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通信2

未名先生：

　　多謝你的來信，使我們知道，知道我們的《莽原》原來是“談社會主義”的。

　　這也不獨武昌的教授為然，全國的教授都大同小異。一個已經(jīng)足夠了，何況是聚起來成了“會”。他們的根據(jù)，就在“教授”，這是明明白白的。我想他們的話在“會”里也一定不會錯。為什么呢？就因為他們是教授。我們的鄉(xiāng)下評定是非，常是這樣：“趙太爺說對的，還會錯么？他田地就有二百畝！”

　　至于《莽原》，說起來實在慚愧，正如武昌的Ｃ先生來信所說，不過“是些廢話和大部分的文藝作品”。我們倒也并不是看見社會主義四個字就嚇得兩眼朝天，口吐白沫，只是沒有研究過，所以也沒有談，自然更沒有用此來宣傳任何主義的意思。“為什么要辦刊物？一定是要宣傳什么主義。為什么要宣傳主義？一定是在得某國的錢”這一類的教授邏輯，在我們的心里還沒有。所以請你盡可放心看去，總不至于因此會使教授化為白癡，富翁變成乞丐的。——但保險單我可也不寫。

　　你的名字用得不錯，在現(xiàn)在的中國，這種“加害”的確要防的。北京大學(xué)的一個學(xué)生因為投稿用了真名，已經(jīng)被教授老爺謀害了。《現(xiàn)代評論》上有人發(fā)議論道，“假設(shè)我們把知識階級完全打倒后一百年，世界成個什么世界呢？”你看他多么“心上有杞天之慮”？

　　魯迅。六，九。

　　順便答復(fù)Ｃ先生：來信已到，也就將上面那些話作為回答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