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十九章    關(guān)于《關(guān)于紅笑》

　　今天收到四月十八日的《華北日報》，副刊上有鶴西先生的半篇《關(guān)于紅笑》的文章。《關(guān)于紅笑》，我是有些注意的，因為自己曾經(jīng)譯過幾頁，那豫告，就登在初版的《域外小說集》上，但后來沒有譯完，所以也沒有出版。不過也許是有些舊相識之故罷，至今有誰講到這本書，大抵總還喜歡看一看。可是看完這《關(guān)于紅笑》，卻令我大覺稀奇了，也不能不說幾句話。為要頭緒分明，先將原文轉(zhuǎn)載些在下面——“昨天到蹇君家去，看見第二十卷第一號的《小說月報》，上邊有梅川君譯的《紅笑》，這部書，因為我和駿祥也譯過，所以禁不住要翻開看看，并且還想來說幾句關(guān)于《紅笑》的話。

　　“自然，我不是要說梅川君不該譯《紅笑》，沒有這樣的理由也沒有這樣的權(quán)力。不過我對于梅川君的譯文有一點懷疑的地方，固然一個人原不該隨便地懷疑別個，但世上偏就是這點奇怪，盡有是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不過也許我底過慮是錯的，而且在梅川君看來也是意想不到的事，那么，這錯處就在我，而這篇文字也就只算辯明我自己沒有抄襲別人。現(xiàn)在我先講講事實的經(jīng)過。

　　“《紅笑》，是我和駿祥，在去年暑假中一個多星期內(nèi)趕完的，……趕完之后就給北新寄去。過了許久才接到小峰君十一月七日的信，說是因系兩人所譯，前后文不連貫，托石民君校閱，又說稿費在月底準可寄來。以后我一連寫了幾封信去催問，均未得到回信，……所以年假中就將底稿尋出，又改譯了一遍。文氣是重新順了一遍（特別是后半部），錯誤及不妥的地方一共改了幾十處，交岐山書局印行。稿子才交出不久，卻接到小峰二月十九日的信，錢是寄來了，雖然被抹去一點零頭，因為稿子并未退回，所以支票我也暫時存著，沒有退去，以后小峰君又來信說，原書，譯稿都可退還，叫我將支票交給袁家驊先生。我回信說已照辦，并請將稿子退了回來。但如今，書和稿子，始終還沒有見面！

　　“這初次的譯稿，我不敢一定說梅川君曾經(jīng)見過，雖然我想梅川君有見到的可能。自然梅川君不一定會用我們底譯文作藍本來翻譯，但是第一部的譯文，句法神情都很相似的這一點，不免使我有一點懷疑。因為原來我們底初譯是第一部比第二部流暢得多，同時梅川君的譯文也是第一部比第二部好些，而彼此神似的又就是這九個斷片。在未有更確切的證明時，我也不愿將抄襲這樣的字眼，加于別人底頭上，但我很希望對這點，梅川君能高興給一個答復(fù)。假如一切真是我想錯了呢，前邊已經(jīng)說過，這些話就作為我們就要出版的單行本并非抄襲的證明。”

　　文詞雖然極婉委曲折之致，但主旨卻很簡單的，就是：我們的將出版的譯本和你的已出版的譯本，很相類似，而我曾將譯稿寄給北新書局過，你有見到的可能，所以我疑心是你抄襲我們的，假如不然，那么“這些話就作為我們就要出版的單行本并非抄襲的證明”。

　　其實是，照原文的論法，則假如不然之后，就要成為“我們抄襲”你的了的，然而竟這么一來，化為神妙的“證明”了。但我并不想研究這些，僅要聲明幾句話，對于兩方面——北新書局，尤其是小說月報社——聲明幾句話，因為這篇譯稿，是由我送到小說月報社去的。

　　梅川君這部譯稿，也是去年暑假時候交給我的，要我介紹出售，但我很怕做中人，就壓下了。這樣壓著的稿件，現(xiàn)在還不少。直到十月，小說月報社擬出增刊，要我寄稿，我才記得起來，據(jù)日本二葉亭四迷的譯本改了二三十處，和我譯的《豎琴》一并送去了。另外有一部《紅笑》在北新書局吃苦，我是一點都不知道的。至于梅川，他在離上海七八百里的鄉(xiāng)下，那當然更不知道。

　　那么，他可有鶴西先生的譯稿一到北新，便立刻去看的“可能”呢？我想，是不“能”的，因為他和北新中人一個不認識，倘跑進北新編輯部去翻稿件，那罪狀是不止“抄襲”而已的。我卻是“可能”的，不過我從去年春天以后，一趟也沒有去過編輯部，這要請北新諸公諒察。

　　那么，為什么兩本的好處有些相像呢？我雖然沒有見過那一譯本，也不知所據(jù)的是誰的英譯，但想來，大約所據(jù)的是同一英譯，而第二部也比第一部容易譯，彼此三位的英文程度又相仿佛，所以去年是相像的，而鶴西先生們的譯本至今未出，英文程度也大有進步了，改了一回，于是好處就多起來了。

　　因為鶴西先生的譯本至今未出，所以也無從知道類似之度，究竟如何。倘僅有彼此神似之處，我以為那是因為同一原書的譯本，并不足異的，正不必如此神經(jīng)過敏，只因“疑心”，而竟想入非非，根據(jù)“世上偏就是這點奇怪，盡有是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的理由，而先發(fā)制人，誣別人為“抄襲”，而且還要被誣者“給一個答復(fù)”，這真是“世上偏就是這點奇怪”了。

　　但倘若很是相同呢？則只要證明了梅川并無看見鶴西先生們的譯稿的“可能”以后，即不用“世上偏就是這點奇怪”的論法，嫌疑也總要在后出這一本了。

　　北平的日報，我不寄去，梅川是決不會看見的。我就先說幾句，俟印出時一并寄去。大約這也就夠了，阿彌陀佛。四月二十日。

　　寫了上面這些話之后，又陸續(xù)看到《華北日報》副刊上《關(guān)于紅笑》的文章，其中舉了許多不通和誤譯之后，以這樣的一段作結(jié)：“此外或者還有些，但我想我們或許總要比梅川君錯得少點，而且也較為通順，好在是不是，我們底譯稿不久自可以證明。”那就是我先前的話都多說了。因為鶴西先生已在自己切實證明了他和梅川的兩本之不同。他的較好，而“抄襲”都成了“不通”和錯誤的較壞，豈非奇談？倘說是改掉的，那就是并非“抄襲”了。倘說鶴西譯本原也是這樣地“不通”和錯誤的，那不是許多刻薄話，都是“今日之我”在打“昨日之我”的嘴巴么？總之，一篇《關(guān)于紅笑》的大文，只證明了焦躁的自己廣告和參看先出譯本，加以修正，而反誣別人為“抄襲”的苦心。這種手段，是中國翻譯界的第一次。

　　四月二十四日，補記。

　　這一篇還未在《語絲》登出，就收到小說月報社的一封信，里面是剪下的《華北日報》副刊，就是那一篇鶴西先生的《關(guān)于紅笑》。據(jù)說是北平寄來，給編輯先生的。我想，這大約就是作者所玩的把戲。倘使真的，蓋未免惡辣一點；同一著作有幾種譯本，又何必如此惶惶上訴。但一面說別人不通，自己卻通，別人錯多，自己錯少。而一面又要證明別人抄襲自己之作，則未免惡辣得可憐可笑。然而在我，乃又頗嘆紹介譯作之難于今為甚也。為刷清和報答起見，我確信我也有將這篇送給《小說月報》編輯先生，要求再在本書上發(fā)表的義務(wù)和權(quán)利，于是乎亦寄之。

　　五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