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族之始建國也，以家族為模型。又以其一族之文明，同化異族，故一國猶一家也。一家之中，父兄更事多，常能以其所經驗者指導子弟。一國之中，政府任事專，故亦能以其所經驗者指導人民。父兄之貴，在躬行道德以范子弟，而著其條目于家教，子弟有不帥教者責之。政府之責，在躬行道德，以范人民，而著其條目于禮，人民有不帥教者罰之。（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是也。

　　古者未有道德法律之界說，凡條舉件系者皆以禮名之。至《禮記》所謂禮不下庶人，則別一義也。）故政府猶父兄也，（惟父兄不德，子弟惟怨慕而已，如舜之號泣一于旻天是也。政府不德，則人民得別有所擁戴以代之，如湯武之革命是也。然此皆變例。）人民常抱有稟承道德于政府之觀念。而政府之所謂道德，雖推本自然教，近于動機論之理想，而所謂天命有禮，天討有罪，則實毗于功利論也。當虞夏之世，天災流行，實業未興，政府不得不偏重功利。其時所揭者，曰正德利用厚生。利用厚生者，勤儉之德；正德者，中庸之德也（如皋陶所言之九德是也）。洎乎周代，家給人足，人類公性，不能以體魄之快樂自饜，恒欲進而求精神之幸福。周公承之，制禮作樂。禮之用方以智，樂之用圓而神。

　　右文增美，尚禮讓，斥奔競。其建都于洛也，曰：使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亡，其尚公如此。蓋于不知不識間，循時勢之推移，偏毗于動機論，而排斥功利論矣。然此皆歷史中遞嬗之事實，而未立為學說也。管子鑒周治之弊而矯之，始立功利論。然其所謂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則參以動機論者也。

　　老子苦禮法之拘，而言大道，始立動機論。而其所持柔弱勝剛強之見，則猶未能脫功利論之范圍也。商君、韓非子承管子之說，而立純粹之功利論。莊子承老子之說，而立純粹之動機論。是為周代倫理學界之大革命家。惟商、韓之功利論，偏重刑罰，僅有消極之作用。而政府萬能，壓束人民，不近人情，尤不合于我族歷史所孳生之心理。故其說不能久行，而惟野心之政治家陰利用之。

　　莊子之動機論，幾超絕物質世界，而專求精神之幸福。非舉當日一切家族社會國家之組織而悉改造之，不足以普及其學說，尤與吾族父兄政府之觀念相沖突。

　　故其說不特恒為政治家所排斥，而亦無以得普通人之了信仰，惟遁世之士頗尋味之。（漢之政治家言黃老、不言老莊以此。）其時學說，循歷史之流委而組織之者，惟儒、墨二家。惟墨子紹述夏商、以挽周弊，其兼愛主義，雖可以質之百世而不惑，而其理論，則專以果效為言，純然功利論之范圍。又以鬼神之禍福脅誘之，于人類所以互相愛利之故，未之詳也。而維循當日社會之組織，使人之克勤克儉，互相協助，以各保其生命，而亦不必有陶淑性情之作用。此必非文化已進之民族所能堪，故其說惟平凡之慈善家頗宗尚之。（如漢之《太上感應》篇，雖托于神仙家，而實為墨學。明人所傳之《陰騭篇》、《功過格》等，皆其流也。）惟儒家之言，本周公遺意，而兼采唐虞夏商之古義以調燮之。理論實踐，無在而不用折衷主義：推本性道，以勵志士，先制恒產，乃教凡民，此折衷于動機論與功利論之間者也。以禮節奢，以樂易俗，此折衷于文質之間者也。子為父隱，而吏不撓法，（如孟子言舜為天子，而瞽瞍殺人，則皋陶執之，舜亦不得而禁之。）此折衷于公德私德之間者也。人民之道德，稟承于政府，而政府之變置，則又標準于民心，此折衷于政府人民之間者也。敬恭祭祀而不言神怪，此折衷于人鬼之間者也。雖其哲學之閎深，不及道家；法理之精核，不及法家；人類平等之觀念，不及墨家。又其所謂折衷主義者，不以至精之名學為基本，時不免有依違背施之跡，故不免為近世學者所攻擊。然周之季世，吾族承唐虞以來二千年之進化，而凝結以為社會心理者，實以此種觀念為大多數。

　　此其學說所以雖小挫于秦，而自漢以后，卒為吾族倫理界不祧之宗，以至于今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