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時，就是民國二三年時候，北京的幾個國家銀行的鈔票，信用日見其好了，真所謂蒸蒸日上。聽說連一向執迷于現銀的鄉下人，也知道這既便當，又可靠，很樂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則不必是“特殊知識階級”，也早不將沉重累墜的銀元裝在懷中，來自討無謂的苦吃。想來，除了多少對于銀子有特別嗜好和愛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鈔票了罷，而且多是本國的。但可惜后來忽然受了一個不小的打擊。

　　就是袁世凱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義。這邊所受的影響之一，是中國和交通銀行的停止兌現。雖然停止兌現，政府勒令商民照舊行用的威力卻還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領，不說不要，卻道找不出零錢。假如拿幾十幾百的鈔票去買東西，我不知道怎樣，但倘使只要買一枝筆，一盒煙卷呢，難道就付給一元鈔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沒有這許多票。那么，換銅元，少換幾個罷，又都說沒有銅元。那么，到親戚朋友那里借現錢去罷，怎么會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講愛國了，要外國銀行的鈔票。但外國銀行的鈔票這時就等于現銀，他如果借給你這鈔票，也就借給你真的銀元了。

　　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很有些恐慌。俄國革命以后的藏著紙盧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這樣的罷；至多，不過更深更大罷了。我只得探聽，鈔票可能折價換到現銀呢？說是沒有行市。幸而終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幾。我非常高興，趕緊去賣了一半。后來又漲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了現銀，沉墊墊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倘在平時，錢鋪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元，我是決不答應的。

　　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后，還萬分喜歡。

　　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么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嘆息的時候，然后給與他略等于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為什么呢？因為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馬了。

　　我們不必恭讀《欽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審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讀的《鑒略》，——還嫌煩重，則看《歷代紀元編》，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國古”的中華，歷來所鬧的就不過是這一個小玩藝。但在新近編纂的所謂“歷史教科書”一流東西里，卻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說：咱們向來就很好的。

　　但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于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于那一面，但又屬于無論那一面。強盜來了，就屬于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仿佛又屬于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愿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假使真有誰能夠替他們決定，定下什么奴隸規則來，自然就“皇恩浩蕩”了。可惜的是往往暫時沒有誰能定。舉其大者，則如五胡十六國的時候，黃巢的時候，五代時候，宋末元末時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這時候，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為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的，無論仍舊，或者新頒，總之是有一種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憤言而已，決心實行的不多見。實際上大概是群盜如麻，紛亂至極之后，就有一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圣。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于是便“萬姓臚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么“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灣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里——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那些作亂人物，從后日的“臣民”看來，是給“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說：“為圣天子驅除云爾。”現在入了那一時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國學家的崇奉國粹，文學家的贊嘆固有文明，道學家的熱心復古，可見于現狀都已不滿了。然而我們究竟正向著那一條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戰爭，稍富的遷進租界，婦孺則避入教堂里去了，因為那些地方都比較的“穩”，暫不至于想做奴隸而不得。總而言之，復古的，避難的，無智愚賢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了。

　　但我們也就都像古人一樣，永久滿足于“古已有之”的時代么？都像復古家一樣，不滿于現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滿于現在的，但是，無須反顧，因為前面還有道路在。而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二

　　但是贊頌中國固有文明的人們多起來了，加之以外國人。我常常想，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國人的肉的！

　　鶴見釣輔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記一個白人將到中國，預定的暫住時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還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們兩人一同吃晚飯——

　　“在圓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獻著出海的珍味，談話就從古董，畫，

　　政治這些開頭。電燈上罩著支那式的燈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羅列的屋子中。什么無產階級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過在什么地方刮風。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氣中，一面深思著對于外人有著‘魅力’的這東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漢人種的生活美了；滿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漢人種的生活美了。現在西洋人也一樣，嘴里雖然說著Democracy呀，什么什么呀，而卻被魅于支那人費六千年而建筑起來的生活的美。一經住過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風時候的萬丈的沙塵，每三月一回的督軍們的開戰游戲，都不能抹去這支那生活的魅力。”

　　這些話我現在還無力否認他。我們的古圣先賢既給與我們保古守舊的格言，但同時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獻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國人的耐勞，中國人的多子，都就是辦酒的材料，到現在還為我們的愛國者所自詡的。西洋人初入中國時，被稱為蠻夷，自不免個個蹙額，但是，現在則時機已至，到了我們將曾經獻于北魏，獻于金，獻于元，獻于清的盛宴，來獻給他們的時候了。出則汽車，行則保護：雖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雖或被劫，然而必得賠償的；孫美瑤擄去他們站在軍前，還使官兵不敢開火。何況在華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時候，自然也就是贊頌中國固有文明的時候；但是我們的有些樂觀的愛國者，也許反而欣然色喜，以為他們將要開始被中國同化了罷。古人曾以女人作茍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親”，今人還用子女玉帛為作奴的贄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國的誰，到了已有赴宴的資格的現在，而還替我們詛咒中國的現狀者，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們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制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因為倘一動彈，雖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們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罷——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臺。”（《左傳》昭公七年）

　　但是“臺”沒有臣，不是太苦了么？無須擔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長大，升而為“臺”，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驅使了。如此連環，各得其所，有敢非議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雖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離現在也太遼遠了，但“復古家”盡可不必悲觀的。太平的景象還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誰聽到大叫喚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處士來橫議么？對國民如何專橫，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猶是差等的遺風么？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實并未為共和二字所埋沒，只有滿人已經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們在目前，還可以親見各式各樣的筵宴，有燒烤，有翅席，有便飯，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飯，路傍也有殘羹，野上也有餓莩；有吃燒烤的身價不資的闊人，也有餓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見《現代評論》二十一期）。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不知道而贊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

　　外國人中，不知道而贊頌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養尊處優，因此受了蠱惑，昧卻靈性而贊嘆者，也還可恕的。可是還有兩種，其一是以中國人為劣種，只配悉照原來模樣，因而故意稱贊中國的舊物。其一是愿世間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興趣，到中國看辮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麗看笠子，倘若服飾一樣，便索然無味了，因而來反對亞洲的歐化。這些都可憎惡。至于羅素在西湖見轎夫含笑，便贊美中國人，則也許別有意思罷。但是，轎夫如果能對坐轎的人不含笑，中國也早不是現在似的中國了。

　　這文明，不但使外國人陶醉，也早使中國一切人們無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為古代傳來而至今還在的許多差別，使人們各各分離，遂不能再感到別人的痛苦；并且因為自己各有奴使別人，吃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卻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將來。于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兇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

　　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