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學講

　　我是不大出來講演的；今天到此地來，不過因為說過了好幾次，來講一回也算了卻一件事。我所以不出來講演，一則沒有什么意見可講，二則剛才這位先生說過，在座的很多讀過我的書，我更不能講什么。書上的人大概比實物好一點，《紅樓夢》里面的人物，像賈寶玉林黛玉這些人物，都使我有異樣的同情；后來，考究一些當時的事實，到北京后，看看梅蘭芳姜妙香扮的賈寶玉林黛玉，覺得并不怎樣高明。

　　我沒有整篇的鴻論，也沒有高明的見解，只能講講我近來所想到的。我每每覺到文藝和政治時時在沖突之中，文藝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于現狀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維持現狀，自然和不安于現狀的文藝處在不同的方向。不過不滿意現狀的文藝，直到十九世紀以后才興起來，只有一段短短歷史。政治家最不喜歡人家反抗他的意見，最不喜歡人家要想，要開口。而從前的社會也的確沒有人想過什么，又沒有人開過口。且看動物中的猴子，它們自有它們的首領；首領要它們怎樣，它們就怎樣。在部落里，他們有一個酋長，他們跟著酋長走，酋長的吩咐，就是他們的標準。酋長要他們死，也只好去死。那時沒有什么文藝，即使有，也不過贊美上帝（還沒有后人所謂Ｇｏｄ那么玄妙）罷了！那里會有自由思想？后來，一個部落一個部落你吃我吞，漸漸擴大起來，所謂大國，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國，內部情形就復雜得多，夾著許多不同的思想，許多不同的問題。這時，文藝也起來了，和政治不斷地沖突；政治想維系現狀使它統一，文藝催促社會進化使它漸漸分離；文藝雖使社會分裂，但是社會這樣才進步起來。文藝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釘，那就不免被擠出去。外國許多文學家，在本國站不住腳，相率亡命到別個國度去；這個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殺掉，割掉他的頭；割掉頭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會開口，又不會想了。俄國許多文學家，受到這個結果，還有許多充軍到冰雪的西伯利亞去。

　　有一派講文藝的，主張離開人生，講些月呀花呀鳥呀的話（在中國又不同，有國粹的道德，連花呀月呀都不許講，當作別論），或者專講“夢”，專講些將來的社會，不要講得太近。這種文學家，他們都躲在象牙之塔里面；但是“象牙之塔”畢竟不能住得很長久的呀！象牙之塔總是要安放在人間，就免不掉還要受政治的壓迫。打起仗來，就不能不逃開去。北京有一班文人，頂看不起描寫社會的文學家，他們想，小說里面連車夫的生活都可以寫進去，豈不把小說應該寫才子佳人一首詩生愛情的定律都打破了嗎？現在呢，他們也不能做高尚的文學家了，還是要逃到南邊來；“象牙之塔”的窗子里，到底沒有一塊一塊面包遞進來的呀！

　　等到這些文學家也逃出來了，其他文學家早已死的死，逃的逃了。別的文學家，對于現狀早感到不滿意，又不能不反對，不能不開口，“反對”“開口”就是有他們的下場。我以為文藝大概由于現在生活的感受，親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藝中去。挪威有一文學家，他描寫肚子餓，寫了一本書，這是依他所經驗的寫的。對于人生的經驗，別的且不說，“肚子餓”這件事，要是歡喜，便可以試試看，只要兩天不吃飯，飯的香味便會是一個特別的誘惑；要是走過街上飯鋪子門口，更會覺得這個香味一陣陣沖到鼻子來。我們有錢的時候，用幾個錢不算什么；直到沒有錢，一個錢都有它的意味。那本描寫肚子餓的書里，它說起那人餓得久了，看見路人個個是仇人，即是穿一件單褂子的，在他眼里也見得那是驕傲。我記起我自己曾經寫過這樣一個人，他身邊什么都光了，時常抽開抽屜看看，看角上邊上可以找到什么；路上一處一處去找，看有什么可以找得到；這個情形，我自己是體驗過來的。

　　從生活窘迫過來的人，一到了有錢，容易變成兩種情形：一種是理想世界，替處同一境遇的人著想，便成為人道主義；一種是什么都是自己掙起來，從前的遭遇，使他覺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為個人主義。我們中國大概是變成個人主義者多。主張人道主義的，要想替窮人想想法子，改變改變現狀，在政治家眼里，倒還不如個人主義的好；所以人道主義者和政治家就有沖突。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講人道主義，反對戰爭，寫過三冊很厚的小說——那部《戰爭與和平》，他自己是個貴族，卻是經過戰場的生活，他感到戰爭是怎么一個慘痛。尤其是他一臨到長官的鐵板前（戰場上重要軍官都有鐵板擋住槍彈），更有刺心的痛楚。而他又眼見他的朋友們，很多在戰場上犧牲掉。戰爭的結果，也可以變成兩種態度：一種是英雄，他見別人死的死傷的傷，只有他健存，自己就覺得怎樣了不得，這么那么夸耀戰場上的威雄。一種是變成反對戰爭的，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打仗了。托爾斯泰便是后一種，主張用無抵抗主義來消滅戰爭。他這么主張，政府自然討厭他；反對戰爭，和俄皇的侵掠欲望沖突；主張無抵抗主義，叫兵士不替皇帝打仗，警察不替皇帝執法，審判官不替皇帝裁判，大家都不去捧皇帝；皇帝是全要人捧的，沒有人捧，還成什么皇帝，更和政治相沖突。這種文學家出來，對于社會現狀不滿意，這樣批評，那樣批評，弄得社會上個個都自己覺到，都不安起來，自然非殺頭不可。

　　但是，文藝家的話其實還是社會的話，他不過感覺靈敏，早感到早說出來（有時，他說得太早，連社會也反對他，也排軋他）。譬如我們學兵式體操，行舉槍禮，照規矩口令是“舉……槍”這般叫，一定要等“槍”字令下，才可以舉起。有些人卻是一聽到“舉”字便舉起來，叫口令的要罰他，說他做錯。文藝家在社會上正是這樣；他說得早一點，大家都討厭他。政治家認定文學家是社會擾亂的煽動者，心想殺掉他，社會就可平安。殊不知殺了文學家，社會還是要革命；俄國的文學家被殺掉的充軍的不在少數，革命的火焰不是到處燃著嗎？文學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會的同情，潦倒地過了一生，直到死后四五十年，才為社會所認識，大家大鬧起來。政治家因此更厭惡文學家，以為文學家早就種下大禍根；政治家想不準大家思想，而那野蠻時代早已過去了。在座諸位的見解，我雖然不知道；據我推測，一定和政治家是不相同；政治家既永遠怪文藝家破壞他們的統一，偏見如此，所以我從來不肯和政治家去說。

　　到了后來，社會終于變動了；文藝家先時講的話，漸漸大家都記起來了，大家都贊成他，恭維他是先知先覺。雖是他活的時候，怎樣受過社會的奚落。剛才我來講演，大家一陣子拍手，這拍手就見得我并不怎樣偉大；那拍手是很危險的東西，拍了手或者使我自以為偉大不再向前了，所以還是不拍手的好。上面我講過，文學家是感覺靈敏了一點，許多觀念，文學家早感到了，社會還沒有感到。譬如今天××先生穿了皮袍，我還只穿棉袍；××先生對于天寒的感覺比我靈。再過一月，也許我也感到非穿皮袍不可，在天氣上的感覺，相差到一個月，在思想上的感覺就得相差到三四十年。這個話，我這么講，也有許多文學家在反對。我在廣東，曾經批評一個革命文學家——現在的廣東，是非革命文學不能算做文學的，是非“打打打，殺殺殺，革革革，命命命”，不能算做革命文學的——我以為革命并不能和文學連在一塊兒，雖然文學中也有文學革命。但做文學的人總得閑定一點，正在革命中，那有功夫做文學。我們且想想：在生活困乏中，一面拉車，一面“之乎者也”，到底不大便當。古人雖有種田做詩的，那一定不是自己在種田；雇了幾個人替他種田，他才能吟他的詩；真要種田，就沒有功夫做詩。革命時候也是一樣；正在革命，那有功夫做詩？我有幾個學生，在打陳炯明時候，他們都在戰場；我讀了他們的來信，只見他們的字與詞一封一封生疏下去。俄國革命以后，拿了面包票排了隊一排一排去領面包；這時，國家既不管你什么文學家藝術家雕刻家；大家連想面包都來不及，那有功夫去想文學？等到有了文學，革命早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后，閑空了一點；有人恭維革命，有人頌揚革命，這已不是革命文學。他們恭維革命頌揚革命，就是頌揚有權力者，和革命有什么關系？

　　這時，也許有感覺靈敏的文學家，又感到現狀的不滿意，又要出來開口。從前文藝家的話，政治革命家原是贊同過；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從前所反對那些人用過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來，在文藝家仍不免于不滿意，又非被排軋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頭。割掉他的頭，前面我講過，那是頂好的法子*，——從十九世紀到現在，世界文藝的趨勢*蠖既绱恕十九世紀以后的文藝，和十八世紀以前的文藝大不相同。十八世紀的英國小說，它的目的就在供給太太小姐們的消遣，所講的都是愉快風趣的話。十九世紀的后半世紀，完全變成和人生問題發生密切關系。我們看了，總覺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可是我們還得氣也不透地看下去。這因為以前的文藝，好像寫別一個社會，我們只要鑒賞；現在的文藝，就在寫我們自己的社會，連我們自己也寫進去；在小說里可以發見社會，也可以發見我們自己；以前的文藝，如隔岸觀火，沒有什么切身關系；現在的文藝，連自己也燒在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覺到；一到自己感覺到，一定要參加到社會去！

　　十九世紀，可以說是一個革命的時代；所謂革命，那不安于現在，不滿意于現狀的都是。文藝催促舊的漸漸消滅的也是革命（舊的消滅，新的才能產生），而文學家的命運并不因自己參加過革命而有一樣改變，還是處處碰釘子。現在革命的勢力已經到了徐州，在徐州以北文學家原站不住腳；在徐州以南，文學家還是站不住腳，即共了產，文學家還是站不住腳。革命文學家和革命家竟可說完全兩件事。詆斥軍閥怎樣怎樣不合理，是革命文學家；打倒軍閥是革命家；孫傳芳所以趕走，是革命家用炮轟掉的，決不是革命文藝家做了幾句“孫傳芳呀，我們要趕掉你呀”的文章趕掉的。在革命的時候，文學家都在做一個夢，以為革命成功將有怎樣怎樣一個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現實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照他們這樣叫，啼，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向后也不成功，理想和現實不一致，這是注定的運命；正如你們從《吶喊》上看出的魯迅和講壇上的魯迅并不一致；或許大家以為我穿洋服頭發分開，我卻沒有穿洋服，頭發也這樣短短的。所以以革命文學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學，世間那有滿意現狀的革命文學？除了吃麻醉藥！蘇俄革命以前，有兩個文學家，葉遂寧和梭波里，他們都謳歌過革命，直到后來，他們還是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碑上，那時，蘇維埃是成立了！

　　不過，社會太寂寞了，有這樣的人，才覺得有趣些。人類是歡喜看看戲的，文學家自己來做戲給人家看，或是綁出去砍頭，或是在最近墻腳下槍斃，都可以熱鬧一下子。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圍著去看，他們自己雖然不愿意挨打，但看見人家挨打，倒覺得頗有趣的。文學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啦！

　　今天所講的，就是這么一點點，給它一個題目，叫做……《文藝與政治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