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周報》二五一期里，西諦先生談起《吶喊》，尤其是《阿Q正傳》。這不覺引動我記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借此來說一說，一則也算是做文章，投了稿；二則還可以給要看的人去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諦先生的原文——

　　“這篇東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無因的。但也有幾點值得商榷的，如最后‘大團圓’的一幕，我在《晨報》上初讀此作之時，即不以為然，至今也還不以為然，似乎作者對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寫了，便如此隨意的給他以一個‘大團圓’。像阿Q那樣的一個人，終于要做起革命黨來，終于受到那樣大團圓的結局，似乎連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寫作時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兩個。”

　　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黨，即使真做了革命黨，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兩個，現在姑且勿論。單是這篇東西的成因，說起來就要很費功夫了。我常常說，我的文章不是涌出來的，是擠出來的。聽的人往往誤解為謙遜，其實是真情。我沒有什么話要說，也沒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種自害的脾氣，是有時不免吶喊幾聲，想給人們去添點熱鬧。譬如一匹疲牛罷，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廢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張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轉磨，也可以的；趙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廣告道：敝店備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養牛乳。我雖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沒有乳，然而想到他們為張羅生意起見，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藥，也就不說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還要自己覓草吃，要喘氣的工夫；要專指我為某家的牛，將我關在他的牛牢內，也不行的，我有時也許還要給別家挨幾轉磨。如果連肉都要出賣，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無須細說。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從深刻變為淺薄，從戰士化為畜生，嚇我以康有為，比我以梁啟超，也都滿不在乎，還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決不出來再上當，因為我于“世故”實在是太深了。

　　近幾年《吶喊》有這許多人看，當初是萬料不到的，而且連料也沒有料。不過是依了相識者的希望，要我寫一點東西就寫一點東西。也不很忙，因為不很有人知道魯迅就是我。

　　我所用的筆名也不只一個：LS，神飛，唐俟，某生者，雪之，風聲；更以前還有：自樹，索士，令飛，迅行。魯迅就是承迅行而來的，因為那時的《新青年》編輯者不愿意有別號一般的署名。

　　現在是有人以為我想做什么狗首領了，真可憐，偵察了百來回，竟還不明白。我就從不曾插了魯迅的旗去訪過一次人；“魯迅即周樹人”，是別人查出來的。這些人有四類：一類是為要研究小說，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類單是好奇；

　　一類是因為我也做短評，所以特地揭出來，想我受點禍；一類是以為于他有用處，想要鉆進來。

　　那時我住在西城邊，知道魯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們罷；孫伏園也是一個。他正在晨報館編副刊。不知是誰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欄稱為“開心話”的了，每周一次。他就來要我寫一點東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確已有了好幾年，但我一向毫無寫他出來的意思。經這一提，忽然想起來了，晚上便寫了一點，就是第一章：序。因為要切“開心話”這題目，就胡亂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實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稱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誰料這署名又闖了禍了，但我卻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現代評論》上看見涵廬（即高一涵）的《閑話》才知道的。那大略是——

　　“……我記得當《阿Q正傳》一段一段陸續發表的時候，有許多人都栗栗危懼，恐怕以后要罵到他的頭上。并且有一位朋友，當我面說，昨日《阿Q正傳》上某一段仿佛就是罵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傳》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為只有某人知道他這一段私事。……從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傳》中所罵的，都以為就是他的陰私；凡是與登載《阿Q正傳》的報紙有關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認為《阿Q正傳》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聽出來《阿Q正傳》的作者名姓的時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識，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聲明說不是罵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我對于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許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誰，“巴人”兩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罷。直到這一篇收在《吶喊》里，也還有人問我：你實在是在罵誰和誰呢？我只能悲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臨頭了，每七天必須做一篇。我那時雖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這屋子只有一個后窗，連好好的寫字地方也沒有，那里能夠靜坐一會，想一下。伏園雖然還沒有現在這樣胖，但已經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來一回，一有機會，就是：

　　“先生《阿Q正傳》……。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著“俗語說：‘討飯怕狗咬，秀才怕歲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為難……。”然而終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漸漸認真起來了；伏園也覺得不很“開心”，所以從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藝”欄里。

　　這樣地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發生阿Q可要做革命黨的問題了。據我的意思，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我的阿Q的運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兩個。民國元年已經過去，無可追蹤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我也很愿意如人們所說，我只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并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實這也不算辱沒了革命黨，阿Q究竟已經用竹筷盤上他的辮子了；此后十五年，長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為一個中國的“綏惠略夫”了么？

　　《阿Q正傳》大約做了兩個月，我實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經記不大清楚，似乎伏園不贊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會來抗議，所以將“大團圓”藏在心里，而阿Q卻已經漸漸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園倘在，也許會壓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幾星期的罷。但是“會逢其適”，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于阿Q素無愛憎，我便將“大團圓”送去，他便登出來。待到伏園回京，阿Q已經**了一個多月了。縱令伏園怎樣善于催稿，如何笑嬉嬉，也無法再說“先生，《阿Q正傳》……。”從此我總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干別的去。另干了別的什么，現在也已經記不清，但大概還是這一類的事。

　　其實“大團圓”倒不是“隨意”給他的；至于初寫時可曾料到，那倒確乎也是一個疑問。我仿佛記得：沒有料到。不過這也無法，誰能開首就料到人們的“大團圓”？不但對于阿Q，連我自己將來的“大團圓”，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樣。終于是“學者”，或“教授”乎？還是“學匪”或“學棍”呢？

　　“官僚”乎，還是“刀筆吏”呢？“思想界之權威”乎，抑“思想界先驅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藝術家”？

　　“戰士”？抑又是見客不怕麻煩的特別“亞拉籍夫”乎？乎？乎？

　　乎？乎？

　　但阿Q自然還可以有各種別樣的結果，不過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

　　先前，我覺得我很有寫得“太過”的地方，近來卻不這樣想了。中國現在的事，即使如實描寫，在別國的人們，或將來的好中國的人們看來，也都會覺得grotesk。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為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類的事實，卻往往更奇怪。在這事實發生以前，以我的淺見寡識，是萬萬想不到的。

　　大約一個多月以前，這里槍斃一個強盜，兩個穿短衣的人各拿**，一共打了七槍。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還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打得這么多。當時我便對我的一群少年同學們發感慨，說：這是民國初年初用槍斃的時候的情形；現在隔了十多年，應該進步些，無須給死者這么多的苦痛。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場，刑吏就從后腦一槍，結果了性命，本人還來不及知道已經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之區”，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好得遠。

　　但是前幾天看見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世界日報》，又知道我的話并不的確了，那第六版上有一條新聞，題目是《杜小拴子刀鍘而死》，共分五節，現在撮錄一節在下面——

　　杜小拴子刀鍘余人槍斃先時，衛戍司令部因為從了毅軍各兵士的請求，決定用“梟首刑”，所以杜等不曾到場以前，刑場已預備好了鍘草大刀一把了。刀是長形的，下邊是木底，中縫有厚大而銳利的刀一把，刀下頭有一孔，橫嵌木上，可以上下的活動，杜等四人入刑場之后，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車，就叫他們臉沖北，對著已備好的刑桌前站著。……杜并沒有跪，有外右五區的某巡官去問杜：要人把著不要？杜就笑而不答，后來就自己跑到刀前，自己睡在刀上，仰面受刑，先時行刑兵已將刀抬起，杜枕到適宜的地方后，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鍘，杜的身首，就不在一處了。當時血出極多。

　　在旁邊跪等槍決的宋振山等三人，也各偷眼去看，中有趙振一名，身上還發起顫來。后由某排長拿手槍站在宋等的后面，先斃宋振山，后斃李有三趙振，每人都是一槍斃命。……先時，被害程步墀的兩個兒子忠智忠信，都在場觀看，放聲大哭，到各人執刑之后，去大喊：爸！媽呀！你的仇已報了！我們怎么辦哪？聽的人都非常難過，后來由家族引導著回家去了。

　　假如有一個天才，真感著時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發表出記敘這樣情景的小說來，我想，許多讀者一定以為是說著包龍圖爺爺時代的事，在西歷十一世紀，和我們相差將有九百年。

　　這真是怎么好……。

　　至于《阿Q正傳》的譯本，我只看見過兩種。法文的登在八月分的《歐羅巴》上，還止三分之一，是有刪節的。英文的似乎譯得很懇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說什么。只是偶然看見還有可以商榷的兩處：一是“三百大錢九二串”當譯為“三百大錢，以九十二文作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黨”不如譯音，因為原是“自由黨”，鄉下人不能懂，便訛成他們能懂的“柿油黨”了。

　　十二月三日，在廈門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