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洲國成立，把溥儀和關東軍間的聯絡付托于侍從武官石丸志都磨。因為此君太跋扈，鬧得雙方反多隔閡，于是要另選一人使通聲氣，最后著落在吉岡安直身上，給他一個名義，叫做“帝室御用掛”。吉岡和溥儀在天津時便很相熟，此刻又是關東軍的參謀，恰好相當。吉岡周旋宮廷和關東軍間，溥儀還能得他多少幫助，而在關東軍方面卻嫌他太過和平，幾次要把他趕掉，因為溥儀不表同意，于是從大同二年（一九三三）直到康德十二年（一九四五）為止。吉岡的官階，先是大佐，最后已升做中將。吉岡要在長春時，每天總有一次或多次入宮，和溥儀相見。溥儀接見外賓，吉岡照例以御用掛身分在旁陪侍。吉岡在勤民樓中有一個房間，供他住宿。吉岡并不會說中國話，和溥儀相見，常是筆談。吉岡會繪幾筆畫，把他的作品送給溥儀（據《日本手卷冊頁掛軸簿》載，吉岡安直先后進自己作品，共有五件），溥儀也給他攝影印出（據《像片玻璃版簿》載，吉岡安直畫照片共有三張）。吉岡在為溥杰婚事回日本時，曾有兩個信寫給溥儀，一件是出發日所寫：皇帝陛下：

　　安直暫時旅行不在，本早朝起床，特沐浴凈身，心對十方之神，奉祈陛下之御健康。七日出發之際安直十日一件是歸途中所寫：小官每朝于東京參拜神社，祈陛下之御安泰。不知道是否出于真誠（兩函原本，在《溥杰潤麒三格格信件》第十來中）。據說溥儀給蘇聯軍隊虜獲時，吉岡也是隨著去的。

　　吉岡在溥儀方面的權力，可從下面兩個侍從武官長的折奏，略得概念：

　　康德七年（一九四○）十一月十六日，臣張海鵬奏。為奏請事，竊查新任關東軍參謀長陸軍中將木村兵太郎著京，恭請欽派侍從武官，傳旨歡迎，業蒙裁可在案。頃據關東軍參謀吉岡安直面稱：此事查無前例，請勿庸出迎可也，等情。據此，理合具文奏請圣鑒。（溥儀批：“知道了。”）

　　康德九年（一九四二）十月一日臣吉興謹奏。為奏請事，竊據帝室御用掛吉岡安直少將通知：此次日本閑院宮春仁王殿下來滿，系偕妃殿下同來，恭請欽派侍從武官長吉興出迎宮殿下之時，對妃殿下同時致歡迎之意。所擬是否有當，理合奏請圣裁（溥儀批：“可”）。

　　而從下面一件溥亻間給溥佳的信中，也可見到吉岡對于滿洲宮廷的事情，怎樣仔細：

　　二弟惠鑒：久別為懷，前因大兄由京歸來，藉審動止安善為慰。敬懇者，因大兄此次晉京會見吉岡閣下，對于永濟、籌備兩庫租款使用方法，有所詢問。查該款每次動用，均由兄函請兩陵承辦事務處呈由宮內大臣奏請裁可，然后動支。其每次經過手續，均皆有案可查。茲檢同永籌兩庫收入支出表一份，函請吾弟分神飭人逐項將原案查出（如不能查全，兄處存案亦可隨時調閱），持向吉岡閣下詳細說明，俾釋懷念。至于有何指示，務希速復為感。專此，即請近安。兄溥亻間謹啟。九月一日（按信封郵印是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九月二日）

　　按收支表，從康德四年（一九三七）度到九年（一九四二）度，永濟、籌備兩庫租款收入每年計一萬三千元，用于東陵修繕后結存一萬四千二百零八元四角五分，為數可說很小，而就這樣還引起吉岡注意，其他也可推想而知了。

　　溥儀身邊還有一個日本顧問，叫做林出賢次郎。他是東亞同文書院出身，久在日本駐中國使館服務，中國話說得很好，真可說是一位中國通。他曾隨溥儀到日本，寫成一本《扈從訪日恭記》。他和溥儀感情不差，但是關東軍也嫌他太和平，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就曾不要他，植田謙吉便把他仍調到中國服務。

　　在宮中通常駐著四個日本憲兵，其中一人是曹長，約經半年一調。他們住在宮內府對過一所平房內，在勤民樓下也有一個辦公室。由溥儀發給錢米，附在宮內府食堂進膳。他們在宮中做些什么事，沒有可考，只在《傳差草記》第十八冊中見到下面一個故事：

　　康德五年（一九三八）二月十五日下午一時，叫東京二格格電話。由日本憲兵叫接樓上三四一三八（按，這是緝熙樓上西前間電話）。下午一時半，憲兵來電話：東京電話一次時間計七通話。我曾把這條記錄問過司房舊人，宮中接到市外的電話，是不是必須經過日本憲兵？他們答說并沒有這種約束。所以這樣做，一是表示沒有什么秘密，二是希望便可接通，減少麻煩。

　　日本駐滿大使（實在就是關東軍司令，因為兩職規定由一人擔任，同時還就是關東廳長官，三位一體）照例每月要有三次入宮，和溥儀見面。武藤信義時期，定為每月之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菱刈隆時期，改為每月之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在勤民樓上有一貴賓室，便是為這位大使特設。大使每次入宮，必先到貴賓室稍坐，然后和溥儀晤談。

　　關東軍參謀長照例每星期上午要向溥儀作御前進講，實在是報告世界大勢。

　　溥儀也到日本大使和關東軍司令那里，據毓崇康德七年（一九四○）日記載：

　　二月十一日上午十一點四十分，行幸大使館。下午三點三十分還蹕。

　　四月六日行幸大使館。午前十一點三十八分啟蹕。午后三點十二分還蹕。

　　六月二十日上午十一點三十分，臨幸大使館午宴。

　　七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八分啟蹕，臨幸關東軍司令官邸。下午二時二十分還蹕。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十一點二十八分啟蹕，臨幸關東軍司令官邸。四時五十八分還蹕。似乎往來也很頻繁。

　　溥儀本人對于日本人的感想怎樣，吾們還沒有什么資料可以說明。不過在溥儀親近的人，顯然表示不滿。溥佳日記里邊有下面幾段記錄：

　　康德七年（一九四○）七月十五日十時余，因有詔書渙發侍班，擦屁（股）紙一張，毫無所益。

　　七月十六日十時，由宮相恭讀詔書，即所謂立廟而發之者。又胡亂訓話之后，即禮成。十二時二十分侍班，見大屎并其幕僚等，后即開宴冷食。

　　十月十七日十時許，齊集候見室，消毒后，至同德殿門前侍候。此時狂風怒吼，塵砂蔽天。予等大有弱不禁風之勢，竟不能立穩。如此大風，亦殊罕見。十時半，上同大使至神寺致祭，上帽亦被風吹去。正當防疫（按，此是鼠疫）緊張時，如此惡天親行，真不知何所防也。奇怪至極（又眉批：“滿洲稱為嘗新祭，此所謂東施效顰者是也。所差強人意者，即放假是也。”）。

　　十月十一日十時四十五分進府，因日本二六○○年奉祝式，我國何敢后人，亦于興運門外由鹿次領導，向東方遙敗，并唱伴災及國革。未有準表，故冒場二三分，大大可噱。及解散，步行而歸。

　　第一條所說“大屎”原是把“大矢”諧大使。第四條所說“遙敗”便是遙拜，“國革”便是國歌（“伴災”也是兩個諧音字，但未明其真義）。蓋有心寫別字，以泄其憤慨。毓詹日記也有這種表示：

　　康德十二年（一九四五）四月三日本日放假，緣故見四月之頭一篇。按前頁“四月行事”載，三日為神武天皇節，蓋不屑明寫也。

　　五月二日到六時，又詔書渙發，今日十周也。

　　按康德二年（一九三五）四月中，溥儀訪日，回來后，于五月二日宣詔稱頌日本，以后每年此日定為紀念。毓詹在這里下一“又”字，也是皮里陽秋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