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編定《熱風》時，還有紳士們所謂“存心忠厚”之意，很刪削了好幾篇。但有一篇，卻原想編進去的，因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從缺。現在居然尋出來了；待《熱風》再版時，添上這篇，登一個廣告，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讀者們再買一本，于我倒不無裨益。但是，算了罷，這實在不很有趣。

　　不如再登一次，將來收入雜感第三集，也就算作補遺罷。

　　這是關于章士釗先生的——

　　“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章行嚴先生在上海批評他之所謂“新文化”說，“二桃殺三士”怎樣好，“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便怎樣壞，而歸結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殺三士”并非僻典，舊文化書中常見的。但既然是“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我們便看看《晏子春秋》罷。

　　《晏子春秋》現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這古典就在該石印本的卷二之內。大意是“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于是晏老先生以為無禮，和景公說，要除去他們了。那方法是請景公使人送他們兩個桃子，說道，“你三位就照著功勞吃桃罷。”呵，這可就鬧起來了：

　　“公孫接仰天而嘆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眾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而再搏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

　　“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

　　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

　　鈔書太討厭。總而言之，后來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殺了；古冶子不愿獨生，也自殺了：于是乎就成了“二桃殺三士”。

　　我們雖然不知道這三士于舊文化有無心得，但既然書上說是“以勇力聞”，便不能說他們是“讀書人”。倘使《梁父吟》說是“二桃殺三勇士”，自然更可了然，可惜那是五言詩，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殺三士”，于是也就害了章行嚴先生解作“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

　　舊文化也實在太難解，古典也誠然太難記，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到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乎”！

　　去年，因為“每下愈況”問題，我曾經很受了些自以為公平的青年的教訓，說是因為他革去了我的“簽事”，我便那么奚落他。現在我在此只得特別聲明：這還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報副刊》上的。那時的《晨報副刊》，編輯尚不是陪過泰戈爾先生的“詩哲”，也還未負有逼死別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間或也登一點我似的俗人的文章；而我那時和這位后來稱為“孤桐先生”的，也毫無“睚眥之怨”。

　　那“動機”，大概不過是想給白話的流行幫點忙。

　　在這樣“禍從口出”之秋，給自己也辯護得周到一點罷。

　　或者將曰，且夫這次來補遺，卻有“打落水狗”之嫌，“動機”就很“不純潔”了。然而我以為也并不。自然，和不多時以前，士釗秘長運籌帷幄，假公濟私，謀殺學生，通緝異己之際，“正人君子”時而相幫譏笑著被緝諸人的逃亡，時而“孤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熱剌剌地的時候一比較，目下誠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據我看來，他其實并未落水，不過“安住”在租界里而已：北京依舊是他所豢養過的東西在張牙舞爪，他所勾結著的報館在顛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興風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在“桃子”上給一下小打擊，豈遂可與“打落水狗”同日而語哉？！

　　但不知怎的，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辯起來了，以為這不過是小事。這是真的，不過是小事。

　　弄錯一點，又何傷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齊國，于中國也無損。農民誰懂得《梁父吟》呢，農業也仍然可以救國的。但我以為攻擊白話的豪舉，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將白話來代文言，即使有點不妥，反正也不過是小事情。

　　我雖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門下鉆，沒有看見滿桌滿床滿地的什么德文書的榮幸，但偶然見到他所發表的“文言”，知道他于法律的不可恃，道德習慣的并非一成不變，文字語言的必有變遷，其實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說出來的，便成為改革者；懂得而不說，反要利用以欺瞞別人的，便成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他的保護文言，內骨子也不過是這樣。

　　如果我的檢驗是確的，那么，“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閑話》所謂“有些志士”的通病，為“老婆子女”所累了，此后似乎應該另買幾本德文書，來講究“節育”。

　　五月二十四日。