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天收到兩篇文章，是答陳百年先生的《一夫多妻的新護符》的，據說，《現代評論》不給登他們的答辯，又無處可投，所以寄到我這里來了，請為介紹到可登的地方去。誠然，《婦女雜志》上再不見這一類文章了，想起來毛骨悚然，悚然于階級很不同的兩類人，在中國竟會聯成一氣。但我能向那里介紹呢，飯碗是誰都有些保重的。況且，看《現代評論》的豫告，已經登在二十二期上了，我便決意將這兩篇沒收。

　　但待到看見印成的《現代評論》的時候，我卻又決計將它登出來，因為比那掛在那邊的尾巴上的一點詳得多，但是委屈得很，只能在這無聊的《莽原》上。我于他們三位都是熟識之至，又毫沒有研究過什么性倫理性心理之類，所以不敢來說外行話。可是我總以為章周兩先生在中國將這些議論發得太早，——雖然外國已經說舊了，但外國是外國。可是我總覺得陳先生滿口“流弊流弊”，是論利害，不像論是非，莫明其妙。

　　但陳先生文章的末段，讀來卻痛快——“……至于法律和道德相比，道德不妨比法律嚴些，法律所不禁止的，道德盡可加以禁止。例如拍馬吹牛，似乎不是法律所禁止的……然則我們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許拍馬屁，認為無損人格么？”

　　這我敢回答：是不能容許的。然而接著又起了一個類似的問題：例如女人被**，在法律上似乎不至于處死刑，然則我們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許被**，認為無須自殺么？章先生的駁文似乎激昂些，因為他覺得陳先生的文章發表以后，攻擊者便源源而來，就疑心到“教授”的頭銜上去。那么，繼起者就有“拍馬屁”的嫌疑了，我想未必。但教授和學者的話比起一個小編輯來容易得社會信任，卻也許是實情，因此從論敵看來，這些名稱也就有了流弊了，真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

　　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