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理學之起源魏晉以降，苦于漢儒經學之拘腐，而遁為清談。齊梁以降，歉于清談之簡單，而縟為詩文。唐中葉以后，又饜于體格靡麗內容淺薄之詩文，又趨于質實，則不得不反而求諸經訓。雖然，其時學者，既已濡染于佛老二家閎大幽渺之教義，勢不能復局于詁訓章句之范圍，而必于儒家言中，辟一閎大幽渺之境，始有以自展，而且可以與佛老相抗。此所以競趨于心性之理論，而理學由是盛焉。

　　朱陸之異同宋之理學，創始于邵、周、張諸子，而確立于二程。二程以后，學者又各以性之所近，遞相傳演，而至朱、陸二子，遂截然分派。朱子偏于道問學，尚墨守古義，近于荀子。陸子偏于尊德性，尚自由思想，近于孟子。

　　朱學平實，能使社會中各種階級修私德，安名分，故當其及身，雖嘗受攻訐，而自明以后，頓為政治家所提倡，其勢力或彌漫全國。然承學者之思想，卒不敢溢于其范圍之外。陸學則至明之王陽明而益光大焉。

　　動機論之成立朱陸兩派，雖有尊德性、道向學之差別，而其所研究之對象，則皆為動機論。董仲舒之言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張南軒之言曰：“學者潛心孔孟，必求其門而入，以為莫先于明義利之辨，蓋圣賢，無所為而然也。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

　　自未知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后為利也。意之所向，一涉于有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為徇己自私，則一而已矣。”此皆極端之動機論，而朱、陸兩派所公認者也。

　　功利論之別出孔孟之言，本折衷于動機、功利之間，而極端動機論之流弊，勢不免于自殺其競爭生存之力。故儒者或激于時局之顛危，則亦恒溢出而為功利論。呂東萊、陳龍川、葉水心之屬，憤宋之積弱，則嘆理學之繁瑣，而昌言經制。顏習齋痛明之俄亡，則并詆朱、陸兩派之空疏，而與其徒李恕谷、王昆繩輩研究禮樂兵農，是皆儒家之功利論也。惟其人皆亟于應用，而略于學理。故是編未及詳敘焉。

　　儒教之凝成自漢武帝以后，儒教雖具有國教之儀式及性質，而與社會心理尚無致密之關系。（觀晉以后，普通人佞佛求仙之風，如是其盛，茍其先已有普及之儒教，則其時人心之對于佛教，必將如今人之對于基督教矣。）其普通人之行習，所以能不大違于儒教者，歷史之遺傳，法令之約束為之耳。及宋而理學之儒輩出，講學授徒，幾遍中國。其人率本其所服膺之動機論，而演繹之于日用常行之私德，又卒能克苦躬行，以為規范，得社會之信用。其后，政府又專以經義貢士，而尤注意于朱注之《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

　　于是稍稍聰穎之士，皆自幼寢饋于是。達而在上，則益增其說于法令之中；窮而在下，則長書院，設私塾，掌學校教育之權；或為文士，編述小說劇本，行社會教育之事。遂使十室之邑，三家之村，其子弟茍有從師讀書者，則無不以四書為讀本。而其間一知半解互相傳述之語，雖不識字者，亦皆耳熟而詳之。

　　雖間有苛細拘苦之事，非普通人所能耐，然清議既成，則非至頑悍者，不敢顯與之悖，或陰違之而陽從之，或不能以之律己，而亦能以之繩入，蓋自是始確立為普及之宗教焉。斯則宋明理學之功也。

　　思想之限制宋儒理學，雖無不旁采佛老，而終能立凝成儒教之功者，以其真能以信從教主之儀式對于孔子也。彼等于孔門諸子，以至孟子，皆不能無微詞，而于孔子之言，則不特不敢稍違，而亦不敢稍加以擬議，如有子所謂夫子有為而言之者。又其所是非，則一以孔子之言為準。故其互相排斥也，初未嘗持名學之例以相繩，曰：知〔如〕是則不可通也，如是則自相矛盾也。惟以宗教之律相繩，曰：如是則與孔子之說相背也，如是則近禪也。其篤信也如此，故其思想皆有制限。其理論界，則以性善、性惡之界而止。至于善惡之界說若標準，則皆若無庸置喙，故往往以無善無惡與善為同一，而初不自覺其抵牾。

　　其于實踐方面，則以為家族及各種社會之組織，自昔已然，惟其間互相交際之道，如何而能無背于孔子。是為研究之對象，初未嘗有稍萌改革之思想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