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Ｑ正傳》序

　　這在我是很應該感謝，也是很覺得欣幸的事，就是：我的一篇短小的作品，仗著深通中國文學的王希禮（Ｂ．Ａ．Ｖａｓｓｉ－ｌｉｅｖ）先生的翻譯，竟得展開在俄國讀者的面前了。

　　我雖然已經試做，但終于自己還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夠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別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總仿佛覺得我們人人之間各有一道高墻，將各個分離，使大家的心無從相印。這就是我們古代的聰明人，即所謂圣賢，將人們分為十等，說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現在雖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卻依然存在，并且，變本加厲，連一個人的身體也有了等差，使手對于足也不免視為下等的異類。造化生人，已經非常巧妙，使一個人不會感到別人的肉體上的痛苦了，我們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卻又補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們不再會感到別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我們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種難到可怕的一塊一塊的文字；但我還并不十分怨恨，因為我覺得他們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許多人卻不能借此說話了，加以古訓所筑成的高墻，更使他們連想也不敢想?，F在我們所能聽到的不過是幾個圣人之徒的意見和道理，為了他們自己；至于百姓，卻就默默的生長，萎黃，枯死了，像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已經有四千年！

　　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因為，已經說過，我們究竟還是未經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也還是各不相通，并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懂自己的足。我雖然竭力想摸索人們的魂靈，但時時總自憾有些隔膜。在將來，圍在高墻里面的一切人眾，該會自己覺醒，走出，都來開口的罷，而現在還少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為在我的眼里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

　　我的小說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個青年批評家的譴責；后來，也有以為是病的，也有以為滑稽的，也有以為諷刺的；或者還以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著可怕的冰塊。然而我又想，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讀者而不同，那么，這一篇在毫無“我們的傳統思想”的俄國讀者的眼中，也許又會照見別樣的情景的罷，這實在是使我覺得很有意味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于北京。魯迅。

　　著者自敘傳略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聽人說，在我幼小時候，家里還有四五十畝水田，并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么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我于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漸至于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為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衰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

　　其時我是十八歲，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了，分在機關科。大約過了半年我又走出，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畢業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但待到在東京的豫備學校畢業，我已經決意要學醫了，原因之一是因為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于日本的維新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進了仙臺（Ｓｅｎｄａｉ）醫學專門學校，學了兩年。這時正值俄日戰爭，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文藝。我便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畫，但都陸續失敗了。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終于，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時我是二十九歲。

　　我一回國，就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范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沒有地方可去，想在一個書店去做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但革命也就發生，紹興光復后，我做了師范學校的校長。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招我去做部員，移入北京，一直到現在。近幾年，我還兼做北京大學，師范大學，女子師范大學的國文系講師。

　　我在留學時候，只在雜志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才用“魯迅”的筆名（Ｐｅｎｎａｍｅ）；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論。現在匯印成書的只有一本短篇小說集《吶喊》，其余還散在幾種雜志上。別的，除翻譯不計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國小說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