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十二章    商君

　　小傳商君氏公孫，名鞅，受封于商，故號曰商君。君本衛(wèi)庶公子，少好刑名之學(xué)。聞秦孝公求賢，西行，以強國之術(shù)說之，大得信任。定變法之令，重農(nóng)戰(zhàn)，抑親貴，秦以富強。孝公卒，有讒君者，君被磔以死。秦襲君政策，卒并六國。君所著書凡二十五篇。

　　革新主義管子，持通變主義者也。其于周制雖不屑屑因襲，而未嘗大有所摧廓。其時周室雖衰，民志猶未漓也。及戰(zhàn)國時代，時局大變，新說迭出。

　　商君承管子之學(xué)說，遂一進(jìn)而為革新主義。其言曰：“前世不同教，何古是法？

　　帝王不相復(fù)，何禮是循？伏羲神農(nóng)，不教而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恕。至于文武，各當(dāng)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定，制令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供其用。”故曰：“治世者不二道，便國者不必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商夏之亡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非，而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又其駁甘龍之言曰：“常人安于故俗，學(xué)者溺于所聞，兩者以之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定法，不肖者拘焉。”商君之果斷如此，實為當(dāng)日思想革命之巨子。固不為時勢所驅(qū)迫，而要之非有超人之特性者，不足以語此也。

　　舊道德之排斥周末文勝，凡古人所標(biāo)揭為道德者，類皆名存實亡，為干祿舞文之具，如莊子所謂儒以詩禮破家者是也。商君之革新主義，以國家為主體，即以人民對于國家之公德為無上之道德。而凡襲私德之名號，以間接致害于國家者，皆竭力排斥之。故曰：“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辨，有是十者，其國必削而至亡。”其言雖若過激，然當(dāng)日虛誣吊詭之道德，非摧陷而廓清之，誠不足以有為也。

　　重刑商君者，以人類為惟有營私背公之性質(zhì)，非以國家無上之威權(quán)，逆其性而迫壓之，則不能一其心力以集合為國家。故務(wù)在以刑齊民，而以賞為刑之附庸。曰：“刑者，所以禁奪也。賞者，所以助禁也。故重罰輕賞，則上愛民而下為君死。反之，重賞而輕罰，則上不愛民，而下不為君死。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強國刑七而賞三，削國刑五而賞亦五。”商君之理想既如此，而假手于秦以實行之，不稍寬假。臨渭而論刑，水為之赤。司馬遷評為天資刻薄，諒哉。

　　尚信商君言國家之治，在法、信、權(quán)三者。而其言普通社會之制裁，則惟信。秉政之始，嘗懸賞徙木以示信，亦其見端也。蓋彼既不認(rèn)私人有自由行動之余地，而惟以服從于團(tuán)體之制裁為義務(wù)，則舍信以外，無所謂根本之道德矣。

　　結(jié)論商君，政治家也，其主義在以國家之威權(quán)裁制各人。故其言道德也，專尚公德，以為法律之補助，而持之已甚，幾不留各人自由之余地。又其觀察人性，專以趨惡之一方面為斷，故尚刑而非樂，與管子之所謂令順民心者相反。

　　此則其天資刻薄之結(jié)果，而所以不免為道德界之罪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