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青燕的病,有了顯著起色。正巧這個時候,她二哥劉世璋有事來到上海,順便探望阿燕,說阿燕的爹媽和婆家長輩都非常想念她,要是病情查清楚了,就備上藥回家調理。彭謹祥惶恐地悄悄向劉世璋探問:是不是有人說閑話了?劉世璋遲疑著說,可不是嗎?鄉下正在風傳阿燕與小叔子阿駿橫生私情,有違倫常,長輩們不能不擔心會牽扯到兩村和親的前途啊!
彭謹祥自然懂得眾口鑠金的道理,確實也想帶上阿燕立刻回鄉。不料直性子的阿芳最先反對,季炎如夫婦和阿駿阿驄也不贊成,都說阿燕患的病不是小毛病,剛有轉機就讓她回到原來的環境里去,難免會再度復發。彭謹祥不便當眾把父母和親家公婆的心意說出口,只得私下告訴季炎如一人,向他求教對策。
季炎如坦誠勸導彭謹祥:“你如果現在就把阿燕帶回去,剛見效的初期治療就等于白費了,一個豆蔻年華的女孩子,弄不好一生就得毀在你這個草率決定上,你于心何忍啊!”
面對這樣的兩難選擇,彭謹祥苦思冥想了一晝夜,才決定聽從季炎如的勸告,讓阿燕在上海多留些日子,力爭鞏固療效以后再回家。至于怎樣平息鄉下的謠傳,他想不出好辦法,愁緒纏結,就像有毛毛蟲在胸中亂爬,難受極了。季炎如順勢安慰他說:“走一步看一步吧!且放寬心,反正天塌不下來的。”
使彭謹祥感到悲涼的事不止這一樁。探聽阿芬下落的難題,依舊撲朔迷離不得破解。
一對“紅毛番”了解阿芬失蹤的大致情況以后,非常同情,當即表示愿意盡力相幫。柯愛出于天生的好奇和慈善事業者的責任,費爾曼出于無冕之王的優越感和自信,兩人明知插手這樣的查訪很麻煩,還都有點躍躍欲試的激情,為難的只是找不到跨出第一步的適當契機。此時,再次出差上海的劉世璋,恰好帶來了一封劉世璉的舊信。彭謹祥一看信封,眼睛就亮了,原來,劉世璉的家信與阿芬的家信有著明顯的相似處:信封信箋是一樣的,郵票是一樣的,落款也一樣,不寫地址,光寫“內詳”二字,而且,所蓋的郵戳也完全一樣,證明兩人的信發自同一個郵局。
幾個年輕人七嘴八舌地議論起來,聯系到阿璉和阿芬從小偷偷相愛的經歷,由此推定兩人本來就住在一起,只要找到劉世璉,也就不難找到彭永芬。可是,一提到劉世璉,劉世璋的眼圈就紅了,面對眾人急切期待的目光,喃喃說:“這次來上海的路上,我再三再四請求姨父幫助尋找我阿哥,姨父最終講出了真話,他說:‘不必再到處打聽你阿哥的下落了。實不相瞞,你這輩子再也見不到阿哥了,回鄉以后也不必提起,不要讓雙親太難過,多挨一天是一天。’我姨父趙中義是副縣長,他肯定老早就知道了內情,只不過一直瞞著我們,我哭著求他詳細講講,他卻一句都不講。”
大家沉默了。忽然,費爾曼搓搓一雙大手,又摸摸絡腮胡子,灰藍色的眼珠閃亮起頓悟的光芒。去年赤潮期間,費爾曼就在上海,發表過一些純客觀式的報道和評述,但心中自有褒貶,對當時的背景情況也是清楚的。他說:“去年四月十二日過后,當局濫捕濫殺和株連無辜的現象十分嚴重。既然身為政界人士的趙中義先生知道劉世璉已經不在人世,那么劉世璉肯定是一名重要政治犯,有關方面無疑會有檔案。通過劉世璉的檔案,也就不難查到彭永芬的線索。”
“誰又能接觸到這樣的內部檔案呢?”季炎如問。
“我,還有柯愛小姐。”費爾曼說,一邊燃吸起了他的紫檀木煙斗,“我們兩人作為西方的局外人,估計有可能打開這一扇神秘的門。”
費爾曼與柯愛果然順順當當地跨入了門禁森嚴的警察局。二人熟悉中國世風,憑著深目隆準的模樣,以西方友邦人士的身份,又借助兩張硬派司:一個是新聞記者,一個是慈善機構辦事員,師出有名,神氣活現地要求面見權威發言人。
接見他倆的是一位戴金絲邊眼鏡的高個子警官,姓王,文質彬彬的派頭,問明來意后,就嘆氣說:“啊呀!要采訪政治事件可不同于采訪刑事案件,這事難辦啊!”
費爾曼說:“去年上海四月事變,死傷了許多許多人,失蹤了更多更多人,國際輿論鬧得沸沸揚揚。我們得到線索,有一個叫劉世璉的年輕男子和一個叫彭永芬的年輕女子被貴警察局逮捕,至今下落不明。查清這件事,對維護貴國新政府形象是有好處的。如果二人確實有罪,我可以據實報道,以正視聽。”
王警官追問:“您是如何得知這兩個人是被我局逮捕的呢?有證據嗎?”
費爾曼回答:“正當的新聞來源是受到法律保護的,保護提供新聞線索者,也是世界上所有民主國家的通例。”
王警官顯然不高興了,提醒說:“請您不要忘記這是在中華民國的上海,您不過是一名外國新聞記者,我們沒有義務必須回答您的任何問題。”
費爾曼笑了,翹起二郎腿侃侃而談:“警官先生請您不要小看新聞記者,新聞記者號稱‘無冕之王’您不會不知道吧!新聞記者見官大一級,小鬼閻王都敢面對面,臉皮厚,膽子大,讓人從前門趕出去,又會從后窗爬進來。新聞記者是自由職業者,什么問題都可以問,什么話都可以說,文責自負。本世紀初,美國記者斯蒂芬斯膽敢跟美國總統羅斯福當面交鋒,公開揭露總統的弱點和政府的膿瘡,惹得總統勃然大怒,責罵新聞記者是專找黑暗面亂攪糞坑的‘扒糞者’,可是最終獲得勝利的恰恰是民意和真理,隨即帶動了一場持續十多年的‘扒糞’運動,迫使美國政府制訂一系列法律,遏制了社會的腐敗現象。還有,想必您一定知道日本政府同袁世凱秘密簽訂的二十一條賣國條約,可您未必知道它是怎么被揭露出來的吧?也是靠的新聞記者,這位使我引以為驕傲的同行,就是我的同鄉、英國《泰晤士報》駐華記者端納先生,他幾乎使用大偵探福爾摩斯的膽識和技巧,查清了真相,勇敢地在美國《紐約時報》上最先發布出來,從而激起全世界的巨大反響,迫使日本人縮回了骯臟的手。”
面對費爾曼口若懸河旁征博引地吹噓無冕之王的能量,王警官聽得傻傻的,還確實給蒙住了,甚至懷疑這兩個紅毛番有著非同一般的來頭,心中發毛了。但他強作鎮靜說:“對不起!記者先生,我很忙,沒有時間聽您講故事。”
“不,不,我不是在給您講故事。”費爾曼說,“我是在幫您正視現實,給你們中國官員傳播民主意識。您作為官方發言人,對新聞記者要講禮貌,最好不要打官腔。我到貴國已經七年,什么大人物沒有見過?去年四月事變開始前,你們的北閥軍總司令也就是現任國民政府主席到上海,在龍華召開記者招待會,我也是座上賓。新聞輿論是社會公器,我是代表民眾來向您提問的。”
王警官的臉色由灰變白,他受不了這個紅毛番的凌辱性言辭,恨不能甩他一巴掌,拔出手槍頂住他的腦門,當場勒令他下跪磕頭求饒。可是不能,誰讓中國是弱國,連政府首腦也沒有這個膽量。既不能發泄,只好憋著,憋著憋著,就把臉憋紅了。
柯愛見到費爾曼一副咄咄逼人的樣子,早就想插話了,總是插不上,一當遇上個休止符,連忙轉圜說:“請王警官理解我們的職務需要。新聞記者如果不能報道真相,他供職的報刊和通訊社是要受到讀者拋棄的呀!再說我們的慈善機構以救災濟難為宗旨,倘若劉世璉和彭永芬兩人是蒙冤獲罪,我們教會組織以上帝的名義,本著人道主義精神,就有責任營救二人脫離苦難。”
費爾曼又說:“我們并不打算也沒有權力干涉你們辦案。我們只是想知道劉世璉和彭永芬兩位普通公民的下落。假如貴方拒絕我們的合理請求,西方世界便有充分理由懷疑中華民國政府提出民主建國的方略,到底是否真誠?”
費爾曼和柯愛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頗有點軟硬皆施的味道了。王警官想必是從來未曾遭遇過這樣的西洋強手,漸漸招架不住,他用手指推推金絲邊眼鏡,陷入了沉默。為了掩飾尷尬,便從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煙,順便抽出兩支敬給二人。
“呵!老刀牌。”費爾曼一看香煙牌子就笑了,“大眾化!不愧為開國新風尚,公務員講廉潔了啊!”說著就打開自己的公文包,取出一盒由英美煙草公司生產的三炮臺,這是當年上海能夠見到的最最高檔的洋煙了,給警官和柯愛各遞上一支,迅速用打火機點燃。
在吞云吐霧間,王警官的面色和緩了許多,認真地說:“既然各有各的職務在,公事公辦吧!我們有紀律,剛才所提的問題,需要向上司請示以后才可以答復。”
“很好!很好!”費爾曼說,“我們愿意等待,只是希望快一點,越快越好,英美多家報刊正在盼著我的專稿哩,上海基督教會也在等待柯愛小姐的報告。”
眼前的一切細節足以證明,費爾曼的火力偵察成功了,王警官等于默認了自己處于下風。費爾曼心中樂滋滋的,一邊又從公文包中取出一整條尚未啟封的三炮臺香煙,推到王警官的面前,笑著說:“按中國人的說法是煙酒不分家,為我們合作的開始,一點點小意思,不成敬意,請笑納。”
柯愛平常不吸煙,為了逢場作戲,也點燃一支,裝模作樣地吸起來。她知道費爾曼是習慣抽煙斗的,今天帶了高級卷煙,純粹是作為道具。她在心中發笑:“這約翰牛,真鬼!”
三炮臺轟開了對話的窗口,可惜答復卻遲遲不來,干等了一周,電話打過好多次,都說還在研究中。衙門深似海,不曉得悶葫蘆里賣的什么藥,只好繼續等。而彭謹祥的確不能在上海再等下去了,無論是為了替東道主夫婦減少煩勞和節省開銷著想,還是對家鄉農務的牽掛,都不容再等,俗話說:“清明一到,農夫起跳。”他實在是非走不可了。
季炎如說:“既然非要走,阿芬的事也不要太心焦,一旦有重要消息,我會寫快信發電報及時告訴你,甚至讓阿駿或者阿驄專程回鄉一趟詳細面談都可以。”
彭永芳也哭喪著臉說:“阿爹,就這樣吧,也只能這樣了。”
治病和尋人,兩件大事雖然各有點進展,但是都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壓在彭謹祥胸口的兩塊磚頭并沒有卸掉,他只好悶悶不樂地回家了。至于投資上海辦實業與阿芳在上海找工作的事,提也沒有再提起。
一下子走了兩位客人,季炎如家顯得冷清了許多。康復中的劉青燕手腳勤快,能夠主動幫助夏惠子做家務,夏惠子也感到輕松了許多。為了讓劉青燕的病好得更快,夏惠子在書房里支起一張帆布折疊床,讓丈夫搬出臥室,睡到書房里去,說:“你反正愛熬夜,獨個兒熬去吧,我要跟阿燕住一起,可以讓她不感到孤單。”她又用業內人士的口吻補充:“臨床經驗證明,一般患有精神系統疾病的人,使用病人愿意接受的方式進行語言交談,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治療措施,請炎如君多多關照。”
季炎如覺得妻子說得有理,也就欣然同意了。
近一個月相處下來,夏惠子在劉青燕的心目中,早已建立起了信任。劉青燕既把夏惠子看成一位慈愛的長輩,又看成一位開朗的大姐姐。
正當夏惠子在悉心觀察劉青燕的癥狀時,劉青燕同樣也在認真地觀察夏惠子。
劉青燕老是想:這個東洋婆著實太稀奇了!三十出頭的年紀,要是在我們鄉下,早就稱呼大嫂大嬸了,早就在后腦勺梳起了饅頭髻,穿上斜襟大褂,只曉得低頭做活,顧不上抬眼看人了。可是惠子阿姨呢?怎么還像個沒出閣的千金小姐一般,講話嗲聲嗲氣的,見到一只蟑螂就像遇上猛虎下山,會嚇得撲進老公懷里。她天天都要涂脂抹粉講究穿戴,每一次出門前,還要往身上噴香水。有時候又像個調皮小囡,親了老公一口,還要老公“親親還”。她天天都要洗澡,還常常早晚洗兩趟,有時候還大聲吆呼,讓老公給她搓背,惹得劉青燕心里直發毛。她又勤勞又仔細,洗菜也得戴上橡皮手套,這樣會保養,難怪細皮嫩肉不見老。劉青燕總是想,東洋離上海老遠老遠,她為啥肯嫁到上海來的呢?不想家嗎?她結婚十多年了,季叔叔都快老了,為啥還不生小孩呢?
夏惠子身上的奇特處說不完猜不透。劉青燕到后來才知道,東洋人把食、色、浴看成是人生的三大樂事。城鄉生活加上民族文化的差異,使得夏惠子在劉青燕的心中構成一個巨大的謎,而且是個十分有趣的謎。這一次惠子阿姨讓她搬進大臥室一起住,而且睡一張大床,劉青燕心里吃驚,卻也非常樂意。她朦朧地記得五歲以前同媽媽一起睡過;媽媽死了以后,頭幾年也同義母一起睡過。長大以來直到年初辦喜事,同傻丈夫睡到了一張床上,傻丈夫只曉得讓老婆給他背上撓癢癢,沒有別的啥事情。兩人一直同床分被睡,劉青燕沒有睡出溫暖,反倒睡出了毛病。她真想回到童年,回到媽媽的被窩里去。
睡覺前,劉青燕忸忸怩怩地不肯脫衣服,夏惠子解開她的上衣,發現有一條長長的白綾緊緊地束縛著雙乳,為她松了下來,連連責怪:“你怎么可以糟塌自己啊?往后千萬別這樣了!”
劉青燕和夏惠子同睡一床當然不是同一個被窩。可是溫暖的感覺,還是透過兩層被子的阻隔傳遞到了劉青燕的心窩里。夏惠子有著說不完的有趣話題。有一個夜晚,天正下著雨,窗外花園里傳來淅淅瀝瀝的雨滴聲,臥室便覺得特別安靜。兩人早早地上了床。夏惠子靠在床背上,就著床頭燈,打開一本書,讀一篇小說給劉青燕聽。這篇小說是日本剛走紅的青年作家川端康成寫的,題目叫做《伊豆的舞女》,雖然不長,夏惠子還是嫌它嚕嗦,就一邊講解一邊跳著讀。
讀完了,夏惠子問她有什么感想。劉青燕說:“東洋國為啥有這樣多地方跟我老家相像啊,山也美水也美,好心人也蠻多,窮人也可憐,也彈三弦,也吃火鍋,也下圍棋五子棋,也有江湖藝人過村串戶唱堂會;死了人也要做七,每逢七天祭奠一次,到七七四十九天做完‘斷七’為止;女人在男人面前也低一頭,女人用過的筷子也說不干凈,男人用了就會讓人笑話。跟我老家有這樣多相像的地方,真是太稀奇了!”
夏惠子接著問她:“那末不同的地方呢?”
劉青燕紅了臉說:“不同的地方可就相差遠了去,男男女女怎么可以一塊兒在澡堂里洗澡呢?三個女人還說要給一個外鄉男人擦背,一個姑娘家還脫得光溜溜的,在溫泉澡堂邊的太陽下面跑來跑去,這不要羞死人了啊?”
夏惠子解釋說:“這就是日本的民情風俗,里面有從中國傳過去的東西,也有日本自己流傳下來的東西。日本的山山水水也很美,日本人是很愛自己的家園的。”說著,夏惠子還輕輕地唱起了《古事記》里的一首古代歌謠:
大和地勢好,
重疊青山作圍墻。
青山環繞的大和呀,
你是真漂亮!
在輕輕的歌謠聲中,劉青燕合上眼睛,靜靜地聽著。
夏惠子又神往地說:“我真希望有一座美麗的七彩虹橋,能把美麗的中國和美麗的日本連結起來,兩國永遠和好,我就帶你走過虹橋,到我的家鄉去看看,你一定不會有陌生的感覺,到處都是中國字和中國式的建筑,百姓也長著中國人一樣的面孔,穿著差不多樣式的衣服,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同文同種’……”
劉青燕睡著了,臉上留著滿足的笑靨。夏惠子同劉青燕相處以來,兩人間還是頭一次說這么多話,說得那么投合。想必因為劉青燕的心情自然放松了的緣故,幾乎看不出她有什么思維和表達的實際障礙。夏惠子覺得非常高興,就像在大學讀書的時候,獨立完成了一項重要實驗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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