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前天第一次會見“詩孩”，談話之間，說到我可以對于《文學周刊》投一點什么稿子。我暗想倘不是在文藝上有偉大的尊號如詩歌小說評論等，多少總得裝一些門面，使與尊號相當，而是隨隨便便近于雜感一類的東西，那總該容易的罷，于是即刻答應了。此后玩了兩天，食粟而已，到今晚才向書桌坐下來豫備寫字，不料連題目也想不出，提筆四顧，右邊一個書架，左邊一口衣箱，前面是墻壁，后面也是墻壁，都沒有給我少許靈感之意。我這才知道：大難已經臨頭了。

　　幸而因“詩孩”而聯想到詩，但不幸而我于詩又偏是外行，倘講些什么“義法”之流，豈非“魯般門前掉大斧”。記得先前見過一位留學生，聽說是大有學問的。他對我們喜歡說洋話，使我不知所云，然而看見洋人卻常說中國話。這記憶忽然給我一種啟示，我就想在《文學周刊》上論打拳；至于詩呢？留待將來遇見拳師的時候再講。但正在略略躊躇之際，卻又聯想到較為妥當的，曾在《學燈》——不是上海出版的《學燈》——上見過的一篇春日一郎的文章來了，于是就將他的題目直抄下來：《詩歌之敵》。

　　那篇文章的開首說，無論什么時候，總有“反詩歌黨”的。編成這一黨派的分子：一、是凡要感得專訴于想像力的或種藝術的魅力，最要緊的是精神的熾烈的擴大，而他們卻已完全不能擴大了的固執的智力主義者；二、是他們自己曾以媚態奉獻于藝術神女，但終于不成功，于是一變而攻擊詩人，以圖報復的著作者；三、是以為詩歌的熱烈的感情的奔迸，足以危害社會的道德與平和的那些懷著宗教精神的人們。但這自然是專就西洋而論。

　　詩歌不能憑仗了哲學和智力來認識，所以感情已經冰結的思想家，即對于詩人往往有謬誤的判斷和隔膜的揶揄。最顯著的例是洛克，他觀作詩，就和踢球相同。在科學方面發揚了偉大的天才的巴士凱爾，于詩美也一點不懂，曾以幾何學者的口吻斷結說：“詩者，非有少許穩定者也。”凡是科學底的人們，這樣的很不少，因為他們精細地研鉆著一點有限的視野，便決不能和博大的詩人的感得全人間世，而同時又領會天國之極樂和地獄之大苦惱的精神相通。近來的科學者雖然對于文藝稍稍加以重視了，但如意大利的倫勃羅梭一流總想在大藝術中發見瘋狂，奧國的佛羅特一流專一用解剖刀來分割文藝，冷靜到入了迷，至于不覺得自己的過度的穿鑿附會者，也還是屬于這一類。中國的有些學者，我不能妄測他們于科學究竟到了怎樣高深，但看他們或者至于詫異現在的青年何以要紹介被壓迫民族文學，或者至于用算盤來算定新詩的樂觀或悲觀，即以決定中國將來的運命，則頗使人疑是對于巴士凱爾的冷嘲。因為這時可以改篡他的話：“學者，非有少許穩定者也。”

　　但反詩歌黨的大將總要算柏拉圖。他是藝術否定論者，對于悲劇喜劇，都加攻擊，以為足以滅亡我們靈魂中崇高的理性，鼓舞劣等的情緒，凡有藝術，都是模仿的模仿，和“實在”尚隔三層；又以同一理由，排斥荷馬。在他的《理想國》中，因為詩歌有能鼓動民心的傾向，所以詩人是看作社會的危險人物的，所許可者，只有足供教育資料的作品，即對于神明及英雄的頌歌。這一端，和我們中國古今的道學先生的意見，相差似乎無幾。然而柏拉圖自己卻是一個詩人，著作之中，以詩人的感情來敘述的就常有；即《理想國》，也還是一部詩人的夢書。他在青年時，又曾委身于藝圃的開拓，待到自己知道勝不過無敵的荷馬，卻一轉而開始攻擊，仇視詩歌了。但自私的偏見，仿佛也不容易支持長久似的，他的高足弟子亞里士多德做了一部《詩學》，就將為奴的文藝從先生的手里一把搶來，放在自由獨立的世界里了。

　　第三種是中外古今觸目皆是的東西。如果我們能夠看見羅馬法皇宮中的禁書目錄，或者知道舊俄國教會里所詛咒的人名，大概可以發見許多意料不到的事的罷，然而我現在所知道的卻都是耳食之談，所以竟沒有寫在紙上的勇氣。總之，在普通的社會上，歷來就罵殺了不少的詩人，則都有文藝史實來作證的了。中國的大驚小怪，也不下于過去的西洋，綽號似的造出許多惡名，都給文人負擔，尤其是抒情詩人。而中國詩人也每未免感得太淺太偏，走過宮人斜就做一首“無題”，看見樹丫叉就賦一篇“有感”。和這相應，道學先生也就神經過敏之極了：一見“無題”就心跳，遇“有感”則立刻滿臉發燒，甚至于必以學者自居，生怕將來的國史將他附入文苑傳。

　　說文學革命之后而文學已有轉機，我至今還未明白這話是否真實。但戲曲尚未萌芽，詩歌卻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幾個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嚴風中顫抖。聽說前輩老先生，還有后輩而少年老成的小先生，近來尤厭惡戀愛詩；可是說也奇怪，詠嘆戀愛的詩歌果然少見了。從我似的外行人看起來，詩歌是本以發抒自己的熱情的，發訖即罷；但也愿意有共鳴的心弦，則不論多少，有了也即罷；對于老先生的一顰蹙，殊無所用其慚惶。縱使稍稍帶些雜念，即所謂意在撩撥愛人或是“出風頭”之類，也并非大悖人情，所以正是毫不足怪，而且對于老先生的一顰蹙，即更無所用其慚惶。因為意在愛人，便和前輩老先生尤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倘因他們一搖頭而慌忙輟筆，使他高興，那倒像撩撥老先生，反而失敬了。

　　倘我們賞識美的事物，而以倫理學的眼光來論動機，必求其“無所為”，則第一先得與生物離絕。柳陰下聽黃鸝鳴，我們感得天地間春氣橫溢，見流螢明滅于叢草里，使人頓懷秋心。然而鵬歌螢照是“為”什么呢？毫不客氣，那都是所謂“不道德”的，都正在大“出風頭”，希圖覓得配偶。至于一切花，則簡直是植物的生殖機關了。雖然有許多披著美麗的外衣，而目的則專在受精，比人們的講神圣戀愛尤其露骨。即使清高如梅菊，也逃不出例外——而可憐的陶潛林逋，卻都不明白那些動機。

　　一不小心，話又說得不甚馴良了，倘不急行檢點，怕難免真要拉到打拳。但離題一遠，也就很不容易勒轉，只好再舉一種近似的事，就此收場罷。

　　豢養文士仿佛是贊助文藝似的，而其實也是敵。宋玉司馬相如之流，就受著這樣的待遇，和后來的權門的“清客”略同，都是位在聲色狗馬之間的玩物。查理九世的言動，更將這事十分透徹地證明了的。他是愛好詩歌的，常給詩人一點酬報，使他們肯做一些好詩，而且時常說：“詩人就像賽跑的馬，所以應該給吃一點好東西。但不可使他們太肥；太肥，他們就不中用了。”這雖然對于胖子而想兼做詩人的，不算一個好消息，但也確有幾分真實在內。匈牙利最大的抒情詩人彼彖飛（Ａ．ＰｅｔｏCｆｉ）有題Ｂ．Ｓｚ．夫人照像的詩，大旨說“聽說氖鼓愕惱煞蠔芐腋＃*希望不至于此，因為他是苦惱的夜鶯，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罷，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來。”也正是一樣的意思。但不要誤解，以為我是在提倡青年要做好詩，必須在幸福的家庭里和令夫人天天打架。事情也不盡如此的。相反的例并不少，最顯著的是勃朗寧和他的夫人。

　　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