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天，在上海的日報上有一點可以算是關于文學的小小的辯論，就是為了一般的青年，應否去看《莊子》與《文選》以作文學上的修養之助。不過這類的辯論，照例是不會有結果的，往復幾回之后，有一面一定拉出“動機論”來，不是說反對者“別有用心”，便是“嘩眾取寵”；客氣一點，也就“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問題于是嗚呼哀哉了。但我因此又想到“選本”的勢力?？鬃泳烤箘h過《詩》沒有，我不能確說，但看它先“風”后“雅”而末“頌”，排得這么整齊，恐怕至少總也費過樂師的手腳，是中國現存的最古的詩選。由周至漢，社會情形太不同了，中間又受了《楚辭》的打擊，晉宋文人如二陸束皙陶潛之流，雖然也做四言詩以支持場面，其實都不過是每句省去一字的五言詩，“王者之跡熄而《詩》亡”了。不過選者總是層出不窮的，至今尚存，影響也最廣大者，我以為一部是《世說新語》，一部就是《文選》。

　　《世說新語》并沒有說明是選的，好像劉義慶或他的門客所搜集，但檢唐宋類書中所存裴啟《語林》的遺文，往往和《世說新語》相同，可見它也是一部鈔撮故書之作，正和《幽明錄》一樣。它的被清代學者所寶重，自然因為注中多有現今的逸書，但在一般讀者，卻還是為了本文，自唐迄今，擬作者不絕，甚至于自己兼加注解。袁宏道在野時要做官，做了官又大叫苦，便是中了這書的毒，誤明為晉的緣故。有些清朝人卻較為聰明，雖然辮發胡服，厚祿高官，他也一聲不響，只在倩人寫照的時候，在紙上改作斜領方巾，或芒鞋竹笠，聊過“世說”式癮罷了。

　　《文選》的影響卻更大。從曹憲至李善加五臣，音訓注釋書類之多，遠非擬《世說新語》可比。那些煩難字面，如草頭諸字，水旁山旁諸字，不斷的被摘進歷代的文章里面去，五四運動時雖受奚落，得“妖孽”之稱，現在卻又很有復辟的趨勢了。而《古文觀止》也一同漸漸的露了臉。

　　以《古文觀止》和《文選》并稱，初看好像是可笑的，但是，在文學上的影響，兩者卻一樣的不可輕視。凡選本，往往能比所選各家的全集或選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冊數不多，而包羅諸作，固然也是一種原因，但還在近則由選者的名位，遠則憑古人之威靈，讀者想從一個有名的選家，窺見許多有名作家的作品。所以自漢至梁的作家的文集，并殘本也僅存十余家，《昭明太子集》只剩一點輯本了，而《文選》卻在的。讀《古文辭類纂》者多，讀《惜抱軒全集》的卻少。凡是對于文術，自有主張的作家，他所賴以發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張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則，詩品，詩話，而在出選本。

　　選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見。博覽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見的為一集，一法也，如《文選》是。擇取一書，刪其不合于自己意見的為一新書，又一法也，如《唐人萬首絕句選》是。如此，則讀者雖讀古人書，卻得了選者之意，意見也就逐漸和選者接近，終于“就范”了。

　　讀者的讀選本，自以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筆的精華的，殊不知卻被選者縮小了眼界，即以《文選》為例罷，沒有嵇康《家誡》，使讀者只覺得他是一個憤世嫉俗，好像無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潛《閑情賦》，掩去了他也是一個既取民間《子夜歌》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選本既經選者所濾過，就總只能吃他所給與的糟或醨。況且有時還加以批評，提醒了他之以為然，而默殺了他之以為不然處。縱使選者非常胡涂，如《儒林外史》所寫的馬二先生，游西湖漫無準備，須問路人，吃點心又不知選擇，要每樣都買一點，由此可見其衡文之毫無把握罷，然而他是處州人，一定要吃“處片”，又可見雖是馬二先生，也自有其“處片”式的標準了。

　　評選的本子，影響于后來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還遠在名家的專集之上，我想，這許是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們也該留意的罷。

　　十一月二十四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