洲史上有不朽的價值。所以傳記體以人為主，不特中國很重視，各國亦不看輕。因此，我們作專史，盡可以個人為對象，考察某一個人在歷史上有何等關系。凡真能創造歷史的人，就要仔細研究他，替他作很詳盡的傳。而且不但要留心他的大事，即小事亦當注意。大事看環境、社會、風俗、時代，小事看性格、家世、地方、嗜好，平常的言語行動，乃至小端末節，概不放松。最要緊的是看歷史人物為甚么有那種力量。

　　每一時代中須尋出代表的人物，把種種有關的事變都歸納到他身上。一方面看時勢及環境如何影響到他的行為，一方面看他的行為又如何使時勢及環境變化。在政治上有大影響的人如此，在學術界開新發明的人亦然。先于各種學術中求出代表的人物，然后以人為中心，把這個學問的過去、未來及當時工作都歸納到本人身上。這種作法，有兩種好處：第一，可以拿著歷史主眼。歷史不外若干偉大人物集合而成。以人作標準，可以把所有的要點看得清清楚楚。第二，可以培養自己的人格。知道過去能造歷史的人物，素養如何，可以隨他學去，使志氣日益提高。所謂“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

　　乙事的專史歷史的事實，若泛泛看去，覺得很散漫，一件件的擺著，沒有甚么關系。但眼光銳敏的歷史家，把歷史過去的事實，看成為史跡的集團，彼此便互相聯絡了。好像天上的星辰，我們看去是分散的；天文家看去，可以分出十二宮。無論何種事物，必把破碎的當作集團，才有著眼的地方。研究歷史，必把一件件的史跡看為集團，才有下手的地方。把史跡看作集團研究，就是記事本末體。現代歐美史家，大體工作，全都在此。記事本末體是歷史的正宗方法。不過中國從前的記事本末，從袁樞起，直到現在，我都嫌他們對于集團的分合未能十分圓滿。即如《通鑒記[紀]事本末》把《資治通鑒》所有事實，由編年體改為記事本末體，中間就有些地方分得太瑣碎，有些地方不免遺漏。也因為《資治通鑒》本身偏于中央政治，他[地]方政治異常簡略，政治以外的事實更不用提。所以過去的記事本末體，其共同的毛病，就是范圍太窄。我們所希望的記事本末體，要從新把每朝種種事實作為集團，搜集資料，研究清楚。大集團固然要研究，再分小點，亦可以研究。凡集團事跡于一時代有重大影響的，須特別加以注意。

　　比如晚明時代的東林、復社，他們的舉動，可以作為一個集團來研究，把明朝許多事實都歸納到里邊。一方面可以看，類似政治團體的活動，以學術團體兼為政治團體，實由東林起，至復社而色彩愈顯。這是中國史上一大事實，很值得研究。研究東林、復社始末，方面很多。本來是學術機關，為甚么又有團體的政治運動一方面可以看出學術的淵源及學風的趨勢。另一方面，可以看在野的智識階級的主張。每逢政治腐敗的時候，許多在野學者，本打算閉戶讀書，然而時勢所迫，又不能不出頭說話：這種情形，全由政治醞釀而成。非全部異常明了，一部很難了解。至于復社，本來是一個團體的別名，同時的其他團體尚多，不過以復社為領袖，成為一個聯合會社的性質。我們研究創社人的姓名及各社員的籍貫，或作小傳，或作統計，可以看出復社的勢力在于何部，明亡以后，復社的活動于當時政治有何影響，滿洲入關，復社人物采取若何態度。從這些地方著手，明末清初的情形可以了如指掌了。

　　又如清世宗（雍正）的篡位前后情形，可以作為一個集團來研究，把那時候許多事實都歸納到里邊。這件事情，比較復社始末，材料難找得多。因事涉宮闈，外人很難知道。但是這件事情，關系很大，是清史主要的部分。假使沒有雍正，就不會有乾隆，道、咸、光、宣更不用說了。內容真相若何，牽涉的方面很多。有關于外國的，如喇嘛教與天主教爭權，因為世宗成了功，后來喇嘛教得勢，天主教衰落。有關于學術的，如西洋科學之輸入，因天主教被排斥，亦連帶的大受影響，幾乎中絕。有關于藩屬的，如清代之羈縻蒙古、西藏，亦以喇嘛教為媒介；即經營青海，還是要借重他。這種事情，蒙古、西藏文中稍微有點資料，可以明了一部分；中國文字資料就很少。即如年羹堯的事跡，當然和清史很有關系，我們看《東華錄》及《雍正上諭》的紀載，極其含糊，得不著一個明了的概念。若把所有資料完全搜出，可以牽連清朝全部歷史的關系。所以研究歷史的人，應當挑出一極大之事，作為集團，把旁的事實都歸納到里面，再看他們的關系影響。研究一個集團，就專心把這個集團弄明白了。能得若干人分頭作去，把所有事的集團都弄清楚，那末全部歷史的主要脈絡就可一目了然了。

　　丙文物的專史最古的文物史，要算《史記》的八書。《史記》于本紀、列傳之外，另作《禮》、《樂》、《律》、《歷》、《天官》、《封禪》、《河渠》、《平準》等書。后來班固作《漢書》，改稱為志，不以人為主，而以某制度或某事物為主。凡所敘述，皆當代的文物典章。自太史公創此例后，后代歷史，除小者外，如二十四史，皆同此例。而杜佑所作《通典》，純以制度為主，上起三代，下至隋唐，加以考核。馬端臨仿其體裁作《文獻通考》，范圍更大，義蘊更博?！锻ǖ洹匪觯抻谝淮疲弧锻肌匪?，則于朝制之外，兼及社會狀況。此種著作，中國從前頗為發達，就是我們所說的文物的歷史?！锻ǖ洹?、《通考》可謂各種制度的總史，不是各種制度的專史。在杜佑、馬端臨那個時候，有《通典》、《通考》一類著作，便已滿足了。此刻學問分科，日趨精密，我們卻要分別部居，一門一門的作去。一個人要作經濟史，同時又要作學術史、目錄學，一定做不出有價值的著述來。要作經濟史，頂好就專門研究經濟。要作學術史，頂好就專門研究學術。要治目錄學，頂好就研究《藝文志》、《經籍志》等。不惟分大類而已，還要分小類。即如研究經濟史，可以看歷代《食貨志》。食貨中包含財政及經濟兩大部分，財政、經濟又各有若干的細目。我們不妨各摘其一項，分擔研究，愈分得細愈好。既分擔這一項，便須上下千古，貫徹融通。例如專研究食貨中的財政的，在財政中又專研究租稅，在租稅中又專研究關稅；那末中國外國及關于關稅的資料都要把他搜集起來，看關稅如何起源、如何變遷、如何發展，關稅不平等的原因事實影響如何，乃至現在的關稅會議如何召集、如何進行，關稅自主的要求如何運動，記載，解釋明白。這種的工作，比泛泛然作《通典》、《通考》要切實得多，有意思得多，有價值得多。因為整部的文物，很籠統，很含混，無從下手，亦不容易研究明白，所以我主張一部分一部分的研究。先分一個大綱，如經濟、文藝、學術、民族、宗教等，一二十條；再于每條之下，分為若干類，如經濟之分為財政、租稅，文藝之分為文學、美術，學術之分為經、史，民族之分為原始、遷徙、同化，宗教之分為道、佛等。擇其最熟悉、最相近者，一個時候作一類，或者一個人作一類。久而久之，集少成多，全部文物不難完全暢曉了。

　　丁地方的專史地方的專史就是方志的變相。最古的方志要算《華陽國志》了。以后方志愈演愈多，省有省志，縣有縣志。近代大史家章實齋把方志看得極重；他的著作，研究正史的與研究方志的各得其半。方志，從前人不認為史；自經章氏提倡后，地位才逐漸增高。治中國史，分地研究，極為重要。因為版圖太大，各地的發展，前后相差懸殊。前人作史，專以中央政府為中心，只有幾個分裂時代以各國政府所在地為中心，但中心地亦不過幾個，三國有三個，十六國有十六個，究未能平均分配。研究中國史，實際上不應如此。普通所謂某個時代到某個程度，乃指都會言之；全國十之七八全不是那樣一回事。我們試看分述研究的必要。比如一向稱為本部十八省的云南，在三國以前，與中國完全無關；自諸葛渡瀘以后，這才發生交涉。然而云南向來的發展，仍不與全部歷史的發展相同。唐時的南詔，宋時的大理，都是半獨立的國家。清初吳三桂據云南，亦取半獨立的態度。三藩之亂既平，設置巡撫，始與本部關系較密。然民國十五年來，云南直接受中央轄制者不過二三年，其余諸年仍然各自為政。自古及今，云南自身如何發展；中原發達的時候，云南又受何等影響，有何種變化：這都是應當劃分出來單獨研究的事情。又如廣東，是次偏的省分，其文化的發達，亦不與中原同。自明以前，廣東的人物及事實，不能影響到中原的歷史，亦于中原的歷史上沒有相當的地位。再如安南、朝鮮，現在不屬中國，然與中國歷史關系很深。安南作中國郡縣較廣東為早，在黎氏、莫氏獨立尚未終了時，歐人東來，遂被割去。若云南當南詔、大理或吳三桂獨立未終時，外人適來，恐亦將被割去啊。所以我們對于安南、朝鮮這一類地方，也應當特別研究。不能因為現在已經失掉而置之不理。上面所說的，還是邊遠省分。說近一點，如中原幾省，最初居住的是什么人河南、山東如何變成為中華民族的中心后經匈奴、東胡民族的蹂躪，又起了多大變化這些都是應當特別研究的事情。如欲徹底的了解全國，非一地一地分開來研究不可。普通說中國如何如何，不過政治中心的狀況，不是全國一致的狀況。所以有作分地的專史之必要。廣博點分，可以分為幾大區，每區之中，看他發達的次第。精細點分，可以分省分縣分都市；每縣每市，看他進展的情形。破下工夫，仔細研究，各人把鄉土的歷史、風俗、事故、人情考察明白，用力甚小，而成效極大。

　　戊斷代的專史在整部歷史中，可以劃分為若干時代，如兩漢、六朝、隋、唐、宋、元、明、清；每一個時代中，可以又劃分為若干部分，如人的，事的，文物的，地方的。含著若干部分，成為一個時代；含著若干時代，成為一部總史?？偸窓M集前述四種材料，縱集上下幾千年的時間。因為總史不易研究，才分為若干時代，時代的專史就是從前所謂斷代為史，起自班固，后世因之，少所更改。不過舊時的斷代，以一姓興亡作標準，殊不合宜。歷史含繼續性，本不可分。為研究便利起見，挑出幾樣重大的變遷，作為根據，勉強分期，尚還可以。若不根據重大變遷，而根據一姓興亡，那便毫無意義了?；实郾M管常換，而社會變遷甚微，雖屬幾代，仍當合為一個時期。皇帝盡管不換，而社會變遷極烈，雖屬一代，仍當分為幾個時期。比如南北朝，總共不過百六十七年，而南朝有宋、齊、梁、陳四代，北朝有北魏、北齊、北周三代。若以一姓興亡分，應當分為四個或三個時期了。然此百六十七年間，社會上實無多大變化，所以我們仍當作為一個時期研究。其次述五代。五代不過五十二年，有梁、唐、晉、漢、周五個朝代。若以一姓興亡分，應當分為五個時期；然此五十二年間，社會上亦沒有多大變化，所以我們應當作為一個時期研究。上面是說皇帝換姓而社會不變的，雖然是分，應當合攏來研究。又有皇帝姓氏不換而社會變遷劇烈的，雖然是合，應當分開來研究。比如有清一代，道、咸而后，思想、學術、政治、外交、經濟、生活無一不變。不特是清代歷史的大變遷，并且是全部歷史的大變遷。我們盡可以把道、咸以前，劃分為一個時期，道、咸以后，另劃為一個時期，不必拘于成例，以一姓興亡作為標準，籠統含糊下去。果爾，一定有許多不便利的地方。歷史是不可分的，分期是勉強的。一方面不當太呆板，以一姓興亡作根據，像從前一樣；換一方面，又不當太籠統，粗枝大葉的，分上古、中古、近世三個時期。比較妥當一點的，還是劃春秋為一個時期，戰國為一個時期，兩漢為一個時期（或分或合均可），三國、兩晉、南北朝為一個時期，隋、唐為一個時期，宋、遼、金、元、明為一個時期，清分為兩個時期。這種分法，全以社會變遷作標準。在一個時期當中，可以看出思想、學術、政治、經濟改換的大勢，比較容易下手，材料亦易搜集。不管時期的長短，橫的方面，各種事實要把它弄清楚。時代的專史，為全通史的模型。專史做得好，通史就做得好。此種專史，亦可分每人擔任一項，分別做去。

　　以上講五種專史的概說，以下就要講五種專史如何做法。按照現在這個次序，一種一種的講去。同學中有興趣的，或者有志作史家的，于五種之中，認定一項，自己搜集，自己研究，自己著述，試試看。果能聚得三五十個同志，埋頭用功，只須十年功夫，可以把一部頂好的中國全史做出來。人數多，固然好；若不然，能得一半的同志，甚至于十個同志，亦可以把整部歷史完全做出。我擔任這門功課，就有這種野心。但是能否成功，那就看大家的努力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