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子元說史家應有三長，即史才、史學、史識。章實齋添上一個史德，并為四長。實齋此種補充，甚是。要想做一個史家，必須具備此四種資格。子元雖標出三種長處，但未加以解釋。如何才配稱史才、史學、史識，他不曾講到。實齋所著《文史通義》，雖有《史德》一篇，講到史家心術的重要，但亦說得不圓滿。今天所講，就是用劉、章二人所說的話，予以新意義，加以新解釋。

　　子元、實齋二人所講，專為作史的人說法。史學家要想作一部好史，應具備上述三長或四長。同學諸君方在讀書時代，只是預備學問，說不上著作之林，但我們學歷史，其目的就在想將來有所貢獻，此刻雖不是著作家，但不可不有當著作家的志向。并且，著作家的標準亦很難說，即如太史公用畢生精力作了一部《史記》，后人不滿意的地方尚多，其余諸書更不用說了。此刻我們雖不敢自稱著作家，但是著作家的訓練工作則不可少。所以史家四長之說，就不得不細細用一番功夫去研究，看要如何才能夠達到這種目的。

　　至于這幾種長處的排列法，各人主張不同：子元以才為先，學次之，識又次之；實齋又添德于才、學、識之后。今將次第稍為變更一下，先史德，次史學，又次史識，最后才說到史才。

　　甲史德現在講史德。諸君有功夫，可參看《文史通義》的《史德》篇。實齋以為作史的人，心術應該端正。譬如《魏書》，大眾認為穢史，就是因魏收心術不端的原故。又如《左氏春秋》，劉歆批評他“是非不謬于圣人”，就是心術端正的原故。簡單說起來，實齋所謂史德，乃是對于過去毫不偏私，善惡、褒貶，務求公正。

　　歷代史家對于心術端正一層，大部異常重視。這一點，吾人認為有相當的必要，但尚不足以盡史德的含義。我以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過于忠實。如何才算忠實即“對于所敘述的史跡，純采客觀的態度，不絲毫參以自己意見”便是。例如畫一個人，要絕對像那個人。假使把灶下婢畫成美人，畫雖然美，可惜不是本人的面目。又如做一個地方游記，記的要確是那個地方。假使寫顏子的陋巷，說他陳設美麗，景致清雅，便成了建筑師的計劃，不是實地的事物了。

　　忠實一語，說起來似易，做起來實難。因為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觀；這種主觀，蟠踞意識中甚深，不知不覺便發動起來。雖打主意力求忠實，但是心之所趨，筆之所動，很容易把信仰喪失了。完美的史德，真不容易養成。最常犯的毛病，有下列數種，應當時時注意，極力鏟除。

　　（一）夸大一個人做一部著作，無論所作的是傳記。是記事本末，是方志，或是國史，總有他自己的特別關系。即如替一個人作特別傳記，必定對于這個人很信仰，時常想要如何才做得很好。中國人稱說孔子，總想像他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所以《孔子家語》及其他緯書竟把孔子說成一個神話中的人物了。例如說孔子與顏子在泰山頂上同看吳國城門中的一個人，顏子看得模糊，孔子看得極其清楚。諸如此類，其意思縱使本來不壞，但是絕非事實，只能作為一種神話看待。無論說好說壞，都是容易過分，正如子貢所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又如地方志，自己是那一省人，因為要發揮愛鄉心，往往把那一省說得很好。不過，過分的夸大，結果常引出些無聊的贊美，實際上毫無價值。再如講中國史，聽見外國人鄙視中國，心里就老大不愿意，總想設法把中國的優點表彰出來，一個比一個說得更好，結果只養成全國民的不忠實之夸大性。夸大心，人人都有；說好說壞，各人不同。史家尤其難免。自問沒有，最好；萬一有了，應當設法去掉它。

　　（二）附會自己有一種思想，或引古人以為重，或引過去事實以為重，皆是附會。這種方法，很帶宣傳意味，全不是事實性質。古今史家，皆不能免。例如提倡孝道，把大舜作個榜樣，便附會出完廩、浚井等等事實來。想提倡夫婦情愛，便附會出杞梁[妻]哭夫的事實，一哭會把城墻哭崩了。愈到近代，附會愈多。關于政治方面，如提倡共和政體，就附會到堯舜禪讓，說他們的“詢于四岳”就是天下為公，因說我們古代也有共和政治、民主精神。關于社會方面，如提倡共產制度，就附會周初井田，是以八家為井，井九百畝，每家百畝，公田百畝，因說我們古代也講土地國有，平均勞逸。這種附會，意思本非不善，可惜手段錯了。即如堯舜禪讓，有沒有這回事，尚是問題，勉強牽合到民主政治上去，結果兩敗俱傷。從事實本身說，失卻歷史的忠實性；從宣傳效力說，容易使聽的人誤解。曹丕篡漢時，把那鬼混的禪讓禮行完之后，他對人說：“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假使青年學子誤解了堯舜“詢于四岳”，以為就是真正共和，也學曹丕一樣說“共和之事，吾知之矣”，那可不糟透了嗎總之，我們若信仰一主義。任用何手段去宣傳都可以，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傳工具。非惟無益，而又害之。

　　（三）武斷武斷的毛病，人人都知道不應該，可是人人都容易犯。因為歷史事實散亡很多，無論在古代，在近代，都是一樣。對于一件事的說明，到了材料不夠時，不得不用推想。偶然得到片辭孤證，便很高興，勉強湊合起來，作為事實。因為材料困難，所以未加審擇，專憑主觀判斷，隨便了之，其結果就流為武斷了。固然，要作一部歷史，絕對不下斷案是不行的。斷案非論斷，乃歷史真相。即如堯舜禪讓，究竟有沒有這回事，固極難定，但不能不搜集各方面的意見，擇善而從，下一個“蓋然”的斷案。但是不要太愛下斷案了。有許多人愛下判斷，下得太容易，最易陷于武斷。資料和自己脾胃合的，便采用；不合的，便刪除；甚至因為資料不足，從事偽造。晚明人犯此毛病最多。如王弇州、楊升庵等皆是。

　　忠實的史家對于過去事實，十之八九應取存疑的態度。即現代事實，亦大部分應當特別審慎。民國十五年來的事實，算是很容易知道了，但要事事都下斷案，我自己就常無把握。即如最近湖北的戰事，吳佩孚在漢口，究竟如何措施為甚么失漢陽為甚么失武勝關若不謹慎，遽下斷案，或陷于完全錯誤亦未可知。又如同學之間，彼此互作傳記，要把各人的真性格描寫出來，尚不容易，何況古人，何況古代事實呢所以歷史事實，因為種種關系，絕對確實性很難求得的時候，便應采取懷疑態度，或將多方面的異同詳略羅列出來。從前司馬光作《資治通鑒》，同時就作考異，或并列各說，或推重一家。這是很好的方法。

　　總而言之，史家道德，應如鑒空衡平，是甚么，照出來就是甚么，有多重，稱出來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觀意見鏟除凈盡，把自己性格養成像鏡子和天平一樣。但這些話，說來雖易，做到真難。我自己會說，自己亦辦不到。我的著作，很希望諸君亦用鑒空衡平的態度來批評。

　　乙史學有了道德，其次要講的就是史學。前人解釋史學，太過空洞，范圍茫然，無處下手。子元、實齋雖稍微說了一點，可惜不太清楚。現在依我的意見，另下解釋。

　　歷史范圍，極其廣博。凡過去人類一切活動的記載都是歷史。古人說：“一部十七史，何從說起”十七史已經沒有法子讀通，何況由十七而二十二而二十四呢何況正史之外，更有浩如煙海的其他書籍呢一個人想將所有史料都經目一遍，尚且是絕對不可能之事，何況加以研究組織，成為著述呢無論有多大的天才、學問和精力，想要把全史包辦，絕無其事。我年輕時，曾經有此種野心，直到現在，始終沒有成功。此刻只想能夠在某部的專史得有相當成績，便躊躇滿志了。所以凡做史學的人，必先有一種覺悟，曰：貴專精不貴雜博。

　　孔子說：“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我們做學問，切勿以為“一物不知，儒者之恥”。想要無所不知，必定一無所知。真是一無所知，那才可恥喲。別的學問如此，史學亦然。我們應該在全部學問中，劃出史學來，又在史學中，劃出一部分來，用特別興趣及相當預備，專門去研究它。專門以外的東西，盡可以有許多不知；專門以內的東西，非知到透徹周備不可。所以我們做史學，不妨先擇出一二專門工作，作完后，有余力，再作旁的東西，萬不可以貪多。如想做文學史，便應專心研究，把旁的學問放開。假使又嫌文學史范圍太大，不妨再擇出一部分，如王靜安先生單研究《宋元戲曲史》之類。做這種工作，不深知詩史詞史，或可以；對于本門，則務要盡心研究，力求完備。如此一來，注意力可以集中，訪問師友，既較容易，搜集圖書，亦不困難，才不至游騎無歸，白費氣力。有人以為這樣似太窄狹，容易拋棄旁的學問，其實不然。學問之道，通了一樣，旁的地方就很容易。學問門類雖多，然而方法很少。如何用腦，如何用目，如何用手，如何詢問、搜集，養成習慣，可以應用到任何方面。好像攻打炮臺，攻下一個，其余就應手而下了。

　　有了專門學問，還要講點普通常識。單有常識，沒有專長，不能深入顯出；單有專長，常識不足，不能觸類旁通。讀書一事，古人所講，專精同涉獵，兩不可少。有一專長，又有充分常識，最佳。大概一人功力，以十之七八，做專精的功夫，選定局部研究，練習搜羅材料，判斷真偽，決擇取舍；以十之一二[二三]，做涉獵的功夫，隨便聽講，隨便讀書，隨意談話：如此做去，極其有益。關于涉獵，沒有甚么特別法子；關于專精下苦功的方法，約有下面所列三項：

　　（一）勤于抄錄顧亭林的《日知錄》，大家知道是價值很高。有人問他別來幾年，《日知錄》又成若干卷顧氏答應他說，不過幾條。為甚么幾年功夫才得幾條因為陸續抄錄，雜湊而成，先成長編，后改短條，所以功夫大了。某人日記稱，見顧氏《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稿，寫滿了蠅頭小楷，一年年添上去的，可見他抄書之勤。顧氏常說：“善讀書不如善抄書。”常常抄了，可以漸進于著作之林。抄書像顧亭林，可以說勤極了。我的鄉先生陳蘭甫先生作《東塾讀書記》，即由抄錄潠成。新近有人在香港買得陳氏手稿，都是一張張的小條，裱成冊頁。或一條僅寫幾個字，或一條寫得滿滿的。我現在正以重價購求此稿，如能購得，一則可以整理陳氏著作，一則可以看出他讀書的方法。古人平常讀書，看見有用的材料就抄下來；積之既久，可以得無數小條；由此小條，輯為長編；更由長編，編為巨制。顧亭林的《日知錄》，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陳蘭甫的《東塾讀書記》，都系由此作成。一般學問如此，做專門學問尤其應當如此。近來青年常問我，研究某事，甚么地方找材料。我每逢受此質問，便苦于答不出來。因為資料雖然很豐富，卻是很散漫，并沒有一部現成書把我們所要的資料湊在一處以供取攜之便。就這一點論，外國青年做學問，像比我們便宜多了。他們想研究某種問題，打開百科辭典或其他大部頭的參考書，資料便全部羅列目前。我們卻像披沙揀金，揀幾個鐘頭，得不到一粒。但為實際上養成學問能力起見，到底誰吃虧，誰便宜，還是問題。吃現成飯吃慣了的人，后來要做很辛苦的工作，便做不來了。“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粒米，一顆飯，都經過自己的汗血造出來，入口便更覺異常甘美。我們因為資料未經整理，自己要作篳路藍縷、積銖累寸的工作，實是給我們以磨練學問能力之絕好機會。我們若厭煩，不肯做，便錯過機會了。

　　（二）練習注意初學讀書的人，看見許多書，要想都記得，都能作材料，實在很不容易。某先輩云：“不會讀書，書面是平的；會讀書，字句都浮起來了。”如何才能使書中字浮凸起來唯一的方法，就是訓練注意。昔人常說，好打燈謎的人，無論看甚么書，看見的都是燈謎材料。會作詩詞的人，無論打開甚么書，看見的都是文學句子。可見注意那一項，那一項便自然會浮凸出來。這種工作，起初做時是很難，往后就很容易。我自己就能辦得到，無論讀到甚么書，都可以得新注意。究竟怎樣辦到的我自己亦不知道。大概由于練習。最初的方法，頂好是指定幾個范圍，或者作一篇文章，然后看書時，有關系的就注意，沒有關系的就放過。過些日子，另換范圍，另換題目，把注意力換到新的方面。照這樣做得幾日，就做熟了。熟了以后，不必十分用心，隨手翻開，應該注意之點立刻就浮凸出來。讀一書，專取一個注意點；讀第二遍，另換一個注意點。這是最粗的方法，其實亦是最好的方法。幾遍之后，就可以同時有幾個注意點，而且毫不吃力。前面所述讀書貴勤于抄錄，如果看不出注意點，埋頭瞎抄，那豈不是白抄了嗎一定要有所去取，去取之間，煞費功夫，非有特別訓練不可。

　　（三）逐類搜求甚么叫逐類搜求就是因一種資料，追尋一種資料，跟蹤搜索下去。在外國，工具方便，辭典充備，求資料尚不太難；中國工具甚少，辭典亦不多，沒有法子，只好因一件追一件。比如讀《孟子》，讀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之語，因有此語，于是去搜尋當時的書，看有甚么人在甚么地方說過這類的話。《韓非子？顯學篇》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墨離為三。”《荀子？非十二子篇》又說：“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慢[侵]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是墨翟、宋钘也。”孫仲容因得這種資料，加以組織，作《墨學傳授考》、《墨家諸子鉤沉》等文，作得的確不錯。為甚么能有那樣著作就是看見一句話，跟蹤追去。這種工作，就叫做逐類搜求。或由簡單事實，或由某書注解看見出于他書，因又追尋他書。諸君不要以為某人鴻博，某人特具天才，其實無論有多大天才，都不能全記，不過方法好，或由平時記錄，或由跟蹤追尋，即可以得許多好材料。

　　此外方法尚多，我們暫說三門以為示范的意思。工作雖然勞苦，興味確是深長。要想替國家作好歷史，非勞苦工作不可。此種工作，不單于現在有益，腦筋訓練慣了，用在甚么地方都有益。誠然，中國史比西洋史難作，但西洋史或者因為太容易的原故，把治學能力減少了，好像常坐車的人兩腿不能走路一樣。一種學問，往往因為現存材料很多，不費氣力，減少學者能力。這類事實很多。所以我主張要趁年富力強，下幾年苦工，現在有益，將來亦有益；讀書有益，作事亦有益。

　　丙史識史識是講歷史家的觀察力。做一個史家，須要何種觀察力這種觀察力，如何養成觀察要敏銳，即所謂“讀書得間”。旁人所不能觀察的，我可以觀察得出來。凡科學上的重大發明，都由于善于觀察。譬如蘋果落地，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牛頓善于觀察，就發明萬有引力。開水壺蓋沖脫，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瓦特善于觀察，就發明蒸汽機關。無論對于何事何物，都要注意去觀察，并且要繼續不斷的做細密功夫，去四面觀察。在自然科學，求試驗的結果；在歷史方面，求關聯的事實。但凡稍有幫助的資料，一點都不可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