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七日晴。

　　每日的陰晴，實在寫得自己也有些不耐煩了，從此想不寫。好在北京的天氣，大概總是晴的時候多；如果是梅雨期內，那就上午晴，午后陰，下午大雨一陣，聽到泥墻倒塌聲。

　　不寫也罷，又好在我這日記，將來決不會有氣象學家拿去做參考資料的。

　　上午訪素園，談談閑天，他說俄國有名的文學者畢力涅克（BorisPiliniak）上月已經到過北京，現在是走了。

　　我單知道他曾到日本，卻不知道他也到中國來。

　　這兩年中，就我所聽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學家來到中國的有四個。第一個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爾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榻胡涂，終于莫名其妙而去；

　　后來病倒在意大利，還電召震旦“詩哲”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后事如何”。現在聽說又有人要將甘地扛到中國來了，這堅苦卓絕的偉人，只在印度能生，在英國治下的印度能活的偉人，又要在震旦印下他偉大的足跡。但當他精光的腳還未踏著華土時，恐怕烏云已在出岫了。

　　其次是西班牙的伊本納茲，中國倒也早有人紹介過；但他當歐戰時，是高唱人類愛和世界主義的，從今年全國教育聯合會的議案看來，他實在很不適宜于中國，當然誰也不理他，因為我們的教育家要提倡民族主義了。

　　還有兩個都是俄國人。一個是斯吉泰烈支（Skitalez），一個就是畢力涅克。兩個都是假名字。斯吉泰烈支是流亡在外的。畢力涅克卻是蘇聯的作家，但據他自傳，從革命的第一年起，就為著買面包粉忙了一年多。以后，便做小說，還吸過魚油，這種生活，在中國大概便是整日叫窮的文學家也未必夢想到。

　　他的名字，任國楨君輯譯的《蘇俄的文藝論戰》里是出現過的，作品的譯本卻一點也沒有。日本有一本《伊凡和馬理》（《IvanandMaria》），格式很特別，單是這一點，在中國的眼睛——中庸的眼睛——里就看不慣。文法有些歐化，有些人尚且如同眼睛里著了玻璃粉，何況體式更奇于歐化。悄悄地自來自去，實在要算是造化的。

　　還有，在中國，姓名僅僅一見于《蘇俄的文藝論戰》里的里培進司基（U．Libedinsky），日本卻也有他的小說譯出了，名曰《一周間》。他們的介紹之速而且多實在可駭。我們的武人以他們的武人為祖師，我們的文人卻毫不學他們文人的榜樣，這就可預卜中國將來一定比日本太平。

　　但據《伊凡和馬理》的譯者尾瀨敬止氏說，則作者的意思，是以為“頻果的花，在舊院落中也開放，大地存在間，總是開放”的。那么，他還是不免于念舊。然而他眼見，身歷了革命了，知道這里面有破壞，有流血，有矛盾，但也并非無創造，所以他決沒有絕望之心。這正是革命時代的活著的人的心。詩人勃洛克（AlexanderBlock）也如此。他們自然是蘇聯的詩人，但若用了純馬克斯流的眼光來批評，當然也還是很有可議的處所。不過我覺得托羅茲基（Trotsky）的文藝批評，倒還不至于如此森嚴。

　　可惜我還沒有看過他們最新的作者的作品《一周間》。

　　革命時代總要有許多文藝家萎黃，有許多文藝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沖進去，乃仍被吞沒，或者受傷。被吞沒的消滅了；受傷的生活著，開拓著自己的生活，唱著苦痛和愉悅之歌。待到這些逝去了，于是現出一個較新的新時代，產出更新的文藝來。

　　中國自民元革命以來，所謂文藝家，沒有萎黃的，也沒有受傷的，自然更沒有消滅，也沒有苦痛和愉悅之歌。這就是因為沒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為沒有革命。

　　七月八日上午，往伊東醫士寓去補牙，等在客廳里，有些無聊。四壁只掛著一幅織出的畫和兩副對，一副是江朝宗的，一副是王芝祥的。署名之下，各有兩顆印，一顆是姓名，一顆是頭銜；江的是“迪威將軍”，王的是“佛門弟子”。

　　午后，密斯高來，適值毫無點心，只得將寶藏著的搽嘴角生瘡有效的柿霜糖裝在碟子里拿出去。我時常有點心，有客來便請他吃點心；最初是“密斯”和“密斯得”一視同仁，但密斯得有時委實利害，往往吃得很徹底，一個不留，我自己倒反有“向隅”之感。如果想吃，又須出去買來。于是很有戒心了，只得改變方針，有萬不得已時，則以落花生代之。

　　這一著很有效，總是吃得不多，既然吃不多，我便開始敦勸了，有時竟勸得怕吃落花生如織芳之流，至于因此逡巡逃走。

　　從去年夏天發明了這一種花生政策以后，至今還在繼續厲行。

　　但密斯們卻不在此限，她們的胃似乎比他們要小五分之四，或者消化力要弱到十分之八，很小的一個點心，也大抵要留下一半，倘是一片糖，就剩下一角。拿出來陳列片時，吃去一點，于我的損失是極微的，“何必改作”？

　　密斯高是很少來的客人，有點難于執行花生政策。恰巧又沒有別的點心，只好獻出柿霜糖去了。這是遠道攜來的名糖，當然可以見得鄭重。

　　我想，這糖不大普通，應該先說明來源和功用。但是，密斯高卻已經一目了然了。她說：這是出在河南汜水縣的；用柿霜做成。顏色最好是深黃；倘是淡黃，那便不是純柿霜。這很涼，如果嘴角這些地方生瘡的時候，便含著，使它漸漸從嘴角流出，瘡就好了。

　　她比我耳食所得的知道得更清楚，我只好不作聲，而且這時才記起她是河南人。請河南人吃幾片柿霜糖，正如請我喝一小杯黃酒一樣，真可謂“其愚不可及也”。

　　茭白的心里有黑點的，我們那里稱為灰茭，雖是鄉下人也不愿意吃，北京卻用在大酒席上。卷心白菜在北京論斤論車地賣，一到南邊，便根上系著繩，倒掛在水果鋪子的門前了，買時論兩，或者半株，用處是放在闊氣的火鍋中，或者給魚翅墊底。但假如有誰在北京特地請我吃灰茭，或北京人到南邊時請他吃煮白菜，則即使不至于稱為“笨伯”，也未免有些乖張罷。

　　但密斯高居然吃了一片，也許是聊以敷衍主人的面子的。

　　到晚上我空口坐著，想：這應該請河南以外的別省人吃的，一面想，一面吃，不料這樣就吃完了。

　　凡物總是以希為貴。假如在歐美留學，畢業論文最好是講李太白，楊朱，張三；研究蕭伯訥，威爾士就不大妥當，何況但丁之類。《但丁傳》的作者跋忒萊爾（A．J．Butler）就說關于但丁的文獻實在看不完。待到回了中國，可就可以講講蕭伯訥，威爾士，甚而至于莎士比亞了。何年何月自己曾在曼殊斐兒墓前痛哭，何月何日何時曾在何處和法蘭斯點頭，他還拍著自己的肩頭說道：你將來要有些像我的，至于“四書”“五經”之類，在本地似乎究以少談為是。

　　雖然夾些“流言”在內，也未必便于“學理和事實”有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