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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G．Byron的詩多為青年所愛讀，我覺得這話很有幾分真。就自己而論，也還記得怎樣讀了他的詩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見他那花布裹頭，去助希臘獨立時候的肖像。這像，去年才從《小說月報》傳入中國了。可惜我不懂英文，所看的都是譯本。聽近今的議論，譯詩是已經不值一文錢，即使譯得并不錯。但那時大家的眼界還沒有這樣高，所以我看了譯本，倒也覺得好，或者就因為不懂原文之故，于是便將臭草當作芳蘭。《新羅馬傳奇》中的譯文也曾傳誦一時，雖然用的是詞調，又譯Sappho為“薩芷波”，證明著是根據日文譯本的重譯。

　　蘇曼殊先生也譯過幾首，那時他還沒有做詩“寄彈箏人”，因此與Byron也還有緣。但譯文古奧得很，也許曾經章太炎先生的潤色的罷，所以真像古詩，可是流傳倒并不廣。后來收入他自印的綠面金簽的《文學因緣》中，現在連這《文學因緣》也少見了。

　　其實，那時Byron之所以比較的為中國人所知，還有別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臘獨立。時當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國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復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應。那時我所記得的人，還有波蘭的復仇詩人AdamMickiewicz；匈牙利的愛國詩人PetofiSándor；飛獵濱的文人而為西班牙政府所殺的厘沙路，——他的祖父還是中國人，中國也曾譯過他的絕命詩。Hauptmann，Sudermann，Ibsen這些人雖然正負盛名，我們卻不大注意。

　　別有一部分人，則專意搜集明末遺民的著作，滿人殘暴的記錄，鉆在東京或其他的圖書館里，抄寫出來，印了，輸入中國，希望使忘卻的舊恨復活，助革命成功。于是《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朱舜水集》，《張蒼水集》都翻印了，還有《黃蕭養回頭》及其他單篇的匯集，我現在已經舉不出那些名目來。別有一部分人，則改名“撲滿”“打清”之類，算是英雄。這些大號，自然和實際的革命不甚相關，但也可見那時對于光復的渴望之心，是怎樣的旺盛。

　　不獨英雄式的名號而已，便是悲壯淋漓的詩文，也不過是紙片上的東西，于后來的武昌起義怕沒有什么大關系。倘說影響，則別的千言萬語，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做的《革命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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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到革命起來，就大體而言，復仇思想可是減退了。我想，這大半是因為大家已經抱著成功的希望，又服了“文明”的藥，想給漢人掙一點面子，所以不再有殘酷的報復。但那時的所謂文明，卻確是洋文明，并不是國粹；所謂共和，也是美國法國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革命黨人也大概竭力想給本族增光，所以兵隊倒不大搶掠。南京的土匪兵小有劫掠，黃興先生便勃然大怒，槍斃了許多，后來因為知道土匪是不怕槍斃而怕梟首的，就從死尸上割下頭來，草繩絡住了掛在樹上。從此也不再有什么變故了，雖然我所住的一個機關的衛兵，當我外出時舉槍立正之后，就從窗門洞爬進去取了我的衣服，但究竟手段已經平和得多，也客氣得多了。

　　南京是革命政府所在地，當然格外文明。但我去一看先前的滿人的駐在處，卻是一片瓦礫；只有方孝孺血跡石的亭子總算還在。這里本是明的故宮，我做學生時騎馬經過，曾很被頑童罵詈和投石，——猶言你們不配這樣，聽說向來是如此的。現在卻面目全非了，居民寥寥；即使偶有幾間破屋，也無門窗；若有門，則是爛洋鐵做的。總之，是毫無一點木料。

　　那么，城破之時，漢人大大的發揮了復仇手段了么？并不然。知道情形的人告訴我：戰爭時候自然有些損壞；革命軍一進城，旗人中間便有些人定要按古法殉難，在明的冷宮的遺址的屋子里使火藥炸裂，以炸殺自己，恰巧一同炸死了幾個適從近旁經過的騎兵。革命軍以為埋藏地雷反抗了，便燒了一回，可是燹余的房子還不少。此后是他們自己動手，拆屋材出賣，先拆自己的，次拆較多的別人的，待到屋無尺材寸椽，這才大家流散，還給我們一片瓦礫場。——但這是我耳聞的，保不定可是真話。

　　看到這樣的情形，即使你將《揚州十日記》掛在眼前，也不至于怎樣憤怒了罷。據我感得，民國成立以后，漢滿的惡感仿佛很是消除了，各省的界限也比先前更其輕淡了。然而“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的中國人，不到一年，情形便又逆轉：有宗社黨的活動和遺老的謬舉而兩族的舊史又令人憶起，有袁世凱的手段而南北的交惡加甚，有陰謀家的狡計而省界又被利用，并且此后還要增長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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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我的性質特別壞，還是脫不出往昔的環境的影響之故，我總覺得復仇是不足為奇的，雖然也并不想誣無抵抗主義者為無人格。但有時也想：報復，誰來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執行；既沒有上帝來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償頭，也不妨以頭償目。有時也覺得寬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這話是怯漢所發明，因為他沒有報復的勇氣；或者倒是卑怯的壞人所創造，因為他貽害于人而怕人來報復，便騙以寬恕的美名。

　　因此我常常欣慕現在的青年，雖然生于清末，而大抵長于民國，吐納共和的空氣，該不至于再有什么異族軛下的不平之氣，和被壓迫民族的合轍之悲罷。果然，連大學教授，也已經不解何以小說要描寫下等社會的緣故了，我和現代人要相距一世紀的話，似乎有些確鑿。但我也不想湔洗，——雖然很覺得慚惶。

　　當愛羅先珂君在日本未被驅逐之前，我并不知道他的姓名。直到已被放逐，這才看起他的作品來；所以知道那迫辱放逐的情形的，是由于登在《讀賣新聞》上的一篇江口渙氏的文字。于是將這譯出，還譯他的童話，還譯他的劇本《桃色的云》。其實，我當時的意思，不過要傳播被**者的苦痛的呼聲和激發國人對于強權者的憎惡和憤怒而已，并不是從什么“藝術之宮”里伸出手來，拔了海外的奇花瑤草，來移植在華國的藝苑。

　　日文的《桃色的云》出版時，江口氏的文章也在，可是已被檢查機關（警察廳？）刪節得很多。我的譯文是完全的，但當這劇本印成本子時，卻沒有印上去。因為其時我又見了別一種情形，起了別一種意見，不想在中國人的憤火上，再添薪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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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老先生說：“毋友不如己者。”其實這樣的勢利眼睛，現在的世界上還多得很。我們自己看看本國的模樣，就可知道不會有什么友人的了，豈但沒有友人，簡直大半都曾經做過仇敵。不過仇甲的時候，向乙等候公論，后來仇乙的時候，又向甲期待同情，所以片段的看起來，倒也似乎并不是全世界都是怨敵。但怨敵總常有一個，因此每一兩年，愛國者總要鼓舞一番對于敵人的怨恨與憤怒。

　　這也是現在極普通的事情，此國將與彼國為敵的時候，總得先用了手段，煽起國民的敵愾心來，使他們一同去扦御或攻擊。但有一個必要的條件，就是：國民是勇敢的。因為勇敢，這才能勇往直前，肉搏強敵，以報仇雪恨。假使是怯弱的人民，則即使如何鼓舞，也不會有面臨強敵的決心；然而引起的憤火卻在，仍不能不尋一個發泄的地方，這地方，就是眼見得比他們更弱的人民，無論是同胞或是異族。

　　我覺得中國人所蘊蓄的怨憤已經夠多了，自然是受強者的蹂躪所致的。但她們卻不很向強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發泄，兵和匪不相爭，無槍的百姓卻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證據。再露骨地說，怕還可以證明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萬丈的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燒掉甚么呢？

　　或者要說，我們現在所要使人憤恨的是外敵，和國人不相干，無從受害。可是這轉移是極容易的，雖曰國人，要借以泄憤的時候，只要給與一種特異的名稱，即可放心[事刂]刃。先前則有異端，妖人，奸黨，逆徒等類名目，現在就可用國賊，漢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庚子年的義和團捉住路人，可以任意指為教徒，據云這鐵證是他的神通眼已在那人的額上看出一個“十”字。

　　然而我們在“毋友不如已者”的世上，除了激發自己的國民，使他們發些火花，聊以應景之外，又有什么良法呢。可是我根據上述的理由，更進一步而希望于點火的青年的，是對于群眾，在引起他們的公憤之余，還須設法注入深沉的勇氣，當鼓舞他們的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啟發明白的理性；而且還得偏重于勇氣和理性，從此繼續地訓練許多年。這聲音，自然斷乎不及大叫宣戰殺賊的大而閎，但我以為卻是更緊要而更艱難偉大的工作。

　　否則，歷史指示過我們，遭殃的不是什么敵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孫。那結果，是反為敵人先驅，而敵人就做了這一國的所謂強者的勝利者，同時也就做了弱者的恩人。因為自己先已互相殘殺過了，所蘊蓄的怨憤都已消除，天下也就成為太平的盛世。

　　總之，我以為國民倘沒有智，沒有勇，而單靠一種所謂“氣”，實在是非常危險的。現在，應該更進而著手于較為堅實的工作了。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