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傳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景帝時,為博士。武帝時,以賢良應舉,對策稱旨。武帝復策之,仲舒又上三策,即所謂《天人策》也。歷相江都王、膠西王,以病免,家居著書以終。
著書《天人策》為仲舒名著,其第三策,請滅絕異學,統一國民思想,為武帝所采用,遂尊儒術為國教,是為倫理史之大紀念。其他所著書,有所謂《春秋繁露》、《玉杯》、《竹林》之屬,其詳已不可考。而傳于世者號曰《春秋繁露》,蓋后儒所綴集也。其間雖多有五行災異之說,而關于倫理學說者,亦頗可考見云。
純粹之動機論仲舒之倫理學,專取動機論,而排斥功利說。故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為宋儒所傳誦,而大占勢力于倫理學界者也。
天人之關系仲舒立天人契合之說,本上古崇拜自然之宗教而敷張之。以為蹤跡吾人之生系,自父母而祖父母而曾父母,又遞推而上之,則不能不推本于天,然則人之父即天也。天者,不特為吾人理法之標準,而實有血族之關系,故吾人不可不敬之而法之。然則天之可法者何在耶?曰:“天覆育萬物,化生而養成之,察天之意,無窮之仁也。”天常以愛利為意,以養為事。又曰:“天生之以孝悌,無孝悌則失其所以生。地養之以衣食,無衣食則失其所以養。人成之以禮樂,無禮樂則失其所以成。”言三才之道惟一,而宇宙究極之理想,不外乎道德也。由是以人為一小宇宙,而自然界之變異,無不與人事相應。蓋其說頗近于墨子之有神論,而其言天以愛利為道,亦本于墨子也。
性仲舒既以道德為宇宙全體之歸宿,似當以人性為絕對之善,而其說乃不然。曰:“禾雖出米,而禾未可以為米。性雖出善,而性未可以為善。繭雖有絲,而繭非絲。卵雖出雛,而卵非雛。故性非善也。性者,禾也,卵也,繭也。
卵待覆而后為善雛,繭待練而后為善絲,性待教訓而后能善。善者,教誨所使然也,非質樸之能至也。”然則性可以為善,而非即善也。故又駁性善說,曰:
“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是圣人之善也。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由是觀之,圣人之所謂善,亦未易也。善于禽獸,非可謂善也。”又曰:“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情與性一也,暝情亦性也。謂性善則情奈何?故圣人不謂性善以累其名。身之有性情也,猶之有陰陽也。”言人之性而無情,猶言天之陽而無陰也。仁、貪兩者,皆自性出,必不可以一名之也。
性論之范圍仲舒以孔子有上知下愚不移之說,則從而為之辭曰:“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亦不可以名性。性者,中民之性也。”是亦開性有三品說之端者也。
教仲舒以性必待教而后善,然則教之者誰耶?曰:在王者,在圣人。蓋即孔子之所謂上知不待教而善者也。故曰:“天生之,地載之,圣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天必安之。君之所命,民必從之。故君民者,貴孝悌,好禮義,重仁廉,輕財利,躬親職此于上,萬民聽而生善于下,故曰:先王以教化民。”
仁義仲舒之言修身也,統以仁義,近于孟子。惟孟子以仁為固有之道德性,而以義為道德法則之認識,皆以心性之關系言之;而仲舒則自其對于人我之作用而言之,蓋本其原始之字義以為說者也。曰:“春秋之所始者,人與我也。
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仁以安人,義以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以別,仁之于人,義之于我,不可不察也。眾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以義設人,絕其處,逆其理,鮮不亂矣。”又曰:“春秋為仁義之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而義不予。不被澤于人,雖厚自愛,而仁不予。”
結論仲舒之論理學說,雖所傳不具,而其性論,不毗于善惡之一偏,為漢唐諸儒所莫能外。其所持純粹之動機論,為宋儒一二學派所自出,于倫理學界頗有重要之關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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