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現在有一個人，以黃天霸之流自居，頭打英雄結，身穿夜行衣靠，插著馬口鐵的單刀，向市鎮村落橫沖直撞，去除惡霸，打不平，是一定被人嘩笑的，決定他是一個瘋子或昏人，然而還有一些可怕。倘使他非常孱弱，總是反而被打，那就只是一個可笑的瘋子或昏人了，人們警戒之心全失，于是倒愛看起來。西班牙的文豪西萬提斯（ＭｉｇｕｅｌｄｅＣｅｒｖａｎｔｅｓＳａａｖｅｄｒａ，１５４７—１６１６）所作《堂吉訶德傳》（ＶｉｄａｙｈｅｃｈｏｓｄｅｌｉｎｇｅｎｉｏｓｏｈｉｄａｌｇｏＤｏｎＱｕｉｘｏｔｅｄｅｌａＭａｎｃｈａ）中的主角，就是以那時的人，偏要行古代游俠之道，執迷不悟，終于困苦而死的資格，贏得許多讀者的開心，因而愛讀，傳布的。

　　但我們試問：十六十七世紀時的西班牙社會上可有不平存在呢？我想，恐怕總不能不答道：有。那么，吉訶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說他錯誤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錯誤。錯誤是在他的打法。因為胡涂的思想，引出了錯誤的打法。俠客為了自己的“功績”不能打盡不平，正如慈善家為了自己的陰功，不能救助社會上的困苦一樣。而且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的。他懲罰了毒打徒弟的師傅，自以為立過“功績”，揚長而去了，但他一走，徒弟卻更加吃苦，便是一個好例。

　　但嘲笑吉訶德的旁觀者，有時也嘲笑得未必得當。他們笑他本非英雄，卻以英雄自命，不識時務，終于贏得顛連困苦；由這嘲笑，自拔于“非英雄”之上，得到優越感；然而對于社會上的不平，卻并無更好的戰法，甚至于連不平也未曾覺到。對于慈善者，人道主義者，也早有人揭穿了他們不過用同情或財力，買得心的平安。這自然是對的。但倘非戰士，而只劫取這一個理由來自掩他的冷酷，那就是用一毛不拔，買得心的平安了，他是不化本錢的買賣。

　　這一個劇本，就將吉訶德拉上舞臺來，極明白的指出了吉訶德主義的缺點，甚至于毒害。在第一場上，他用謀略和自己的挨打救出了革命者，精神上是勝利的；而實際上也得了勝利，革命終于起來，專制者入了牢獄；可是這位人道主義者，這時忽又認國公們為被壓迫者了，放蛇歸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殺淫掠，遠過于革命的犧牲。他雖不為人們所信仰，——連跟班的山嘉也不大相信，——卻常常被奸人所利用，幫著使世界留在黑暗中。

　　國公，傀儡而已；專制魔王的化身是伯爵謨爾卻（ＧｒａｆＭｕｒｚｉｏ）和侍醫巴坡的帕波（ＰａｐｐｏｄｅｌＢａｂｂｏ）。謨爾卻曾稱吉訶德的幻想為“牛羊式的平等幸福”，而說出他們所要實現的“野獸的幸福來”，道——“Ｏ！堂吉訶德，你不知道我們野獸。粗暴的野獸，咬著小鹿兒的腦袋，啃斷它的喉嚨，慢慢的喝它的熱血，感覺到自己爪牙底下它的小腿兒在抖動，漸漸的死下去，——那真正是非常之甜蜜。然而人是細膩的野獸。統治著，過著奢華的生活，強迫人家對著你禱告，對著你恐懼而鞠躬，而卑躬屈節。幸福就在于感覺到幾百萬人的力量都集中到你的手里，都無條件的交給了你，他們像奴隸，而你像上帝。世界上最幸福最舒服的人就是羅馬皇帝，我們的國公能夠像復活的尼羅一樣，至少也要和赫里沃哈巴爾一樣。可是，我們的宮庭很小，離這個還遠哩。

　　毀壞上帝和人的一切法律，照著自己的意旨的法律，替別人打出新的鎖鏈出來！權力！這個字眼里面包含一切：這是個神妙的使人沉醉的字眼。生活要用權力的程度來量它。誰沒有權力，他就是個死尸。”（第二場）

　　這個秘密，平常是很不肯明說的，謨爾卻誠不愧為“小鬼頭”，他說出來了，但也許因為看得吉訶德“老實”的緣故。吉訶德當時雖曾說牛羊應當自己防御，但當革命之際，他又忘卻了，倒說“新的正義也不過是舊的正義的同胞姊妹”，指革命者為魔王，和先前的專制者同等。于是德里戈（ＤｒｉｇｏＰａｚｚ）說——

　　“是的，我們是專制魔王，我們是專政的。你看這把劍——看見罷？——它和貴族的劍一樣，殺起人來是很準的；不過他們的劍是為著奴隸制度去殺人，我們的劍是為著自由去殺人。你的老腦袋要改變是很難的了。你是個好人；好人總喜歡幫助被壓迫者。現在，我們在這個短期間是壓迫者。你和我們來斗爭罷。我們也一定要和你斗爭，因為我們的壓迫，是為著要叫這個世界上很快就沒有人能夠壓迫。”（第六場）

　　這是解剖得十分明白的。然而吉訶德還是沒有覺悟，終于去掘墳；他掘墳，他也“準備”著自己擔負一切的責任。但是，正如巴勒塔薩（ＤｏｎＢａｌｔｈａｚａｒ）所說：這種決心有什么用處呢？

　　而巴勒塔薩始終還愛著吉訶德，愿意給他去擔保，硬要做他的朋友，這是因為巴勒塔薩出身知識階級的緣故。但是終于改變他不得。到這里，就不能不承認德里戈的嘲笑，憎惡，不聽廢話，是最為正當的了，他是有正確的戰法，堅強的意志的戰士。

　　這和一般的旁觀者的嘲笑之類是不同的。

　　不過這里的吉訶德，也并非整個是現實所有的人物。原書以一九二二年印行，正是十月革命后六年，世界上盛行著反對者的種種謠諑，竭力企圖中傷的時候，崇精神的，愛自由的，講人道的，大抵不平于黨人的專橫，以為革命不但不能復興人間，倒是得了地獄。這劇本便是給與這些論者們的總答案。吉訶德即由許多非議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學家所合成的。其中自然有梅壘什珂夫斯基（Ｍｅｒｅｚｈｋｏｖｓｋｙ），有托爾斯泰派；也有羅曼羅蘭，愛因斯坦因（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我還疑心連高爾基也在內，那時他正為種種人們奔走，使他們出國，幫他們安身，聽說還至于因此和當局者相沖突。

　　但這種的辯解和豫測，人們是未必相信的，因為他們以為**的時候，總有為暴政辯解的文章，即使做得怎樣巧妙而動人，也不過一種血跡上的掩飾。然而幾個為高爾基所救的文人，就證明了這豫測的真實性，他們一出國，便痛罵高爾基，正如復活后的謨爾卻伯爵一樣了。

　　而更加證明了這劇本在十年前所豫測的真實的是今年的德國。在中國，雖然已有幾本敘述希特拉的生平和勛業的書，國內情形，卻介紹得很少，現在抄幾段巴黎《時事周報》“Ｖｕ”的記載（素琴譯，見《大陸雜志》十月號）在下面——

　　“‘請允許我不要說你已經見到過我，請你不要對別人泄露我講的話。……我們都被監視了。……老實告訴你罷，這簡直是一座地獄。’對我們講話的這一位是并無政治經歷的人，他是一位科學家。……對于人類命運，他達到了幾個模糊而大度的概念，這就是他的得罪之由。……”

　　“‘倔強的人是一開始就給鏟除了的，’在慕尼錫我們底向導者已經告訴過我們，……但是別的國社黨人則將情形更推進了一步。‘那種方法是古典的。我們叫他們到軍營那邊去取東西回來，于是，就打他們一靶。打起官話來，這叫作：圖逃格殺。’”

　　“難道德國公民底生命或者財產對于危險的統治是有敵意的么？……愛因斯坦底財產被沒收了沒有呢？那些連德國報紙也承認的幾乎每天都可在空地或城外森林中發現的胸穿數彈身負傷痕的死尸，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

　　難道這些也是共產黨底挑激所致么？這種解釋似乎太容易一點了吧？……”

　　但是，十二年前，作者卻早借謨爾卻的嘴給過解釋了。另外，再抄一段法國的《世界》周刊的記事（博心譯，見《中外書報新聞》第三號）在這里——“許多工人政黨領袖都受著類似的嚴刑酷法。在哥倫，社會民主黨員沙羅曼所受的真是更其超人想像了！最初，沙羅曼被人輪流毆擊了好幾個鐘頭。隨后，人家竟用火把燒他的腳。同時又以冷水淋他的身，暈去則停刑，醒來又遭殃。流血的面孔上又受他們許多次數的便溺。最后，人家以為他已死了，把他拋棄在一個地窖里。他的朋友才把他救出偷偷運過法國來，現在還在一個醫院里。這個社會民主黨右派沙羅曼對于德文《民聲報》編輯主任的探問，曾有這樣的聲明：‘三月九日，我了解法西主義比讀什么書都透徹。誰以為可以在知識言論上制勝法西主義，那必定是癡人說夢。我們現在已到了英勇的戰斗的社會主義時代了。’”

　　這也就是這部書的極透徹的解釋，極確切的實證，比羅曼羅蘭和愛因斯坦因的轉向，更加曉暢，并且顯示了作者的描寫反革命的兇殘，實在并非夸大，倒是還未淋漓盡致的了。

　　是的，反革命者的野獸性，革命者倒是會很難推想的。

　　一九二五年的德國，和現在稍不同，這戲劇曾在國民劇場開演，并且印行了戈支（Ｉ．Ｇｏｔｚ）的譯本。不久，日譯本也出現了，收在《社會文藝叢書》里；還聽說也曾開演于東京。三年前，我曾根據二譯本，翻了一幕，載《北斗》雜志中。靖華兄知道我在譯這部書，便寄給我一本很美麗的原本。我雖然不能讀原文，但對比之后，知道德譯本是很有刪節的，幾句幾行的不必說了，第四場上吉訶德吟了這許多工夫詩，也刪得毫無蹤影。這或者是因為開演，嫌它累墜的緣故罷。日文的也一樣，是出于德文本的。這么一來，就使我對于譯本懷疑起來，終于放下不譯了。

　　但編者竟另得了從原文直接譯出的完全的稿子，由第二場續登下去，那時我的高興，真是所謂“不可以言語形容”。可惜的是登到第四場，和《北斗》的停刊一同中止了。后來輾轉覓得未刊的譯稿，則連第一場也已經改譯，和我的舊譯頗不同，而且注解詳明，是一部極可信任的本子。藏在箱子里，已將一年，總沒有刊印的機會。現在有聯華書局給它出版，使中國又多一部好書，這是極可慶幸的。

　　原本有畢斯凱萊夫（Ｎ．Ｐｉｓｋａｒｅｖ）木刻的裝飾畫，也復制在這里了。劇中人物地方時代表，是據德文本增補的；但《堂吉訶德傳》第一部，出版于一六○四年，則那時當是十六世紀末，而表作十七世紀，也許是錯誤的罷，不過這也沒什么大關系。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上海。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