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十四章    《十二個》后記

　　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算不得一個大風暴；到十月，才是一個大風暴，怒吼著，震蕩著，枯朽的都拉雜崩壞，連樂師畫家都茫然失措，詩人也沉默了。

　　就詩人而言，他們因為禁不起這連底的大變動，或者脫出國界，便死亡，如安得列夫；或者在德法做僑民，如梅壘什珂夫斯奇，巴理芒德；或者雖然并未脫走，卻比較的失了生動，如阿爾志跋綏夫。但也有還是生動的，如勃留梭夫和戈理奇，勃洛克。

　　但是，俄國詩壇上先前那樣盛大的象征派的衰退，卻并不只是革命之賜；從一九一一年以來，外受未來派的襲擊，內有實感派，神秘底虛無派，集合底主我派們的分離，就已跨進了崩潰時期了。至于十月的大革命，那自然，也是額外的一個沉重的打擊。

　　梅壘什珂夫斯奇們既然作了僑民，就常以痛罵蘇俄為事；別的作家雖然還有創作，然而不過是寫些“什么”，顏色很黯淡，衰弱了。象征派詩人中，收獲最多的，就只有勃洛克。

　　勃洛克名亞歷山大，早就有一篇很簡單的自敘傳——“一八八○年生在彼得堡。先學于古典中學，畢業后進了彼得堡大學的言語科。一九○四年才作《美的女人之歌》這抒情詩，一九○七年又出抒情詩兩本，曰《意外的歡喜》，曰《雪的假面》。抒情悲劇《小游覽所的主人》，《廣場的王》，《未知之女》，不過才脫稿。現在擔當著《梭羅忒亞盧拿》的批評欄，也和別的幾種新聞雜志關系著?！?/p>

　　此后，他的著作還很多：《報復》，《文集》，《黃金時代》，《從心中涌出》，《夕照是燒盡了》，《水已經睡著》，《運命之歌》。當革命時，將最強烈的刺戟給與俄國詩壇的，是《十二個》。

　　他死時是四十二歲，在一九二一年。

　　從一九○四年發表了最初的象征詩集《美的女人之歌》起，勃洛克便被稱為現代都會詩人的第一人了。他之為都會詩人的特色，是在用空想，即詩底幻想的眼，照見都會中的日常生活，將那朦朧的印象，加以象征化。將精氣吹入所描寫的事象里，使它蘇生；也就是在庸俗的生活，塵囂的市街中，發見詩歌底要素。所以勃洛克所擅長者，是在取卑俗，熱鬧，雜沓的材料，造成一篇神秘底寫實的詩歌。

　　中國沒有這樣的都會詩人。我們有館閣詩人，山林詩人，花月詩人……；沒有都會詩人。

　　能在雜沓的都會里看見詩者，也將在動搖的革命中看見詩。所以勃洛克做出《十二個》，而且因此“在十月革命的舞臺上登場了”。但他的能上革命的舞臺，也不只因為他是都會詩人；乃是，如托羅茲基言，因為他“向著我們這邊突進了。突進而受傷了”。

　　《十二個》于是便成了十月革命的重要作品，還要永久地流傳。

　　舊的詩人沉默，失措，逃走了，新的詩人還未彈他的奇穎的琴。勃洛克獨在革命的俄國中，傾聽“咆哮獰猛，吐著長太息的破壞的音樂”。他聽到黑夜白雪間的風，老女人的哀怨，教士和富翁和太太的彷徨，會議中的講嫖錢，復仇的歌和槍聲，卡基卡的血。然而他又聽到癩皮狗似的舊世界：他向著革命這邊突進了。

　　然而他究竟不是新興的革命詩人，于是雖然突進，卻終于受傷，他在十二個之前，看見了戴著白玫瑰花圈的耶穌基督。

　　但這正是俄國十月革命“時代的最重要的作品”。

　　呼喚血和火的，詠嘆酒和女人的，賞味幽林和秋月的，都要真的神往的心，否則一樣是空洞。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著過去，向著未來，倘不是真的特出到異乎尋常的，便都不免并含著向前和反顧。詩《十二個》里就可以看見這樣的心：他向前，所以向革命突進了，然而反顧，于是受傷。

　　篇末出現的耶穌基督，仿佛可有兩種的解釋：一是他也贊同，一是還須靠他得救。但無論如何，總還以后解為近是。故十月革命中的這大作品《十二個》，也還不是革命的詩。然而也不是空洞的。

　　這詩的體式在中國很異樣；但我以為很能表現著俄國那時（！）的神情；細看起來，也許會感到那大震撼，大咆哮的氣息?？上Хg最不易。我們曾經有過一篇從英文的重譯本；因為還不妨有一種別譯，胡成才君便又從原文譯出了。不過詩是只能有一篇的，即使以俄文改寫俄文，尚且決不可能，更何況用了別一國的文字。然而我們也只能如此。至于意義，卻是先由伊發爾先生校勘過的；后來，我和韋素園君又酌改了幾個字。

　　前面的《勃洛克論》是我譯添的，是《文學與革命》（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ａｉＲｅｖｏｌｕｔｚｉａ）的第三章，從茂森唯士氏的日本文譯本重譯；韋素園君又給對校原文，增改了許多。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大概還以為托羅茲基是一個喑嗚叱咤的革命家和武人，但看他這篇，便知道他也是一個深解文藝的批評者。他在俄國，所得的俸錢，還是稿費多。但倘若不深知他們文壇的情形，似乎不易懂；我的翻譯的拙澀，自然也是一個重大的原因。

　　書面和卷中的四張畫，是瑪修丁（Ｖ．Ｍａｓｉｕｔｉｎ）所作的。他是版畫的名家。這幾幅畫，即曾被稱為藝術底版畫的典型；原本是木刻。卷頭的勃洛克的畫像，也不凡，但是從《新俄羅斯文學的曙光期》轉載的，不知道是誰作。

　　俄國版畫的興盛，先前是因為照相版的衰頹和革命中沒有細致的紙張，倘要插圖，自然只得應用筆路分明的線畫。然而只要人民有活氣，這也就發達起來，在一九二二年弗羅連斯的萬國書籍展覽會中，就得了非常的贊美了。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魯迅記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