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學者，以邵康節為首，同時有司馬溫公及王荊公，皆以政治家著，又以特別之學風，立于思想系統之外者也，溫公仿揚雄之太玄作潛虛，以數理解釋宇宙，無關于倫理學，故略之。荊公之性論，則持平之見，足為前代諸性論之結局。特敘于下：

　　小傳王荊公，名安石，字介甫，荊公者，其封號也。臨川人。神宗時被擢為參知政事，厲行新法。當時正人多反對之者，遂起黨獄，為世詬病。元豐元年，以左仆射觀文殿大學士卒，年六十八。其所著有新經義學說及詩文集等。

　　今節敘其性論及禮論之大要于下：

　　性情之均一自來學者，多判性情為二事，而于情之所自出，恒苦無說以處之。荊公曰：“性情一也。世之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者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于外而存于心者，性也；發于外而見于行者，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蓋以性情者，不過本體方面與動作方面之別稱，而并非二事。性純則情亦純，情固未可滅也。何則？無情則直無動作，非吾人生存之狀態也。故曰：“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無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為小人者，無非情也。”

　　善惡性情皆純，則何以有君子小人及善惡之別乎？無他，善惡之名，非可以加之性情，待性情發動之效果，見于行為，評量其合理與否，而后得加以善惡之名焉。故曰：“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人生而有之，接于物而后動。動而當理者，圣也，賢也；不當于理者，小人也”彼徒見情發于外，為外物所累，而遂入于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情之發于外，為外物所感，而亦嘗入于善乎？”如其說，則性情非可以善惡論，而善惡之標準，則在理。其所謂理，在應時處位之關系，而無不適當云爾。

　　情非惡之證明彼又引圣人之事，以證情之非惡。曰：“舜之圣也，象喜亦喜，使可喜而不喜，豈足以為舜哉？文王之圣也，王赫斯怒，使可怒而不怒，豈足以為文王哉？舉二者以明之，其余可知。使無情，雖曰性善，何以自明哉？

　　誠如今論者之說，以無情為善，是木石也。性情者，猶弓矢之相待而為用，若夫善惡，則猶之中與不中也。”

　　禮論荀子道性惡，故以禮為矯性之具。荊公言性情無善惡，而其發于行為也，可以善，可以惡，故以禮為導人于善之具。其言曰：“夫木斫之而為器，馬服之而為駕，非生而能然也，劫之于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圣人不舍木而為器，不舍馬而為駕，固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圣人因人之欲而為之制；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順其性之所欲也。圣人茍不為之禮，則天下蓋有慢父而疾母者，是亦可謂無失其性者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彼將趨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也，乃以為天性無是而化于偽也。然則狙猿亦可為禮耶？”故曰：“禮者，始于天而成于人，天無是而人欲為之，吾蓋未之見也。”

　　結論荊公以政治文章著，非純粹之思想家，然其言性情非可以善惡名，而別求善惡之標準于外，實為漢唐諸儒所未見及，可為有卓識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